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出革命10年，伊朗如何把中東穆斯林國家，都逼成敵人？一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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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東大國的伊拉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什葉派卻長期處于少數派遜尼派統治之下，伊拉克政權始終面臨著宗教合法性問題，人們因而普遍擔心伊朗革命對伊拉克的沖擊，但外界常常錯誤地判斷了伊拉克國內什葉派社團的性質，其中之一就是將整個什葉派社團看得高度統一。

第一，伊拉克什葉派的現狀。

實際上，在伊拉克尤其是農村地區，血族關系仍然是決定忠誠的首要因素，比一般的種族和教派關系更為直接，與國家的聯系主要還是通過部落領導人的中間紐帶。

即使有什葉派宗教領導人號召仿效伊朗的革命，伊拉克的普通什葉派信徒也未必起而呼應。歷史上，作為什葉派宗教圣地，伊拉克的納杰夫和卡爾巴拉與伊朗宗教界聯系密切，在這兩個什葉派宗教中心，“波斯的影響是強大的”。

從20世紀60年代初起，兩國較為激進的烏里瑪之間就存在著一種特殊關系。從1965年到1978年，霍梅尼自己就生活在納杰夫，當時納杰夫的伊拉克主要什葉派激進烏里瑪包括阿亞圖拉哈吉姆、他的兒子邁赫迪和穆罕默德，以及阿亞圖拉薩德爾。據報道，霍梅尼在流亡期間與薩德爾“非常親密”。霍梅尼等伊朗革命領袖與伊拉克的激進烏里瑪之間的親密關系最終證明是一把雙刃劍，雖然可能增加了伊朗輸出革命的便利性，但這種親密性所宣揚的跨國宗派主義實際上不可能吸引整個伊拉克，伊拉克激進的什葉派烏里瑪也不可能在伊拉克更廣泛的政治社團內建立自己的領導權威。

薩德爾的覆滅證實了這一點。

1970年哈吉姆去世后，薩德爾成為伊拉克最知名的什葉派激進宗教領袖。薩德爾在與霍梅尼交往前后曾試圖保持自己非宗派主義的形象，有專家研究認為，薩德爾的主要著作“沒有任何援引什葉派教科書的明顯例證”，他的思想是不同尋常的普世主義。然而，他與霍梅尼及伊朗之間的聯系阻礙了普通信徒的這種感知。

隨著伊朗的阿拉伯語廣播稱薩德爾為“伊拉克的霍梅尼”，薩德爾非宗派主義的形象蕩然無存，他自己也感到壓力越來越大，有很多跡象表明他想離開伊拉克。

薩德爾最終于1979年6月被捕，當時他試圖帶領一班人去伊朗祝賀霍梅尼，這一行動既表明兩邊分不開的聯系，也說明薩德爾在伊拉克國內日益孤立。

到1980年4月初，伊朗和伊拉克已經勢不兩立。伊朗就伊拉克宣布了自己的目標，外交部長拉賈伊說：“我們決定推翻伊拉克的復興主義的政權”；霍梅尼自己則說，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將會清除“邪惡的復興社會黨領導人”。

然而，盡管言辭強硬，但伊朗實際上并未做好兩國戰爭的準備。伊朗領導層嚴重低估了伊拉克政權的彈性，納杰夫的激進派教士的言論也助長了伊朗領導人對于伊拉克形勢的樂觀估計。

據傳，薩德爾在被捕后宣稱：“我在這兒并不孤獨，我的周圍有成千上萬的穆斯林。所有這些人都有著同一個靈魂。”

伊朗革命者無疑相信伊拉克不久就會步他們的后塵，認為伊拉克政權的垮臺不可避免：“伊拉克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愛、最高尚的人(阿里和侯賽因)的埋葬之地....，現在這片神圣土地就要以自己的光榮起義來響應伊斯蘭的召喚，通過仿效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各個步驟，它必定會建立起神圣正義的政府和伊斯蘭共和國。”

實際上，納杰夫的伊拉克激進派烏里瑪與伊朗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密切聯系，反而削弱了他們在國內什葉派社團的影響。

薩德爾于1980年4月被處死，在有關報道中，大多數報紙稱他是一位什葉派領導人。一家科威特報紙報道，對薩德爾的指控是他領導著一個親伊朗的政黨-達瓦黨。西方報紙在報道他的死亡時，同樣視其為排他主義者，其中一份報紙描述他的罪行是“鼓動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的反政府熱情。”

