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到了《導演請指教》，影評人都這么說話？

“人和人的溝通，有時候沒有用。”

當我第一次看到綜藝《導演請指教》時，耳邊就一直回響著林宥嘉《想自由》里的這句歌詞。

就算沒有看過正片，也有很多人通過社交媒體知道，《導演請指教》這個號稱“為導演提供直接快速市場反饋”的綜藝節目，幾乎成了一場導演、制片人、影評人、觀眾四個“陣營”進行唇槍舌劍的戰場，諸如“沒有看完的作品沒有評價意義”、“電影不用讓觀眾看懂”、“中國電影史沒學好”等尖銳發言流傳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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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變成爭吵？

簡單來說，《導演請指教》是一個讓導演拍短片，由多位不同觀眾進行投票的競技類節目。不過在短片這個本體之外，映后討論的話題延展度十分寬泛，最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我不是針對你和這個片子，而是現在電影市場里有這樣一個現象”。大到拍電影要不要考慮觀眾、文藝片和市場難以兩全，小到導演應該如何把控演員的表演、講故事究竟情感重要還是技術重要。幾乎每一個短片，都會面臨一些“靈魂拷問”，印象中自信掌控全場的導演們，有的冷汗直流，有的淚灑現場。

有爭議當然是好事，起碼短片得到了關注，電影市場中的許多問題也得到了充分地探討。但最令我迷惑不解的是，為什么節目中的這些爭議，沒有像電影圈日常活動中的論壇交流那樣，形成良性探討，反而變成了一種各持觀點的爭吵。吵著吵著，有時甚至會變成多方的“雞同鴨講”，你聊技術他聊情感，你聊情感他聊價值觀，你聊價值觀他聊歷史底蘊。

作為一名關注電影領域多年的媒體人，節目里的導演、制片人、專業鑒影團的成員，其中有不少在工作中都與我有過接觸與合作。在此前的合作中，他們絕大部分都不是用這樣低效和情緒化的方式交流溝通。

交流溝通是電影產業中的基礎環節。從導演編劇從腦海里構思開始，一個故事、一種感覺誕生后，需要用口述、文字、視頻等多種形式反復溝通，將優秀的內容展現給投資方、主創、演員、后期，才會最終成為在銀幕上播放的電影。

不僅作品的誕生需要溝通。本質上，電影就是一個溝通工具，是創作者用影像的形式，與廣大觀眾進行思想、觀點的溝通。

為什么這么重要的溝通環節，在《導演請指教》反而沒有辦法真實還原？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節目環節帶來的“表演感“。在每一部短片播完之后，主持人會分別“指揮”制片人、影評人、觀眾發表觀點。這樣多陣營的輪番發言，很容易讓原本在不同場景里發生的“討論建議”，變成一種帶表演性質的舞臺講演，讓原本有著不同審美、不同風格、不同類型傾向的電影從業者，形成一場大雜燴式的辯論。

當原本自我的表達，變成了試圖說服他人的觀點辯論后，事實陳述會逐漸變成激烈的觀點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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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有效的溝通有哪些？

如果對電影行業有一定的了解，會清楚這樣的交流方式，并不是業內常態。專業論壇，是每個電影節展和行業活動中的必備項目，是重要的業內交流渠道。通常，一場論壇會有兩到六名嘉賓，在主持人的引導下就某個主題進行討論。有的論壇邀請的都是導演或者都是制片，也有的論壇匯聚了導演、制片、投資、宣發、媒體等多領域的嘉賓。

重要的論壇上，屢屢會出現一些出人意料的言論，比如博納影業創始人于冬，在前幾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的論壇上就說出“影視公司將來都給BAT打工”，去年也在上影節論壇上對在線票務平臺收取服務費表示不滿。但就算其他嘉賓并不認同這些言論，雙方的對話依然會保持在理性、客觀的范疇內，就事論事，主持人也會起到拉回正題的作用。相比而言，事實和觀點的陳述更多，交鋒和辯論較少。

如果是針對某個作品的交流，通常會隨著創作階段的變化而逐步展開。比如，制片人通常承擔的，并不是節目中類似評委的工作，而是在籌備和拍攝中，與導演共同朝著一個方向而前進。如果在一開始就沒有對內容走向達成默契，也就不會有繼續合作的可能。

理想狀況下，導演負責內容創作，制片人負責招募資金、預算規劃、團隊搭建等多種事務，猶如一名“管家”，全方位“呵護”導演，減少來自其他外部方面的負面影響，讓導演專注創作，沒有后顧之憂。一般來說，雙方的目標非常一致，制作出一部既好看又賣座的電影，但細究下來，各自的細分領域也有所差別：制片人相對更重視商業回報，導演更需要獲得良好口碑。

如果是首次搭檔的導演與制片人，通常都會有一段漫長的磨合期。彼此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會成為困擾。有導演與制片人合作一次就分道揚鑣，有很多導演和制片人直接開起夫妻店，比如陳凱歌與陳紅、姜文與周韻、管虎與梁靜。但也有合作多年后依然沒有解決信任問題的搭檔，比如曾經合作16年的張藝謀、張偉平，最終也因為種種原因對簿公堂。甚至還有徐克與施南生這一對搭檔，兩人因工作結緣、結婚，但在離婚后，依然能繼續以導演和制片人的身份合作。

這種微妙的關系，讓導演與制片人既要互相成就，又要彼此進行取舍和平衡。一個反常規的故事結構也許讓導演收獲贊譽，但可能降低市場收益；一個“討好觀眾“的結局也許帶來更大收益，但可能被觀眾認為俗套降低評分。在創作期間，導演與制片人之間的吵，反而是高效表達意見的手段，能讓作品朝更良性的方向發展。

