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燈照不到的“張雪”們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立軍

人們喜歡張雪的故事，一個曾經失意的草根少年，靠著步履不停地堅持和努力，逆襲成功。

但這樣的故事并不多見。當年報道他的湖南衛視《晚間新聞》節目組中，不少人說，二十年來“只有一個張雪”。要不是他現在火了，很多人對張雪沒什么印象。

作為一檔日播節目，從1998年改版到2008年落幕，他們記錄過太多追逐夢想的身影。那是一個向上生長、充滿活力的年代。

當年的節目列表里，有根據聲音辨別方位的盲人足球隊，自編節目欲上春晚的農民，也有一些今天聽起來很不可思議的“壯舉”——一名武漢大學生選修近百門大學課程、一個鄉村發明家自制風箏拉車日行70公里……

只是喧囂早已沉寂，能被記者們想起來的，真的不多了。

那些曾經和張雪一樣、出身草根的追夢人，他們還在堅持嗎？他們的夢想實現了嗎？我們找到了其中幾位。他們出生在不同的地方，有著不同的際遇，經歷過成功，也體會過失敗。比起張雪，他們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

▲ 2006年《晚間新聞》節目中的張雪。 節目截圖

流浪歌手：怎么就丟掉了唱歌這個家伙什兒

說起張雪，李銳腦際閃過另一個姓張的小伙子，“跟張雪一模一樣，都是那種死皮賴臉型的。”

那是2001年，李銳在《晚間新聞》欄目當了三年主持人。一次在四川康定采訪完吃飯，一個賣唱的年輕人闖進了包廂。“請你讓開一下，不要吵我們。”但年輕人不肯走，非要唱一段。

他唱了一首藏語歌，一開口給人拉回到遼闊蒼茫的西藏邊陲。“這聲音太獨特了”，李銳和同事們拿出錢，想請小伙再唱兩首，但人家偏偏不唱了，“還挺有性格。”

節目組跑了五趟才最終把小伙“拿下”。跟著去了他“貧民窟一樣”的出租屋，聽了他的故事，這是個流浪歌手——在西藏當邊防兵，退伍后又經歷了下崗，大篷車創業失敗，最后來到了康定賣唱。

這期節目播出后，《晚間》的電話被打爆了。湖南衛視想和他簽約，但他不肯，在將近十年的流浪里，他學會了警惕，不想進入一個更復雜的世界。

但改變早就開始了，人們記住了這個叫張勇的歌手，更多人找他唱歌，他的心靜不下來了。從前他的夢想是攢錢在老家搞批發，現在他可以做個更大的夢。

2004年，他成了湖南衛視的藝人。《晚間》花了三十多萬元，請了專業團隊，給他出了一張專輯，名字就叫“張勇”，專輯還寫著“湖南衛視晚間新聞向您推薦”。專輯12首歌，只有一首是原創。

▲ 張勇唱的《晚間》片尾曲MV。受訪者供圖

因為唱別人的歌沒給錢，張勇還被告了。但他無所畏懼，一年有一兩百場演唱會，到處走穴，聚光燈給了他自信和狂妄。可沒過兩年，燈光漸漸暗淡下來，他從互聯網上消失了。

2026年4月，當新京報記者聯系上了張勇后，他顯得很欣喜。在正式采訪前，他查了新京報在微博上的粉絲量。“需要我配合什么嗎？”見面之前，張勇頭頂抹上了油，穿了一件白色夾克，他說是為了迎接采訪借來的。

張勇背來了吉他，唱的都是以前的歌，吉他也有些年頭了，是20多年前湖南衛視給他買的。琴弦尾端粘著一大片膠水，面板上有道道刮痕。如今這把吉他更多的用處是自嗨一下，或者在酒局上助助興。

張勇依舊以歌手自居，但他已經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歌手了。有粉絲問他，他就說，在忙其他事，等事情做完了，還會唱的。忙著忙著，十年就溜走了。

很少人知道張勇還出過第二張專輯，基本都是原創歌曲。按理說，這應該是個人音樂生涯邁進的一大步，但隨著《晚間》欄目的落幕，他找不到推手。大部分斗志都丟在了那個時候，后來他干脆不寫歌了，埋頭賺錢。

踏入商海后，張勇才發現，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干過很多事，為湖南衛視電視劇頻道拉過投資，開過音樂酒吧，辦了影視公司。比起成功，更多的是失敗。

