電影《紅頭船》：繼承紅頭船文化，弘揚紅頭船精神

紅頭船精神是歷史上的紅頭船商人在長期海上商業貿易活動中創造的，豐富而有特色的紅頭船文化哺育、滋養出來的，以冒險拼搏、同舟共濟、誠實守信為主要內涵的一種潮人精神。汕頭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紅頭船行駛于海上絲綢之路；紅頭船文化是汕頭“海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紅頭船精神汕頭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產物。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一條具有完全意義的商路。它形成于秦漢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轉變于明清時期，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線。海上絲綢之路自中國沿海地區出發，東達日本、朝鮮，向西繞過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半島，經印度東海岸，越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灣或紅海與地中海的伊斯蘭世界、非洲東海岸，遠及歐洲等地。因在隋唐時期輸出的大宗貨物是絲綢，故稱“海上絲綢之路”；到宋元時期，瓷器漸漸成為主要出口貨物，又稱“海上陶瓷之路”；由于輸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故又有“海上香料之路”之稱。

紅頭船精神就是紅頭船商人在長期海上商業貿易活動中創造的，豐富而有特色的紅頭船文化哺育、滋養出來的，以冒險拼搏、同舟共濟、誠實守信為主要內涵的一種潮人精神。紅頭船精神是紅頭船文化哺育、滋養的，紅頭船海洋是紅頭船精神誕生的文化大搖籃，紅頭船港口是紅頭船精神產生的文化大平臺，紅頭船商貿是紅頭船精神形成的文化大舞臺，華僑文化是紅頭船精神的重要載體，紅頭船商人是紅頭船精神的締造者。

一言蔽之，紅頭船精神是紅頭船時代（主要是清朝雍正、乾隆時期）的歷史產物。紅頭船文化是汕頭“海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所論及的汕頭是指現今管轄六區一縣的汕頭）。紅頭船海洋、紅頭船港口、紅頭船商貿，都是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紅頭船時代是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因而，紅頭船精神是汕頭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產物。

潮起潮落：冒險拼搏的紅頭船精神

從高山走向大海，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突出的基本軌跡，也是一條明顯的歷史發展規律。潮汕人也十分自然地遵循這一發展規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汕頭有著悠久的海洋傳統，自古以來，汕頭人首先把眼光投向海洋，打“海”的主意。在汕頭人心里，海意味著生存，象征著發展，是財富之路。擁有大海的潮汕人，與潮起潮落的海水一樣，永不停息地沖向大海，向大海索取生活資料，與大海結下不解情緣，與海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生于大海，長于大海，乃至死于大海的潮汕人，“耕三漁七”，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族群。”[2]他們有著濃厚的大海情感，有著濃烈的大海情結，有著強烈的海洋意識。汕頭人早就踏上海上絲綢之路，汕頭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冒險拼搏是紅頭船精神的文化內涵之一，冒險拼搏精神就產生于海上絲綢之路。

紅頭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滿艱巨性、險惡性。一方面，紅頭船商人深受海寇海盜威脅的危險。康熙年間，潮汕海寇活動猖獗，每年“三四月東南風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嶼、料羅、烏紗而上，山烽火，流江而入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卷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粵，劫獲金錢貨物多者，各回家營運卒歲，謂之散斗；劫少無所利者，則泛舟順流避風于高州、海南等處。

來歲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澳入閩”。商船一旦遭遇海盜，海盜則“截流以劫之，稍近則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敵，又船載重貨，難以自脫，聞聲落帆，惟恐稍遲，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綑扎或收其財物”。盡管商人或可能茍全性命，但巨額財貨即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漂流于汪洋大海之中。延至整個清代，海寇威脅仍然不絕，以致紅頭船商人遠航時往往攜帶刀矛等兵器前行。

南澳島海面有三個小島，為盜寇出沒之地，“稱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寄之所；內自黃崗、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島澳以偷泊，故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海寇海盜以破產農民為主，他們三五成群，潛至港口，窺伺小艇，潛伏于萬里汪洋之中，出沒行劫。

另一方面，紅頭船商人受到大海狂風巨浪威脅的危險。對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紅頭船商人來說，大海的狂風巨飆與兇波詭浪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威脅，“出沒巨浸，與風濤爭頃刻之生”。且不說遠航日本及東南亞，即使近海航行，紅頭船商人也歷經艱險，隨時有葬身魚腹的危險，不少紅頭船商人在海難中船破人亡。清代的澄海紅頭船巨商黃俊德就是在由蘇州返潮汕的航行中，遇海難身亡。

因此，紅頭船商人的海販貿易充滿冒險性。紅頭船商人以海船為商業貿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資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余尺；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尺”，可容納數百上千人，載重3至4千擔，其建造投資，少則數百成千兩白銀，多則上萬兩白銀。但商船一旦遇上海難，其巨額商船投資即刻化為烏有。巨大海販貿易風險投資還表現在巨大的海販商品規模上，一艘商船所載的貨物價值往往高達數萬兩白銀之多，商船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航行于波濤險惡與海盜出沒的海洋之中，其風險足以使人驚魂動魄，但長期冒險于海上的紅頭船商人卻能安之若素，“冒險射利，視海如陸”。