至于專業影評人的介入，更多是在影片已經接近成型的階段，受到片方邀請觀看后，會根據樣片，提供一些讓內容變得更好的參考建議。觀眾則是在影片徹底完成后，才會在大銀幕上真正看到作品，并在線下或線上進行討論。

當影片開始進入邀請影評人看片的階段時，基本上也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語境。影評人提供的建議，可以讓片方對上映后的口碑判斷有一個基礎的預期。除了一些細節上可能會有調整，情節、人物上幾乎沒有大幅修改的空間。

而且對影片主創來說，相比只是看過一兩遍的影評人，他們在后期剪輯時有著豐富的時間一遍遍進行觀看、思考、調整，大到鏡頭順序，小到配樂出現的時間點，可能都已經考量過許多種可能。有不少導演曾告訴過我，有很多影評人的修改意見他們自己其實曾經嘗試過，但因為種種其他原因，比如整體人物、故事發展、視聽風格的統一等等，最終舍棄掉了。

當場景轉換，不需要影評人在節目上進行“表演式”輸出觀點時，建議自然也會以一種易于溝通的說話方式出現。一個潛規則就是，夸到的優點比挑出的毛病要多得多。

比如故事空洞、人物缺少邏輯、豆瓣2.9分的某中國科幻大片，影評人也可以換個角度，用“1600個特效鏡頭充滿末日感”、“原著中震撼的科幻戰爭情節和場景均在大銀幕上很好得呈現”、“主演少年氣十足，成長引人共鳴”去形容。

還有一部作者導演首次嘗試的重視效商業片，就算人物關系混亂、藝術性與商業性沒有兼得，在豆瓣上只獲得3.7分，依然有影評人會說出“服化道和置景的童話感都非常到位”、“ 攝影、剪輯以及全體演員的表演也跟整體的童話基調十分搭配”。如果要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畢志飛導演的《純潔心靈·逐夢演藝圈》，該片在上映之前也曾召開研討會，請一些業內專家和影評人進行討論，根據事后披露的信息，基本沒有出現言辭激烈的反對意見。

并不是所有影評人都不會提出明確反對的表達，但是當片方在邀約影評人提前看片時，就已經剔除了那些氣場不符的選擇。

至于影片上映之后，影評人和觀眾的夸也好、罵也罷，基本上已經變成了單向的輸出，只有極少數導演會回復某些評論。當然，至于是解釋、駁斥還是賣慘，要基于影片在當時的整體口碑和票房的情況而定。大多情況下，這樣的回復也是建立在有利于影片的宣傳上。故事話題的擴散需求，遠高于對一部影片本體的評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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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對自己的路

從內容角度，電影也可大致分為作者電影 （也就是大多數人所說的文藝片） 和類型片，類型片里也可分為帶有作者表達的類型片以及商業類型片。不同的風格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變化，都有了成熟的積淀與特色，難以用統一的標準或經驗一概而論。一部影片受到戛納電影節青睞的同時，一定不會獲得“青少年選擇獎” （由美國上千萬青少年通過在線投票評比的綜合性娛樂大獎） 。于是，另一個潛規則形成：作者電影上映前，自然不會特意聽取專攻商業類型片的影評人的意見；一部商業類型片在大賣之前，也不會邀請研究作者電影的影評人跟導演進行對談。

但《導演請指教》在舞臺上仿佛做出了一鍋亂燉。短片里有實驗影像、作者電影、類型片、商業片煽情路線，也有喜好各種風格的制片人、影評人和普通觀眾。當各種類型交雜在一起，評價聽起來刺耳也屬正常。更進一步，就能理解《瘋狂的外星人》的受眾太少，才會引發激烈討論，《愛情》更加“普世”，容易獲得普遍好評。

亂燉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觀點碰撞，也不可避免帶來一些問題，就是會有太多的無效信息，也正是舞臺上有時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原因之一。電影是一個很講究個體經驗的行業，不同的賽道，甚至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經驗。就好像徐克導演一定會在每場戲開拍前畫出極為工整的分鏡頭，姜文導演甚至會在某場戲開拍之前還在改臺詞，只有找到適合自己學習的風格和經驗并貫徹下去，才能讓新導演獲得迅速的成長。就像幾位制片人夸獎吳中天導演時的一句話，“自己要什么，他想的很清楚”。

一個更加不可忽視的原因是，雖然在綜藝正片播出時，映后交流的時長已經超過拍攝花絮和短片放映，但據現場參與錄制的嘉賓表示，這些交流依然是經過了大量的剪輯后形成的。節目的觀眾失去了前后文的鋪墊，真人秀需要的激烈性顯著加強，但也有可能帶來誤解。

其實從長遠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亂燉，帶來的也不完全是負面的影響。一個不得不說的行業現象就是，當不同類型的創作者都只跟與自己類型相匹配的影評人、觀眾進行交流時，尖銳的聲音已經逐漸消失，贊美的聲音越來越多。

于是會發生這樣一個狀況：一部影片上映前舉辦內部點映和首映禮，影評人、媒體及業內人士的發言與朋友圈里的文字都是一片的夸贊與感嘆。當影片真正上映時，豆瓣、貓眼、淘票票上的評論打分，往往讓人大跌眼鏡。

或許參加過《導演請指教》的導演們，能憑借舞臺上聽到的不同角度的尖銳聲音，提前感受自己的電影在豆瓣評分低于7分時的那種挫敗與海量的吐槽。這層保護殼被打碎得越是徹底，才越有可能找到自己未來的進步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