他認為失敗的根源在于不夠聰明。他搬出別人的話來證明這一點，“智商是硬傷”“一根腸子通到屁股”“這眼神就是清澈迷茫，總帶著點蠢”。一次他給人拉了幾百萬的投資，就賺了2萬塊辛苦費，而他為了做成這單，請客吃飯的錢都不止這些。“有錢坑錢，沒錢坑人。”說完他嘿嘿笑起來。

▲ 張勇彈唱了一首以前創作的藏族歌。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他想抓住這次采訪機會展示自己，要帶記者去他開的藏醫館，與他有合作項目的村落社區，還要順便參觀一個鄉村大舞臺，在那里展示才藝。甚至還可以賣慘博同情，他提議，要不要配合哭一鼻子。

哭也不全是假的。張勇的兩個朋友告訴記者，勇哥喝醉就哭。哭他沒有堅持的理想，也哭這些年在商海經歷的爾虞我詐。他們分析，勇哥手里資源太多，魚龍混雜，而他迷失其中了。

怎么就丟掉了唱歌這個家伙什兒，張勇哀嘆、可惜、后悔，但說完了，他總會拐個彎。他說要是去年、前年來找他，會看到一個更慘的張勇。他把人生比作過山車，起起伏伏，這兩年在谷底，不能再低了。

今年他打算支棱起來。像是一種習慣性的自我安慰，他好幾次以“未來我要”開頭，蹦出一系列的豪言壯語。他計劃搞一個銀齡大舞臺，請老年人才藝表演，把情緒價值拉滿，再趁機植入點歌唱培訓，滿心期待著有一天能賺大錢。

說著說著，他又信誓旦旦起來，“我會起來的，真的，我百分百能起來，別人把我命也算了，覺得我長得就像有錢人，絕對不是那種沒錢的。”

農民作家：看不懂這個時代的變化

與張勇不同，在2005年，《晚間》記者采訪到雷諫聲時，他已小有名氣。各路報紙、電視報道的標題，總會提到“（農）民工”“作家”，在當時，這是個吸引人的標簽。

那年三月他出版了一本叫《清白》的書，印了5000冊。封面被黑白切成兩半，背面又顛倒過來。他說，書是獻給農民工的，其中70%寫的是自己。

在被媒體關注前，他先后在廣東、山東做了15年的打工仔。當過小包工頭、開過摩的、在鞋廠做制版工，但他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過另一種生活：寫作，然后改變世界。

▲ 雷諫聲。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1967年，雷諫聲出生在湖南省衡陽市祁東縣的一個小村莊。輟學后，他在家務農，比起干活，他對寫日記更有激情。村里人把他的“不同”理解為狂妄，背地里說他，好吃懶做，不像個人。他便給自己起了個名字，雷從人。

諫聲也不是他的名字，身份證上他叫雷建生。南下打工后，他有了更多的創作欲望。寫日記變成了觀察社會，他說是因為雜文看多了，對社會就有了想法。

2003年，《南方都市報》報道《孫志剛之死》，在頭版報道邊上，雷諫聲寫下“我要把它搬到我的小說里”。他辭去了工作，收集了當時市面上所有關于該事件的新聞，然后跑到《南方都市報》報社辦公室，找到記者要到了孫志剛家屬的聯系方式，以此為背景，寫了三篇小說。

▲ 雷諫聲在故紙堆里尋找老照片。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小說發表后，他成名了，回到了老家，再也沒打過工，成為專職作家。和張勇一樣，2008年以后，雷諫聲也從網絡世界隱身了。當年采訪他的《晚間》記者推測，“應該查無此人了。”

媒體確實把他給忘了。2006年一家女性雜志替他征婚，他因此認識了現在的妻子。他說那個記者是他的媒人，也和他關系最好。但發微信過去，才發現對方把他刪了。

在聚光燈遠去的日子里，他還在關心著社會。在湖南某新聞網站“百姓呼聲”的欄目里，新京報記者找到了雷諫聲。那是他在2010年寫的一封反映信，信里他控訴當地一個水電站的移民安置問題。

雷諫聲還在堅持寫作，但比起20多年前，他更孤獨了。

晚上等妻子睡著了，他會去書房，坐在電腦前偷偷摸摸敲上一陣，他計劃一天寫2000字，但很少能完成。妻子是他的書迷，是他的支持者，可這兩年開始“嘮叨”了，“飯都吃不上了，寫書有什么用？”