媒體的報道反映了對薩德爾的跨國宗派主義的一般認知，這種認知影響了普通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對他的追隨與忠誠，因此，關于薩德爾的去世，“這里(伊拉克)并未出現大眾抗議，甚至在傳統的第40天哀悼儀式上也是如此。”

薩德爾死后，哈吉姆之子穆罕默德·巴克爾·哈吉姆聲稱是薩德爾的衣缽傳人，為了躲避鎮壓，他逃往德黑蘭尋求避難。

然而，兩伊戰爭的爆發令哈吉姆的處境日益尷尬。1982年7月，伊朗武裝力量攻入伊拉克領土作戰，但哈吉姆仍逗留伊朗，徹底暴露他的宗派主義與普通伊拉克什葉派信徒的愛國主義之間的分歧。

他不僅支持伊朗的戰爭努力，而且在伊朗境內建立了名為“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會議”的什葉派流亡政府。至此，哈吉姆要想加強。自己在伊拉克的政治地位，除了借助于伊朗戰爭勝利之外已無其他任何可選擇的途徑，這就顯示了哈吉姆在伊拉克政治舞臺上的邊緣化。

從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例證中可以看出，盡管在中東的什葉派社團中存在著非常真實的政治、社會、經濟不滿，但伊朗期待的革命并未發生，中東國家的什葉派戰斗精神未能轉變為重大革命運動。在中東其他各國，沒有出現本土具有超凡魅力的什葉派領導人來喚醒什葉派社團的思想與支持，或者將模糊的不滿引導為集中的、有組織的反抗。

此外，中東什葉派社團的生活雖然可能并不如意，但并非不可忍受。雖然石油財富大多分配給了遜尼派，但什葉派同樣分享了石油繁榮，這就導致了什葉派內部的分層和碎化，影響了什葉派穆斯林對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統一認知和支持。

第二，兩伊戰爭的阻礙。

兩伊戰爭對于輸出革命政策的阻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它消耗了伊朗的資源和實力，從而影響了對各地革命行動的支持力度;戰爭凸顯了國家利益與國家差異，妨礙了伊朗以伊斯蘭旗號跨越國界藩籬的輸出革命訴求。

伊朗在20世紀70年代因石油獲利豐厚而累積了不小的經濟實力，本應在革命后足以負擔輸出革命政策所需的海外宣傳、人員征募、向海外組織提供財政與武裝資助經費。然而，隨著兩伊戰爭的爆發，伊朗除了要支出龐大戰爭費用外，石油收入銳減，而且戰爭對基礎設施之類的破壞也影響了自身經濟發展。兩伊戰爭中伊朗死亡30萬、傷殘170萬人，還產生了200萬難民，從而失去大量勞動力。

戰爭還嚴重破壞了伊朗的城市和基礎設施，尤其是約65%的煉油能力被伊拉克摧毀，導致伊朗石油輸出和外匯收入劇減。據估計，這場戰爭伊朗直接損失6000億美元，全部損失為約1萬億美元，戰爭使得伊朗經濟倒退了20年。因此，兩伊戰爭大大削弱了伊朗的資源與實力，影響了輸出革命政策的推行。

此外，伊朗本來試圖以伊斯蘭意識形態跨越國家界限，將伊斯蘭世界團結起來，然而，兩伊戰爭所凸顯的國家差異及國家利益概念卻阻礙了這一目標。例如，伊朗于1982年7月攻入伊拉克境內，主要攻擊目標為伊拉克什葉派人口聚集地巴士拉，霍梅尼寄希望于什葉派的革命訴求，喚起什葉派的革命意識，起而反抗伊拉克政權；但伊拉克什葉派教徒仍舊效忠于伊拉克遜尼派政權，并未對伊朗輸出革命的訴求給予回應。

在戰爭中，構成伊拉克軍隊主體的大多數什葉派。穆斯林仍然保持著對自己國家的忠誠，而不是對伊朗的同宗派兄弟的支持，這是國家差異凌駕于宗教同質性之上的一個明證。因此，可以說，國家利益概念因兩伊戰爭的凸顯而對輸出革命產生了阻礙。

兩伊戰爭不僅對中東遜尼派而且對什葉派的生活構成威脅，因為對油輪和石油設施的襲擊影響了所有中東人口的經濟福利。大體上，不僅在伊拉克軍隊，而且整個中東的什葉派在這場沖突中都支持自己的國家。換言之，兩伊戰爭更被認為是一場阿拉伯-波斯人的沖突而非什葉派-遜尼派沖突。在兩伊戰爭中，支持和同情伊朗的國家主要是敘利亞、利比亞、原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和阿爾及利亞，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則持中立立場，其余的阿拉伯國家都支持伊拉克或傾向于伊拉克。