同時，紅頭船商人隨季候風遷徙航行，必須在季候風來臨之前完成商品交易，在市場不利的條件下也往往不惜血本拋售，具有相當大的貿易風險。但海販業的巨額冒險利潤，又促使紅頭船商人奮不顧身，養成在商業經營中的冒險精神。紅頭船商人挺而走險，或傾其家產獨資造船，或集資造船，甚至遠赴暹羅造船，特別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獨自擁有一艘或數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額海販冒險商業利潤。他們的巨大財富依靠冒險而來，以生命為代價來博得財富，敢于揮斥巨金作更大的商業冒險。

紅頭船商人以追逐巨額商業利潤為目標，其商業活動表現出貿遷不定的特點。由于其商業活動的冒險性，外出服賈并不攜家帶口，往往獨身行走于江河湖海之中。他們不安于銖兩必較的坐商生活，而甘愿冒險以博百倍十倍之利。紅頭船商人又“逐海洋之利，往來乍浦蘇松如履平地”，重新拓展與東南亞貿易，活躍于潮汕—臺廈—蘇州(或天津)—海南島—東南亞商業貿易圈內。

紅頭船商人堅信“小小生意能發家”，敢于冒險，信奉“銅錢出苦坑”。正是這種發財致富的強烈愿望以及堅忍不拔的意志，紅頭船商人才能以“巨艦高桅，揚帆掛席”的姿態，劈波斬浪，穿越重洋，賺取利潤。《澄海縣志》記載說：“農工商賈皆藉船為業……其舶艚遠馳會省、高、惠，逐魚、谷、鹽、鐵之利，雖盜賊風波不顧。”而這正是饒宗頤先生所強調的“拓殖成就”的紅頭船精神。海洋環境的磨煉，造就了他們以變求生，冒險搏命，艱難創業，不怕競爭”的文化性格。

行船三分命：同舟共濟的紅頭船精神

紅頭船商人、紅頭船精神以紅頭船命名，充分體現了紅頭船的地位重要性。可以說，無紅頭船，就無紅頭船商人，就無紅頭船文化，就無紅頭船精神。“行船三分命。”面對危險的海上作業，人們需要精誠團結，離不開努力協作。同舟共濟是紅頭船精神的文化內涵之一，同舟共濟精神就產生于海上絲綢之路。

紅頭船因海而建造，紅頭船涉海渡洋；紅頭船商人上北海，下南洋，通商行貿，拼搏于海上絲綢之路。盡管他們在陸地上有時也不乏“窩里斗”，但一到了海上，則“一浪泯恩仇”，相互幫助，同舟共濟。因為在浩瀚的大海上，再大的漁船躺在波濤中，也不過是一片樹葉而已，災難時刻威脅著紅頭船商人。在危難中最親的，不是遠在大陸上的親人，而是有緣相遇的最近的船只，就是那熟悉而親情的紅頭船。在海上遇到困難，看到紅頭船，他們就知道是鄉親，可以靠前去求助，絕無置之不理之事，否則該船會為所有人唾棄而不齒，他也就失去了在海上生活的資格。倘若遇上海盜，紅頭船商人們也會自動靠攏，互相掩護，共同對敵。

久而久之，紅頭船商人自己也武裝起來保護自身利益。尤其在明清時期，昏庸的封建統治者不僅不能保護紅頭船商人的海上安全，反而常常下令封海，這等于斷了的生路。勇敢的紅頭船商人聯合起來，占據海島，實行武裝割據。從南洋到南中國海，都活躍著以紅頭船商人為主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他們不僅以收取保護費的形式保護漁船的安全，還在各個港口設立一些接待設施。紅頭船就是他們認可的標志。

紅頭船終年在海上航行，紅頭船商人為海而生，為海而活，乃至為海而死。海上航行，行到流路，遇到急流，碰著大風，那是一場惡斗，是一生死博斗，不齊心協力，不奮力沖拼，戰勝傾風惡浪，后果不堪設想，往往船翻人沉。因而，在長期與大風大浪作斗爭中，錘煉了紅頭船商人視死如歸、團結協作、同舟共濟的堅強品質。

紅頭船的經營，主要靠貨運商貿。由于一艘洋船連貨物價值高昂，大商人擁有巨資，但他們愿意與中小商人合作，由他們出船或出資供中小商人出海經營，賺取巨額利潤，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賺屬于自己的那份“經營之息”。在一條商船中，船主、販商、與水手形成了嚴格的商業伙伴關系。船主從中小販商的商業利潤中抽取商銀，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計算，多賺多抽，不賺不抽。水手收入則根據船東抽銀多少而按比分成。頭家不用給船上的頭目水手支付薪水。另一種辦法是在船中留下100擔的艙位，給船主裝載自己的貨物。其他頭目，包括水手根據自己在船上的地位，也能占有不同空間的艙位。還有一種處理辦法是，船東抽船稅后，按約定比例與所有船工分成。這種合股經營的方式，獲利成數大。