這些年，他離主流文學圈越來越遠。2006年，雷諫聲加入了省作協，但他融不進去，悄悄退出了。2007年，有人推薦他當縣文化館的文學干部，沒批下來。2008年，他受縣委黨史辦委托，采訪老紅軍的遺屬，文章寫完后他托一位熟識的記者發表。文章發了，還獲獎了，但署名變成了那個記者。他和對方打了官司，三年后才等來道歉。

他認為這是一次巨大的失敗，本來是千載難逢進縣委宣傳部的機會，怎么就這么荒唐地沒了？“天生我就是干農民的。”自卑常常讓他膽怯，他說湖北衛視曾邀請他當文學編輯，他不敢去，說自己學歷太低。當年在大學里開簽售會，他也說過類似的話，在講臺上，他結結巴巴，請學生們不要問他深奧的問題，他怕答不上來。

2011年，雷諫聲承包了縣里一片棗園，后來因政府修路被征收了。2017年初，他又投資了一百多萬元，計劃在衡陽一個村莊租一個農莊建養生館，疫情來了，沒做起來，他欠下一筆債，成了老賴。現在他仍守著租下的農莊，種點小菜，把一塊錢掰成兩半用。

▲ 雷諫聲擺地攤售賣《清白》。受訪者供圖

“看不懂這個時代的變化。”他說。

《清白》之后他又寫了兩本書，花了四五萬元付費出版后，也沒發行。前兩個月，其中一本在某聽書平臺上線，播放量令人泄氣，從第一集的2000多，很快跌到了不足百。“現在的年輕人愛看短視頻，不看書了。”他這樣理解。

一位經常“接濟”雷諫聲的朋友說，他的書太啰唆，錯別字也多，讀不下去。雷諫聲沒有否認，有時故事講著講著，他總忍不住加入自己的觀點，破壞敘事的流暢。他不知道怎么刪改，到哪去找提建設性意見的編輯呢？“沒有這樣的機會，沒有這樣的緣分，也沒有這樣的運氣。”

不過雷諫聲也承認刪刪改改也難，一是他認為有必要寫，二是，“一改全完蛋，腦筋轉不動了。”從前他跟某閱讀網站簽了合同，在上面連載長篇小說，對方讓他改改，他不肯，這篇小說就那么爛尾了。

至于已經完成的后兩本書，還是獻給農民的。“書沒到讀者手里，沒為社會做貢獻，我的夢想談不上高尚。”他長嘆一聲，說自己是個“失敗者”。

被收走證書的“道德模范”：完美是虛偽的

一度，洪戰輝也覺得自己失敗。

2015年二孩政策還沒全面放開，因為不符合湖南當地生育政策，道德模范的證書被收走。他灰心喪氣，為什么一點“瑕疵”，從前所有努力都抹去了。

▲ 以洪戰輝和妹妹為原型豎立的雕像，他曾建議雕像不要像他和妹妹，應該代表所有的青年。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洪戰輝曾經拼命、執著、肯吃苦，很用力地活著。十年前的2005年，他帶著妹妹上大學的故事在《晚間》播出后，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那些年，幾乎關于他的所有新聞，都是以一種悲情的方式講述。

河南省西華縣的一個小村莊是洪戰輝人生的起點。那是一片災害頻發的黃河沖積平原，命運給他的苦難加了砝碼。12歲時，父親突發精神病，摔死了妹妹。為了彌補過失，父親撿回一個被遺棄的女嬰，撫養的任務卻落到了洪戰輝身上。

洪戰輝考上高中后，父親為了給他攢學費，拿家里一袋將近100斤的糧食換了50元錢，但錢遠遠不夠。父親哭了，洪戰輝跟著一起哭，但他哭的不是無奈，是不甘，父親已經很辛苦了，可糧食為什么這么不值錢？他不愿像父親一樣，把命運釘在貧瘠的土地上。

為了賺高中學費，他去縣里打工，裝竹棚。高中時賣圓珠筆芯，大一時，他跟蹤賣電話卡的小賣鋪老板，追溯進貨渠道，又說服了一群學長投資這樁生意。他一分錢沒花，賺了3000塊。

被媒體報道時，洪戰輝已經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成功，他考上了大學，是懷化學院大三的學生，也是很多電子產品和化妝品的校園代理，身后跟著一群小弟小妹，叫他“老大”，他自信、膨脹、狂妄，夢想開貿易公司，連商標都想好了。

