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移居香港的張國燾，被問黨內誰的學問最高？他說了7個字

1938年4月初，清明節前夕，國民黨陜西省政府給延安寄了一封公函，公函顯示，陜西省政府要組織地方官員去黃帝陵祭陵掃墓。

毛主席在征求了其他領導同志的意見后，決定以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名義，派一位秘書長參加。

到達陜北后一向沉默的張國燾似乎早就知道這件事，之后，他一連往鳳凰山下的毛主席住處去了幾次，堅持要以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參加祭陵，見他態度堅決，毛主席等領導同志只得同意了。

張國燾回到住處，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態，情緒非常高昂，他對警衛員李凱國說：“小李，你把這里的文件和手槍、望遠鏡、衣物都裝在那個背籃里，我們準備去祭黃陵。”

自從來到陜北，一年多來，李凱國很少見到他這么愉快過。

誰也沒想到，高興地背后竟是一場陰謀。

這次祭陵后，張國燾走了，從此再沒回頭……

張國燾與毛主席在陜北

勸不回頭

1937年3月30日，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會議對張國燾所犯錯誤作出了最后決定。

這天晚上，張國燾的屋里的燈亮了一夜。

此后，他變得很少說話，很少出門。

一次，警衛員李凱國進屋去送水，張國燾慢悠悠地說：“要是有人來，你就說我不在，不論是誰！”

那次，中央派通信員送來一個通知，李凱國進屋報告：“張主席，通知你去開會……”

他一邊寫毛筆字，一邊看也不看李凱國說：“告訴通信員，我不參加，身體不舒服！”

不久，張國燾要求搬到延安小東門外的一個基督教院內，離中央領導住的西山遠了些。

時間不長，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和小姨子、小兒子來到延安，組織上安排她倆在陜北公學當教員。

這期間，毛主席、周恩來、劉伯承等同志經常來看他，和他談話。

對于同志們的談心，他表面應承，背后卻不以為然。

不久，張國燾又提出要搬家，就搬到延安東山的一個寺院內，離風凰山下的中央領導更遠了。

“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基本形成，國民黨不得不口頭上承認了陜甘寧邊區政府。

因此，國民黨派往延安的人員也越來越多。

一天，李凱國去給張國燾送東西，見他和一個陌生人一邊下圍棋一邊說著什么，見他進來，他們不說了。

張國燾對李凱國說：“好啦，你休息去吧，有事我找你們。”

后來這個人經常來和張國燾下圍棋，有時甚至下到半夜。

張國燾

1938年4月4日，邊區政府租用了延安公路局的一輛運輸大卡車，并派出一個特務班，前往中部縣（今黃陵縣），下午五時左右，來到中部縣政府門前。

這時，先期到達的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陜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等早就站在門口迎接。

張國燾一下車，蔣鼎文趕緊走過去，旁邊一個人連忙介紹說：“這就是張主席。”

說著又指著蔣鼎文對張國燾說：“這就是蔣主任。”

說話的同時，蔣鼎文伸出手說：“張主席不辭勞苦，親蒞黃陵，不勝歡迎啊！”

張國燾也伸出手說：“蔣主任，久仰，久仰。”

而張國燾的警衛員李凱國下車一看，蔣鼎文身旁站的那個人不就是在延安和張國燾經常下圍棋的人嗎？

后來聽大伙叫他張局長，他和張國燾一見面，儼然老朋友一般，喜笑顏開，非常親熱。

1938年4月5日，國共兩方人員正式祭陵。

早飯后，警衛人員隨張國燾一起來到黃陵，參加統一舉行的祭陵儀式后，大家又參觀了陵園。

蔣鼎文與張國煮并行游覽，說古道今，口若懸河。

“張主席的帥才是舉世公認的，早在五四運動反封建時，就擔任了北平學聯主席，那時候才20剛出頭，可謂出類拔萃啊！”蔣鼎文一邊走，一邊面向張國燾說。

張國燾長嘆一聲，以懷才不遇的聲調說：“彼一時此一時呀。”

蔣鼎文接著說：“自古有道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沙堆于岸，水必滯之；才高于眾呢？哈哈，好，我們不提往事了。瞧，這橋山可真是得天獨厚，盡領風騷呀……”

張國燾全無游興，好久不說一句話。

蔣鼎文

晚上，張國燾又在蔣鼎文屋里密談，凌晨二時才回到自已房內，一直等候的李凱國進門問：“張主席，今天祭陵完了，明天咱們是不是回延安？”

張國燾一邊脫衣服準備睡覺，一邊對李凱國說：“不，林主席在西安，我有些事要去找他。好，你也回去睡覺，其他事明天再說吧。”