前些年發現的清嘉慶年間紅頭船船主家庭的“分家書”，不僅以股份制的運營模式維持并發展紅頭船的運銷業務，也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維系了家族制度。紅頭船利益均沾，風險共擔的經營方式，正是同舟共濟紅頭船精神的最好詮釋。

長期的海上商貿活動，艱辛的海洋生活，特別是在與大風大浪作斗爭中，形成了紅頭船海洋文化、紅頭船商業文化，哺育、滋養了紅頭船海洋文化精神、紅頭船商業文化精神，從而造就了紅頭船商人的同舟共濟文化精神。

立足商海：禮義忠信的紅頭船精神

歷史上的潮商以誠信而著稱。作為潮商典型代表的紅頭船商人，誠信是他們立足商海、傲立潮頭的制勝法寶。誠實守信是紅頭船精神的文化內涵之一，誠實守信精神就產生于海上絲綢之路。

在傳統社會里，商業行為缺乏某種法制的約束與支持，商人從儒家倫理文化中尋求商業行為的理性依據，從儒家倫理道德中抽繹出一般商業行為準則，正是傳統商人禮拜儒家文化的一般心理動機。關公所代表的禮義忠信社會倫理原則正是商業行為所需要的支持力與行為準則，商人對關公的祭祀崇拜，將外在的禮義忠信社會原則轉化為內在的行為規范，形成一定的具有行為約束能力的心理文化，從而支持商業行為的正常運轉與延續發展。

在傳統潮汕商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中，禮義忠信也有著重要的價值。紅頭船商人內部的老板與伙計關系并不是一種自由的雇傭關系，老板與伙計的關系也籠罩著某種人身依附的色彩，需要用上下尊卑的禮加以規范，需要用儒家的“與人忠、執事恭”的道德原則來加以約束。

在紅頭船商人的道德倫理價值觀中，信義始終占據著核心地位。傳統商業活動缺乏必要的法律保護手段，買賣雙方以及合伙經營雙方之間的信用關系必須依靠道德力量來維持，依靠傳統的“信義”道德價值觀來維護。伴隨著紅頭船商業貿易的興起，信義成為紅頭船商人的最重要道德準則。紅頭船商人所從事的海販業，規模大，距離遠，風險大，往往采取借貸經營或合伙經營的方式進行商業活動，商業信用關系在紅頭船商人商業活動中居有關鍵地位，對于支持商業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義道德價值觀強化商業信用關系。

正因為紅頭船商人的精神需要，關公崇拜由此而日加興隆，發展成為紅頭船商人的一種普遍信仰。在紅頭船商人對關公的虔誠崇拜中，首要表現出來的是紅頭船商人對關帝重義守信人格的認同。在紅頭船商人普遍的關帝崇拜背后，紅頭船商人已經形成一定的重義守信心理文化，并且轉化為行為準則。

紅頭船商人的誠實守信精神，受到潮汕民間信仰崇拜的影響。紅頭船商人終年走南闖北，行走于反復無常、驚濤駭浪的大海中，搏斗于生死之間。他們對神明，尤其是海神頂膜崇拜。他們除了拜關公外，還拜媽祖、拜觀音菩薩、拜三山國王、拜土地公、拜火帝……紅頭船商人的多神崇拜，并非完全迷信，更多的是功利。這使得他們與神明達成一種特殊的商業契約關系——神明能夠保佑我，我敬拜之，供奉之；因我敬拜之，供奉之，神明肯定大力保佑我。人與神的這種關系，在紅頭船商人的腦海里，就是彼此關照，互幫互助，利益均沾，雙方共贏，你好我也好，何樂而不為呢？

僑批，通俗的叫法是“番批”，是一種“銀信合封”的遞信物，即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及后來金融郵政機構寄回國內、連帶家書或簡單附言的匯款憑證。“銀信合封”是其基本特征。在僑批的歷史上，無論是“水客”、“批腳”，還是僑批局，乃至寫批人，都恪守“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準則。僑批文化承載著誠實守信的紅頭船精神。僑批誕生于海上絲綢之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

我們研究、弘揚的紅頭船精神，是早期紅頭船商人的精神，是原生態的紅頭船文化所哺育、滋養出來的紅頭船精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產物。近代汕頭崛起之后，樟林古港等涉“紅”港口衰落，老一輩的紅頭船商人無可奈何地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是，近代潮商迅速崛起，接過紅頭船商人的接力棒，繼承紅頭船文化，弘揚紅頭船精神，成為新一代的紅頭船商人。當中國的另外兩大商幫——晉商、徽商相繼衰落時，潮商則承前啟后，繼續前進，勇立潮頭，奮戰商海，再造新輝煌。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愛國愛鄉、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樂施好善，使紅頭船精神發揚光大，從古代向近代轉型升級，從近代向現代擴容提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