▲ 洪戰輝在自己創辦的特殊教育學校。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然而被報道后，他的人生岔到了另一條路上。

在艱難與無望的境遇下，依然努力實現自己，他因此被評上了“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從此身上多了一個標簽。

最直接的變化是，他覺得作為道德模范，自己不能出錯，不能像從前那樣無所畏懼，不考慮后果了。有大學同學開玩笑說，中國從此多了個模范，少了個企業家。

他放棄了創業計劃，選擇了一條更穩妥的路——專升本考入中南大學商學院，一路念到碩士。畢業后他回到懷化學院，當了團委干事。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如今洪戰輝42歲了，比從前胖了些。他在老家河南周口辦了一所特殊教育學校，沒有媒體報道過他的近況，他說自己低調了很多，不敢出頭。

2015年，證書被收走的事徹底改變了他。那個標簽曾困擾他許久，但突然的失去，他有點不適應，消沉了很久。

后來他想通了，那個宣傳中的“洪戰輝”不是他，而是別人眼里他應該的樣子——一個完美的，沒有任何瑕疵的道德模范。他意識到，長期以來，自己也被這個標簽綁架了，“完美是虛偽的，人不可能沒有瑕疵。我要做回平凡的普通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座豐碑。”

2017年，洪戰輝開始自己創業，在長沙開了一所中等職業學校。但一年后失敗了，“被趕出了學校。”他說是被投資人騙了，但這一次他接納了自己的失敗和不完美，“人家想玩資本，我想做教育，不在一條道上。想清楚了我真正要做的東西，就不去爭了。”

現在，他按自己的想法教育學生。他仍相信，努力一定可以抵達成功。

帶記者參觀學校時，他在學生宿舍前特意停了下來，地板一塵不染地反射著光，鐵板床上疊放著軍綠色枕被，是有棱有角的豆腐塊狀。這種有條不紊的紀律性令他滿意，他介紹，學校里沒有保潔，因為孩子們會互相“攀比”——比一比誰更干干凈凈、規規整整。

▲ 一塵不染的學生宿舍。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洪戰輝說，這些平時不想學習的孩子，來了這里以后會覺得無聊才是痛苦的，勞動一下就會發現自己的價值。“所有失眠的孩子到了這里，用不了三天都不再失眠了。”

這幾乎是他的經驗之談。高中有一段時間，父親又犯病了，家里沒錢，學習也跟不上，他幻聽、失眠，覺得生命沒意義，不想活了。靠著每天拼命干活透支體力，重新回到了“戰場”。

他相信，他可以，學生們也可以。這句話反過來也成立，別人可以做到的，他也一定可以。

似乎是一種循環，洪戰輝也通過這種近乎自虐的方式教育學生。一次，他和學生們對賭，如果他可以坐七個小時不動，學生們就不許再睡懶覺了。還有一次，一個學生做錯了事，洪戰輝說是他這個做校長的沒教好，懲罰自己做幾百個俯臥撐。最后休克被抬著進了醫院，左臂留下了長久的損傷。

普通人為什么要有夢想？

客觀地說，《晚間》當年報道過的追夢人中，張雪是其中極為特殊的“幸運兒”。

當年拍攝張雪的攝影記者毛子說，“張雪當時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騎摩托到賽場上去比，沒有說一定要拿冠軍。他明確知道不一定能搞成，但只要給他比賽的機會，他什么都愿意付出。”在毛子看來，這就是真正的執著和熱愛，沒有功利心。

但即便是張雪，《晚間》節目的大多數成員，也對他沒什么印象了。

《晚間》拍過很多普通人的夢想，只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那么成功，在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很遺憾，毛子也記不得這些人的名字了。

比如搞發明創造的農民有很多，有人造水陸坦克，也有人造飛機，“他們也很鉆研和執著。”毛子說，那時候互聯網還不發達，一些人遇到了難題，就會蹲在大學門口找教授，“沒有人會伸手打笑臉人的，只要臉皮厚，你就天天在那待著，教授也會被感動的。”

▲ 2000年左右，湖南衛視《晚間新聞》主持人李銳。受訪者供圖

如今《晚間》停播18年了，但總有些人舍不得走。在節目視頻片段下面，人們懷念坐在田間地頭的記者，開場白是“遲到的我們就不等了”的主持人，更懷念節目里朝氣蓬勃的普通人，以及他們身后那個敢想敢做、野蠻生長的狂野時代。