原本伊朗的策略在于以伊斯蘭因素突破阿拉伯民族主義，以穆斯林團結作為推動外國革命的基礎，但兩伊戰爭所凸顯的國家利益界限，尤其是伊朗1982年7月開始攻入伊拉克國境的軍事行動，不僅造成其他國家的恐慌，也促成了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從而使得中東地區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產生凝聚現象，反而阻礙了伊朗試圖以伊斯蘭因素跨越民族障礙目標的實現。

第三，美國及阿拉伯國家的圍堵。

疑懼、敵視伊朗革命是美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共同反應。革命發生后，伊朗不僅脫離了西方聯盟，由美國的戰略盟友轉為美國在中東利益的挑戰者，而且，伊斯蘭共和國的仇美情緒隨著美國人質事件的拖延而愈發激烈，美國逐漸確信自己不僅失去了在海灣的一大支柱，而且誕生了一個確鑿無疑的新敵手。革命后伊朗立場和政策的逆轉，威脅到美國在中東的重要戰略利益，因此，美國希望遏止伊朗革命在中東的蔓延。

在阿拉伯世界，伊朗革命無異于一場政治地震，迅速波及各伊斯蘭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震撼了各國遜尼派政權。伊朗革命可能的連鎖反應使得阿拉伯國家視其為共同威脅，因而形成隱性聯盟，共同對付伊朗新政權，嚴防革命的浪潮沖破堤防突入本國。

尤其是1982年伊朗在兩伊戰爭中逐漸取得優勢，引起美國與中東阿拉伯國家的高度不安，導致美國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積極倒向伊拉克，以防止伊朗在戰爭中獲得全面勝利。美國及阿拉伯國家的合力圍堵，構成了伊朗輸出革命的又一大障礙。

海灣國家的統治者對于伊朗的革命呼吁尤其感到不安。霍梅尼鼓吹推翻海灣地區不忠于伊斯蘭的國家政府，支持各國國內反對派尤其是什葉派的政治反抗，這對海灣各國政權造成極大挑戰，是海灣國家最敏感、最難以接受的。

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在一次有來自40個國家的聚禮領拜人參加的會議上，公開號召他們將清真寺變為“祈禱、文化和軍事基地......為在所有國家建立伊斯蘭政府建立基礎。”

兩伊戰爭使伊朗與其周邊國家關系惡化，海灣國家組成海灣合作委員會，向伊拉克提供巨大財政支持。霍梅尼呼吁海灣合作委員會“回到伊斯蘭的懷抱，拋棄巴格達的薩達姆政權，停止浪費其人民的財富。”

沙特則回應以這樣的聲明：

“自從伊朗人民和穆斯林遭受霍梅尼政權折磨以來，這個政權就未能向伊斯蘭和穆斯林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服務......這個政權試圖在穆斯林的政治和清真寺中制造分裂。霍梅尼政權到處派遣代理人煽動不和。”

最擔心伊朗革命沖擊的國家是伊拉克。作為一個與伊朗有著漫長邊界的毗鄰國家，伊拉克的大多數穆斯林與什葉派伊朗信奉同一教派，大量人口還具有伊朗血統，而且長期以來兩國宗教界聯系交往密切，這一切都意味著伊拉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東鄰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變化的影響。

一開始，伊拉克政府祝賀伊朗反國王斗爭的勝利。進而，伊拉克政權“由于害怕這場運動伊拉克的沖擊”，而勉強批評伊朗革命領導人霍梅尼。到1980年初，伊拉克政府確信：“一旦阿亞圖拉霍梅尼的什葉派伊斯蘭共和國得到鞏固，它必定要覆蓋到伊拉克南部，這里有大量什葉派信徒以及什葉派圣城納杰夫和卡爾巴拉。"

伊拉克政府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因為早在伊朗革命之前，伊拉克境內什葉派的抗議活動一直處于增長之中。1969年發生了數十年來第一次什葉派騷亂。1970年6月，什葉派宗教權威阿亞圖拉哈吉姆的葬禮成為反政府抗議活動的一個誘因。1974年慶祝阿舒拉節的儀式也轉變為一場政治示威。3年后，卡爾巴拉和納杰夫的阿舒拉節大規模示威導致暴亂并持續數日。