李凱國不敢再問，輕輕帶上門退出來。

1938年4月6日，早飯后，門外開來了十幾輛汽車，國民黨警衛營的士兵分立縣政府大門兩旁，人人身背一長一短兩支槍，神氣十足。

國民黨方面的官員一個個走出來，站在車旁準備登車。

這時候，李凱國跟在張國燾后面也從二堂走向大門外，警衛班的戰士們都站在門外等候。

張國燾朝前快步走著，對身后的李凱國說：“你帶上大家回去，要是有人問我，你就說我去西安找林主席了。”

走到大門外的時候，他又指著年齡較小的警衛戰士張海說：“叫他留下，跟我一起去。”

李凱國走到張海跟前說：“張海，你跟張主席去西安，其他同志上車！”

說完，他急忙把那個裝有文件的背籃放在卡車上，告訴司機準備回延安。

再回頭看時，張國燾已經鉆進蔣鼎文的車內，顯然他們早就商量好了。

幾個小時后，蔣鼎文的車隊到了西安，張國燾由蔣鼎文安排，住進了國民黨高級將領專用的西京招待所。

下午，李凱國他們的卡車回到了延安，伍修權同志一見他們就問：“你們回來了，張副主席怎么沒回來？”

李凱國有些慌亂地急忙把張國燾去西安的情況作了匯報。

伍修權立刻說：“你趕快到周副主席那里把情況匯報一下，我辦完事就去。”

李凱國趕緊來到楊家嶺周恩來的住處，剛進院門，碰見了社會部長康生，他簡單問一下情況，然后對李凱國說：“你先坐下，我去報告周副主席。”

一會兒，周恩來回來了，一進門，他神情嚴肅地說：“你把張國燾去西安的情況給我詳細說說。”

李凱國快說完的時候，不知為什么，幾乎流下淚來，周恩來眼睛里閃爍著炯炯有神的目光，慈祥地說：“你不要怕，這次任務完成得很好嘛。張國燾去西安有問題，我明天就出發去武漢。”

“我把張國燾帶的文件、手槍、望遠鏡都帶回來了。”李凱國心情輕松了些，又補充說。

周恩來接上說：“你把部隊和文件都帶回來了，這就很好。東西就交給康部長去處理吧。”

康生和李凱國走后，周恩來快步向毛主席的住處走去。

張國燾于1938年4月6日下午到西安后，一直和蔣鼎文及那位所謂的張局長等人打得火熱，一次也沒有和中央駐西安辦事處及林伯渠同志聯系。

7日下午，張國燾對張海說：“小張，把東西都帶上，我們去火車站。”

到了火車站后，張國燾又對張海說：“小張，你去給辦事處打個電話，告訴他們，就說我在火車站。”

時間不長，林伯渠趕到火車站，但這時候張國燾已經上了國民黨的軍用列車。

林伯渠問張國燾：“張副主席，你這是去哪里呀？”

“我到武漢找周副主席去。”張國燾說。

“在辦事處住幾天再走吧……”林伯渠說。

“以后再說吧。”張國燾不等林伯渠說完就以一副毫不動搖的神情說道。

張國燾坐在火車上，始終沒有下來。

氣笛鳴響，火車終于開動了。

林伯渠

1938年4月11日，火車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

周恩來、羅炳輝、李克農、錢之光、王明都等在那里了。

出了車站，周恩來說：“張副主席到咱們辦事處去住吧。”

張國燾立即說：“不，我住大華飯店。”

這是一家資本家開的高級飯店，大家只好依他。

當天晚上，周恩來來到飯店，和張國燾進行了長談，次日，張國燾終于搬到辦事處了。

1938年4月13日上午，張國燾忽然對周恩來說：“我想見見蔣介石。”

“為什么一定要見他呢？”周恩來很客氣地問道。

張國燾無話可答，只是固執地說：“就是想見見。”

最后，周恩來陪同他來到武昌，見到了蔣介石。

張國燾毫不顧忌有周恩來在座，對蔣介石說：“兄弟我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來接上說：“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會見后，他們準備返回漢口，張國燾心懷鬼胎，伺機溜走。

周恩來發現不見張國燾，就打電話叫辦事處又來了幾個人，分頭尋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在一家小旅館找到了他。

經周恩來勸說，他不得已，實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才又一起到了漢口辦事處。

1938年4月14日，天剛亮，張國燾就起床了，他對警衛員張海隨便地說：“小張，你到樓上去看看周副主席起床了沒有，我有事要找他。”

小張趕緊來到樓上，周恩來一見他就說：“你上來干什么？不是叫你不要遠離張副主席嗎？”

小張說了來由，周恩來連忙說：“快下去看看，他可能跑掉了！”