張勇渴望有錢，功成名就。他說自己一輩子都在流浪。在第二張專輯里，他有一首歌叫《帶我回家》，“遠方的明月光它射入我的心臟，……帶我回家，我沒有勇氣再流浪。”這是他身處異鄉真實的心聲。那么為什么不回家？他說那么失敗，哪有臉回家。

雷諫聲關心他的聲音能不能抵達讀者，能不能改變社會。可時代變了，創作也要變化，他不肯往前走，被釘在原地了。他有自己的固執，朋友說他又耿直又倔，光抱怨，不改變。

對成功，洪戰輝有更多的理解。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成功的，因為人一直在成功的路上。“你現在反過頭來想想，自己和小時候相比，好到哪里去了。”他覺得關鍵看心態，比如辦中職，他失敗了，但是有收獲，學到了做生意的基本規則，這也算是一種成功。

“人只要還有一口飯吃，就一定能改變命運。”這是他最樸素的理論。過去的苦難還在影響著他，大學畢業的半年里，他也試過每天打游戲、釣魚，但很快就煩了。“活在這個世界上總得做點啥，躺平真的難受。”

▲ 20年前，潘禮平在田間采訪。受訪者供圖

《晚間》的總制片人潘禮平記得，20年前還有一個比張雪火得多的“明星”叫陳良全，也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晚間》曾連續報道他兩個月騎摩托車環游世界的經歷，有7萬人打他們的熱線，說想跟他一起看世界。

從前陳良全依靠捐助實現夢想，但現在這一套行不通了。他的夢想沒有變，但周圍的一切都在變化。去年他計劃去南美洲，因為贊助沒到位，被困在柬埔寨200多天。沒多少人愿意給他錢。他們說，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掙的錢用去贊助一個周游世界、過神仙日子的人。

潘禮平給陳良全轉了點錢，他依然覺得有夢想應該被鼓勵。他說，現在的人們就像在快節奏的大機器上各個平面地旋轉著，理想變成了奢侈品。時代已經走遠，回不去了。

“只有成功的才叫‘張雪’，沒成功的還是‘堂吉訶德’。”潘禮平說，這些追夢人就像“堂吉訶德”一般，傻乎乎的，不現實，像在做一些無用功，不管成敗，不論結果，都沉浸在自己的興趣中。

也許，必須努力，有能力，可能還需要一點點運氣。但即便以上都有，也不是每個夢想都能實現。那么，假如對夢想的追逐注定是一場徒勞，心懷夢想又有什么意義呢？

張勇說，音樂曾好幾次改變了他的命運。第一次是當兵，他考了好幾次都沒成，后來他在招兵的隊伍旁彈琴唱歌，結果意外當上了文藝兵。如果沒有去西藏，學會藏語歌，他可能也不會被《晚間》節目組看中——這是他第二次靠音樂夢改寫了生命軌跡。

現在，夢想對于張勇來說，變成了一種心態，“我的人在山腳下，但我的心在山頂。”

雷諫聲覺得，那是一種信仰，“理想理想，有理無理都要去想。”他把這句話貼在門上，比起文學夢，他心里藏著更多的是一個救世夢。

他仍然堅信文學可以改變世界。談起這個話題，他興沖沖地上樓，拿來一本書，翻開秘魯作家略薩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文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干預社會”——這句話被他重重畫上一條線。

洪戰輝認為，是夢想鼓舞了他，讓他一點點變得更好。2005年，縣里曾說出資給他家房子修好一點，他拒絕了，提議拿這些錢給村里修條馬路。路修了多年，如今又坑坑洼洼一如從前，而他早已往前走了。

▲ 洪戰輝家鄉的路，依然坑坑洼洼。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陳良全也還在追逐夢想的路上，現在的成績是124個國家，175萬公里。潘禮平把陳良全理解為天真、純粹，活得有激情。“人有沒有夢想，是兩種不同的人生。”潘禮平說，有夢想的人會更有激情，因為有目標，就會去思考要怎么去實現，會朝著那個東西往前，不會消沉。

正如潘禮平說的，成功的就叫“張雪”，沒成功的還是“堂吉訶德”，“首先得有很多個‘堂吉訶德’，才能誕生一個‘張雪’。”他又補了一句。

（毛子為化名）

值班編輯 康嘻嘻 王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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