面對內外雙重威脅，伊拉克政府恩威并施，采取了胡蘿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來撫慰什葉派，另一方面，對那些積極從事反政府活動或者被認為可能挑戰政權的個人及組織采取壓制甚至摧毀的不妥協政策。

伊拉克遜尼派政權首先從經濟入手，推行相對公平的資源及財政分配方案，甚至在某些領域有意向什葉派傾斜，以縮小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差距。到1978年，什葉派集中的南部省份和3個遜尼派省份的小學入學率幾乎沒有差距；在醫療設施方面，什葉派社團實際上還稍占優勢，在什葉派聚居區，平均每59000人有一所醫療機構，而在遜尼派地區則為超過61000人一所醫院。

除了提高什葉派信徒生活狀況的一般努力外，政府也針對特定問題地區，劃撥一些專項資金來撫慰什葉派信徒。什葉派圣城納杰夫和卡爾巴拉，以及巴格達的什葉派社區都得到大量的額外投人。在納杰夫，政府慷慨補助約2.2億美元用于修繕阿里清真寺，一筆5200萬美元的贈款被用來重建該地的一所醫院;在卡爾巴拉，約6000萬美元被撥來修繕侯賽因和阿拔斯陵墓，同時有許多住房和農業計劃得到資助。

在巴格達，什葉派聚居的、破敗的薩瓦拉城也得到大量援助，1982年該城改名薩達姆城，許多殘破的建筑修葺一新，寬闊的網狀公路也建立起來。這些舉措既改善了這些地區居民的生活和治安狀況，也對當地經濟帶來相當的增值效應，有助于改變什葉派民眾對現實的認識，促進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忠誠。

在盡量改善什葉派的物質生活之外，復興社會黨政權也更加關心什葉派的公共社會生活，努力提高什葉派的政治地位，使其融入國家決策系統，合法參與常態政治進程。在伊朗革命之后以及海灣戰爭期間，復興社會黨政權在革命指揮委員會中任命了一些什葉派成員，1980年6月新成立的國家大會中什葉占有40%的位置，1980年和1984年的大會發言人也是什葉派。同時，政府在將什葉派整合進入伊拉克中產階級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人吃驚的成功，“在官僚機構和自由職業者中有大量什葉派，有些職業中什葉派更是居于優勢”。

伊拉克遜尼派政權特別注意拉攏、分化什葉派烏里瑪。什葉派烏里瑪都可以從政府領取薪水，那些公開反對激進主張的宗教領導人還可以得到額外的資助。政府的這種策略促進了伊拉克什葉派烏里瑪的分裂,比如卡什夫·吉塔和阿里·薩吉爾這兩位伊拉克什葉派大阿亞圖拉，就公開譴責霍梅尼的法基赫監護理論。

在實施撫慰的同時，伊拉克政權對什葉派激進活動和激進人士也一直保持著高壓態勢。在20世紀70年代，政府經常動用軍隊來平息納杰夫和卡爾巴拉的什葉派暴力騷亂。

1979年7月，薩達姆·侯賽因通過政變掌權后，更是鐵腕鎮壓激進什葉派運動。不久，薩德爾被軟禁，其追隨者被拘押。1979年7月中旬，伊拉克伊斯蘭解放運動估計有86人(其中許多是薩德爾的代表)正等待被處死；590人已被判處終身監禁；11000人被捕；36人已經死于酷刑。

第二年春天什葉派反對活動再次加劇，伊拉克政府更是訴諸前所未有的手段來應對挑戰。1980年4月1日，一名達瓦黨成員試圖刺殺副總理阿齊茲。作為對這一事態的反應，薩德爾于1980年4月8日被處死，革命指揮委員會同時作出決定，宣布與達瓦黨有聯系者皆可以處死，該決定可以追訴應用。

從戰術角度來看，這一空前舉措對于巴格達政權的穩定有好處，清除薩德爾這個什葉派反對運動領袖，也就根除了一個什葉派反政府的權威中心，因為，“隨著薩德爾的被處死，他的領袖魅力曾經產生的動力很快就消失了。”

在伊朗革命前后，伊拉克復興黨政權無疑面臨著嚴重的內外挑戰。它能夠成功地在一場與伊朗曠日持久、耗費巨大的戰爭中維持權力、領導國家，主要得益于它所遵循的政策。在尊重、拉攏什葉派社團的同時，對什葉派激進分子毫不手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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