張海恍然大悟，急忙跑回來，一看，張國燾果然不在了。

周恩來和大家一起來到門口，又觀看了一會兒，還是沒有人影，他就布置大家分頭再找。

辦事處的同志找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10點鐘，才在一家旅館里找到了張國燾，他已經在那里住下了。

這人不勸也罷，越勸反倒越固執，說啥也不回辦事處。

后來雖經周恩來一再誠心相請，他還是不搬。

1938年4月17日，周恩來又一次來到那家旅館，再次同張國燾傾心相談。

周恩來說：“張副主席，我還是請你再考慮考慮，我可以提出三條辦法：第一條，回去繼續為黨工作，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既往不咎。第二條，你可以向黨請假，休息一個時期，然后回去工作。第三條，你聲明脫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何去何從，請你定奪。”

張國燾無所謂地說：“那就在二、三條之間確定吧。”

停了一下，他又說：“這樣吧，給我兩天時間，讓我關門好好考慮一下再說。”

其實，他一溜出來就與國民黨特務機關進行聯系，他的決心已經下定了。

正如他所說的，他的決心已經下定了。他決定要做的事，是不會改變主意的。

當天下午，他乘一輛停在路邊的汽車又一次溜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張國燾

他的后半生

張國燾去了南京，不久發表《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他以為憑他的經歷，蔣介石會重用他，沒想到他在南京等了好幾個月，蔣介石才給了他一個政策研究室主席的虛職。

之后幾年，張國燾又相繼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軍統局設計委員、中統局設計委員、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所長等職。

這些職位，位置不高，薪俸也不高，對于向來不愿居于人下的張國燾來說，與自己先前設想的顯然不對等，心里自然郁悶。

政治上的不如意，導致張國燾的脾氣非常暴躁，1943年秋冬的一天，因為一些瑣事，張國燾和妻子楊子烈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張國燾說：“我不承認你跟我共過患難。”

而楊子烈哭著說：“誰像你，你看人家恩來對穎超多么好。”

1948年中旬，張國燾見蔣家王朝大勢已去，尾隨國民黨大員，攜家眷逃往臺灣，在臺北租了一棟房子棲身。

他在臺北住了近一年，國民黨既沒有安排他“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

后來他在臺北的住房也被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大員強占，連棲身之處都沒有了。

1949年冬，他又攜家移居香港，化名“凱音”，任《中國之音》雜志社的社長。

期間曾有人問他：“共產黨內部，那個學問最高？”

張國燾回答了7個字：“那還要算毛澤東。”

1950年，美帝發動侵朝戰爭后，國際市場黃金漲價，張國燾孤注一擲，以其全部家產五千美元作押金，在香港金融市場上倒賣黃金，以圖厚利。

結果金價下跌，他賠盡了老本，除了靠兒子任教來維持全家生計外，便靠向美國領事館出賣我黨的歷史情況為生。

由于美國情報人員給錢很少，使他形同乞討，潦倒異常。

1956年，我黨召開八大時，他想回到國內，但又不肯答復我方提出的公開認錯這個先決條件，只好作罷。

1961年前后，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用了四年時間撰寫了洋洋百萬言的顛倒黑白、美化自己的回憶錄，從1966年起，香港《明報月刊》以《我的回憶》為題，加以連載，并于1971年成書三冊出版，流傳海外。

《我的回憶》的發表，使張國燾得了一筆稿酬，以后十余年間，他多靠此版權維持生計。

1968年，張國燾和他的妻子楊子烈申請移民去加拿大，到多倫多投奔他們的兒子。

張國燾夫婦有三子，長子張海威在多倫多研究數學，次子張楚湘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

張國燾夫婦移居加拿大幾年后，稿費花光，又無其他經濟收入，夫妻倆不得不申請雙雙住進加拿大政府舉辦的免費養老院。

晚年張國燾

1977年12月，張國燾因78歲時忽患中風，右側偏癱，生活不能自理，又請不起人照顧，經申請住進該市一所免費的老人病院，并受洗禮入了基督教。

這所老人病院是官辦的慈善機構，由修女充當護士，醫生也少，服務態度很差。

1979年12月多倫多漫天大雪，天氣異常寒冷。

2日子夜時分，張國燾被凍醒了，開始急劇地咳嗽，想喝點開水暖暖身子，顫抖的手碰碎了暖水瓶。

爾后，他身上蓋的棉被、毛毯又掉在地上，叫人無人應，自己又無法拾起，只著一身單內衣的張國燾，光溜溜躺在窄小的病床上。

寒冷，無情地向這位83歲的老者襲來，他的枯瘦的身子開始蜷縮了……

次日早晨，病院的護士去送飯時，發現他已經氣絕。

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公墓。

他老婆老淚縱橫，哀嘆：40年間，他們從未享到半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