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困惑：歐洲為何沒像幾千年前中國那樣統一？考古有冷門發現

偶然在國外的問答網站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有不少國外網民特別是西方的網民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困惑，那就是為什么歐洲沒有像幾千年前的中國那樣統一？究竟是什么讓中國保持團結的？

更有甚者，有學者還專門寫一篇名為《Unified China and Divided Europe（統一的中國和分裂的歐洲）》的學術論文，探討歐洲和中國在統一與分裂的抉擇中的差異性。

歐洲與中國，一個是地理概念一個是主權國家，二者原本沒有直接的可比性，但從文明誕生角度講，自打人類從新石器時代步入文明社會開始，以血緣氏族為紐帶的小聚居、小文化圈就是天然形態，跨地域和血緣的整合，都是人為作用才出現的。

就拿我們國家來說，考古學家根據飲器區別，將我國史前文明劃分為六大區系，分別是燕遼文化區、甘青文化區、中原文化區、海岱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和江浙文化區。

當然，這六大區系也只是個籠統的概念，每個文化區內部差異其實也十分明顯，比如錢塘江以南的上山文化流行白彩，淮河流域的賈湖文化樂器發達，流行龜靈崇拜……

所以，蘇秉琦和殷瑋璋等考古學家明確提出：“中國史前文化六大區系均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這些不同發展路徑的文化聚落如果順著這條發展脈絡延續下去，那么進入文明時代以后，很可能會像今天的歐洲一樣，形成一個一個不同特色的小國。

比如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社會宗教氣息濃厚，會發展成為一個類似梵蒂岡一樣的宗教國家；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高級墓葬中有大量代表世俗權力地位的精美陶器，會發展成為一個類似英國一樣的王權至上的國家。

這并非架空歷史的空談，在《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炎黃大戰時，就曾有“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這里的熊、貔貅、虎其實就是不同文化圈的部落，上古時期人們還無法認識到人類的起源，所以就會把某種與自己部落有利害關系的動物、植物視作保護神，并以之為圖騰，認為自己就是這些保護神的后代。

同樣，史書對蚩尤的描述也有“銅頭鐵額，食沙石子”，但根據山東及蘇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墓葬考古發現顯示，在部分高等級墓葬中十分流行“口頰含球”習俗，也就是墓主口含一顆由石英巖制成的形如玻璃彈子的小球，這就是所謂的“食沙石子”的真相。

這一獨特習俗對于世居黃河峽谷地帶的廟底溝文化居民（黃帝部落）來說，自然是罕見而又略帶恐懼的，所以在他們的記憶中就留下了蚩尤是怪物的印象。

同樣的例子還有三星堆。三星堆出土文物那些夸張的青銅縱目面具和大量不知明確用途的祭祀器具，讓很多中國人都將其理解為域外文明甚至外星文明，但事實上，三星堆所呈現的，都是中華文明誕生初期的本源支脈，只不過在大中華文化圈形成后，人們已經習慣了大熔爐里的烈焰，猛地見到從未見過的寒霜，就自然而然地感覺到詫異。

著名先秦考古專家許宏曾做過一番精辟的論述：“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銅器的造型感到怪異，那是由于我們的視野狹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么發現超出了我們既有的認知范疇。至于外星文明的說法，那是開腦洞，與我們的考古研究無關。”

這些事實都表明，中華文明從來不是一元發展的，而是多元歸一的結果，同樣，歐洲也并不是像今天一樣從始至終都是小國林立的。

在秦始皇橫掃六國完成大一統前后，歐洲也曾有過統一的嘗試，從公元前4世紀末橫跨歐亞非的亞歷山大帝國到公元前27年以地中海為中心的羅馬帝國，再到近現代以來歐共體和歐盟的形成，無一不是為了終結歐洲一盤散沙的政治局面。

但最終結果大家也都知道，統一成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縱然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大分裂、甚至還有五胡亂華，但都未影響到統一局面的再次形成。

而反觀歐洲，每一次統一王權政治的形成和維系，都依靠的是個體君主絕對軍事實力的強大，而一旦這種優勢喪失，所謂的統一就會立刻土崩瓦解。即使是歐盟這個松散的聯盟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5年前鬧的沸沸揚揚的英國脫歐就是一大例證。

所以，原本文明起源之初有著高度相似的歐洲大陸和東亞大陸，卻最終走上了不同的文明演進之路，歐洲在經歷了上千年的征戰廝殺后，依然是小國林立；而東亞大陸卻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已經形成了多元歸一的文化共同體（二里頭文化），誕生了最早的中國，公元前221年的大一統，更是從政治和軍事層面強化了這一共同體的內部穩定。

那么我們接下來就需要搞清楚文章開篇的疑問，為什么中國完成了統一，而歐洲卻依然是分裂的歐洲？

在所有點贊靠前的回答中，外國人將這種差異歸結為是地理原因，他們認為歐洲被山脈和河流分開，形成了許多天然獨立的地理單元，而東亞的中國內部壁壘少，這是形成統一的原因。

這一解釋只看到了表象，歐洲除了英吉利海峽形成事實上的地理單元分割外，整個歐洲大陸并不具備依靠大江大河或者山脈就能形成對抗的天然環境，包括二戰在內，歐洲古今歷史上歷次大的戰役，雖很難突破英吉利海峽，但征服整個西歐大陸卻是以小時為時間單位的。

同樣，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依靠的反而是河流山脈這些地理因素，像南北對峙時的長江為界，東西對峙時群山環伺的巴蜀、福建所建立的割據政權。

相較而言，歐洲的山脈、河流與我國的黃河、長江乃至太行山、大巴山、南嶺相比，并不存在所謂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問題。

所以，中歐之間統一和分裂的差異性，不能完全歸結為大自然的影響，其主因還在于人的認同感。

我們先從一個相對冷門的考古發現展開敘述。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但這里的龍跟上古部落時期的熊、虎、牛、鹿、龜、鳥圖騰卻有很大不同，后者是自然界真實存在的動物，而龍在自然界中卻并不存在。

對此，聞一多先生曾做出了著名的“綜合圖騰”猜想，他認為：“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龍’。后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族團兼并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族團，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于是便成為我們現在知道的龍了”。這一說法曾一度得到了后世學者的廣泛認同。

然而，考古發現卻徹底推翻了這一點。

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的山西陶寺遺址，是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遺存，這里出土的陶盤上普遍繪有蛇形盤龍紋。雖然就考古文化傳播角度而言，陶寺文化尚未突破晉南地理限制，遠未達到后來的夏文化那般跨地域整合的氣勢，不過，誕生于國家文明前夜的陶寺古國，依然扮演了國上之國的天下共主角色，與傳說中的堯帝時代形成了吻合，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

如果最早的中國龍出現在陶寺的話，那么聞一多先生的猜想無疑得到了考古印證，即以大蛇為圖騰的族團兼并了其他族團。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遼寧興隆洼文化出土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石塊堆塑龍，河南濮陽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蚌殼龍。

同樣，在公元前4000到前3000年左右的內蒙古紅山文化中，同樣發現了用玉石做成的龍。作為中華文明五千年實證的浙江良渚文明，也有大名鼎鼎的龍首紋玉管出土。

顯然，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跨度，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龍，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先民眼中，已經是一種固定的文化信仰。

要知道，上述這些發現“龍”的地方，考古學文化差異較大，并不存在整合跡象，更無所謂“一統”。以河南濮陽仰韶文化遺存和山西龍山文化陶寺遺址作對比，仰韶文化崇尚紅陶，而龍山文化卻崇尚黑陶，二者并無直接繼承關系，在考古學上屬于文化突變。

但奇怪的是，對龍的崇拜卻從8000年前延續至今，跨越了多個考古學文化，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讓人困惑的冷門發現。

有學者試圖從這些龍的原型差異上找到突破口，認為紅山文化的玉龍，原型像是閃電或人類胚胎；濮陽蚌殼龍的原型像是揚子鱷；陶寺盤龍紋上的龍原型明顯是蛇……

這固然還是從圖騰崇拜角度，試圖解釋龍這一推衍物的誕生，但卻無法解釋，為何新石器時代不同文化族群都選中了類似后世龍的東西來做圖騰信仰。

是巧合還是后人的過度解讀？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二里頭的考古發現。二里頭遺址高等級墓葬中發現了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與以往發現的“龍”不同，二里頭龍形器已無法看出源自某種單一動物，以虛擬或想象的成分居多，是后世龍形象的直接來源。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認為，二里頭綠松石龍，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二里頭文化既是夏王朝文化，同時也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突破血緣與地理單元限制的廣域王權國家，而它的文化源頭并不是河南龍山文化抑或某個單一外來文化，反而是多個系統文化因素整合的結果。

龍形象在高級墓葬中的發現，表明過去由不同文化族群所信仰的“類龍”物，到夏朝建立時，已經上升為整個國家層面的信仰。顯然，共同文化信仰的形成，遠遠早于共同族群的形成。

而同期的洲大陸卻并未出現這種共同的信仰趨同，這或許才是中歐最終走上不同道路的差異根源。至于為什么近一萬年以來，大江南北的中國人都將類似龍的推衍物作為信仰崇拜，目前還沒有最具說服力的解釋，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