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印象》 第六章 德魯克送給我的書

（一）

第一次拜見德魯克的時候，我帶去一本他寫的《旁觀者》，請他在這本書上簽名。

此后幾年，德魯克在我帶去的書上簽過許多次名。但他主動送給我的著作，只有兩本。一本是《創新與創業精神》，中文本，海南出版社出版，我不知道他從哪里弄到的。簽字時，他說：「這本書跟你的氣質最吻合。你讀完了，可以去給你的學生上課。不要讓別人講，你比任何人都能講得好。」后來，我還真的在我的管理研修中心與美國圣里奧大學以及北京師范大學合辦的MBA課程中，成功講授了這門課。

德魯克送我的第二本書，是《正常運作的社會》（功能社會）。那是他獨自完成的最后一本書。書里收錄了他65年寫作生涯里最要緊的十幾篇文章。德魯克對文章做了新的修訂和編排，寫了導言。那本書2002年11月出版。在那之前的一封來信里他就告訴我，他度過了一個「有生產力的夏天」，編輯完成了這本新書。

德魯克正在為贈予我的A Functioning Society一書題辭。

2003年元旦過后沒幾天，我去見他。沙發前的茶幾上已經擺著剛剛出版的《正常運作的社會》。他說了一段話，我至今記憶猶新：「我想你已經很了解我的著作了。你甚至已經在講我的著作了。但等你讀了這本書，你才能明白我為什么去研究管理學。」

接著，他鄭重地在書的扉頁上寫下題辭：

To Chairman Shao Ming Lo：With profound admiration and with my best wishes for the continuing success of Bright China Management Institute。New year's Day 2003， Peter F. Drucker

中文譯過來是：致邵明路主席：謹此致以由衷的欽佩及我對您的管理研修中心長期成功的最佳祝愿。2003新年題辭，彼得．德魯克

德魯克手寫的題辭

很慚愧，因為英文太差，我沒能很快去讀那本書。拿到書，我只是靠查字典一字一句讀完了序言，它的題目是「社會、社區和政體」。里面有一句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不論是納粹主義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終將失敗。」雖然那時我還并不清楚什么是極權主義，但我應該是自此之后，從只關注他的管理著作，開始注意他的其他作品。但還是因為忙，每次開始，總是翻了幾頁，就把書放到了一邊。

（二）

與編輯《正常運作的社會》同時，在那個有生產力的夏天，德魯克還編寫了《下一個社會的管理》。那本書收錄的，大多是他晚年的新作。他為那本書寫了一篇結論性的末章，題目是「下一個社會」。

我有幸見證了這篇文章的問世過程。德魯克先是寫了一篇綱要式的文章，在《經濟學人》上發表。接著，由德魯克基金會組織了一場小型研討會，邀請了12個人參加，每個人都提前獲發了《經濟學人》發表的綱要。我記得參加者有基金會主席法蘭西斯·赫塞爾本、Service Master公司的CEO兼主席比爾?波拉德、阿根廷的一位天主教主教，還有英國、日本的朋友，我是唯一的中國人。

研討會上，德魯克先是發表了挺長的演講。主要意思是，在世紀之交，我們得關注新的現實（new reality），盤點一下有哪些過去沒有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他說，過去國際秩序的主導者是美國、蘇聯、歐洲。但現實已經發生變化。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大概率會沒落，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新興大國：巴西、墨西哥、印度、中國。這些新力量的崛起，有一半的可能性朝著好的方向，也有一半的可能性朝著壞的方向。

提到中國時，德魯克點了我的名：「邵主席對這個問題最了解。」

其實，我對他關心的事沒太多思考，也說不出什么所以然。既然被點名，我就談了談對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看法。我說，識別中產階級的標志，不是個人和家庭的財富數量，而是要看一個家庭有了維持生存之外的可支配收入以后，拿這些錢做什么。中國人有了一點余錢之后，會投資后代的教育。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過知識實現躍遷，從事更體面的工作，過上更體面的生活。后來我才明白，我說的所謂中產階級，其實就是德魯克筆下的「知識工作者」。

至少三、四次，在談到中國時，德魯克都說，這個問題讓我們問問邵先生。這讓我受寵若驚。但那天我就只說了這點兒看法，其他的實在說不出什么。雖然躬逢一個巨變的時代，自己又在這個巨變的社會里做事情，但我對中國走向的理解，只能說模模糊糊。德魯克的視角和他關心的問題，我并不完全明白。

我想，德魯克高估了我。他對我的期待和我的實際程度之間有落差。德魯克大概認為我既能了解中國社會，也能跟得上他的思考。實際情況是，他的有些智慧，我有切身的領會。比如「創新與創業精神」，講的就是我的真實工作和生活。可是，當德魯克談論「社會、社區、政體」之類的題目時，哪怕是以中國為例，我也常常語塞。當時的我，覺得這些事情還是離自己比較遠。

（三）

真正開始了解德魯克在管理學之外的苦心，是在2006年前后。老先生已經不在了。

那段時間，我重新撿起他送的那本《正常運作的社會》，隨興挑了比較短的一篇，No More Salvation by Society，中文譯為「消失的社會拯救」。

一開篇，德魯克就引用了前蘇聯領袖戈巴契夫的名言：只要不會威脅蘇聯共產黨獨大地位的就是社會主義。

雖然蘇聯提出了所謂的「新路線」，其新路線的實質，就是務實主義。蘇聯不再像從前那樣赤裸裸地宣揚意識形態。為了維護蘇共的統治，他們愿意淡化原教旨主義，轉而采取更功利的治理手段，比如刺激經濟。

德魯克斷言，戈巴契夫或許可以透過提振經濟維持蘇共的統治，但有一件事他們絕對辦不到，那就是讓人民再度相信，社會能帶給我們拯救：

因為大家早已不再相信，「社會能讓我們得救」，尤其是在蘇聯；大家沒有變得更務實，而是更憤世嫉俗。

不只人民不再相信，就連政黨自己，也不會再相信。

「社會拯救」不是蘇聯的特有迷信。德魯克說，20世紀人類遭受的最大災難，都跟這種迷信有關系。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都向人們許諾，只要接受一套理性設計的理想方案，人民就能迎來完美的社會，從而獲得拯救，得享人間至福。

18、19世紀的思想家，例如盧梭，制造了這個迷信。20世紀的大眾則沉迷于這個迷信。每一次迷信的破產，都會導致大眾的絕望。絕望的大眾又會在絕望之中擁抱下一個迷信。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從任何形式的「社會拯救」迷信出發，無論是以民族主義，還是以進步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名目出現，人們都可能走向極權主義。

如果到了世紀之交，「社會拯救」的迷信終將破產，那意味著什么呢？那可能意味著，始終依靠這個迷信進行統治的政黨必須做出選擇，是拋棄迷信擁抱文明，還是繼續用更蠻橫和更狡猾的手段維持迷信。

讀到這些的時候，我重新記起德魯克當年的憂心：

未來的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可以跟美國平分秋色的力量。問題在于這個力量會把世界往好的方向推動，還是往壞的方向推動？

德魯克所說，一個國家的發展可能朝著好的方向，也可能朝著壞的方向。中國的朋友都盼著中國強大，都把「強大」當成絕對的好事兒。在德魯克那兒，「強大」、「力量」是中性詞。它只是一個現實，或一種工具。人們有責任管理強大，而不是盲目地支援和歌頌強大，因為「強大」有可能成為當權者作惡的資本。

當年聽德魯克談及這個話題時，我覺得，中國已經在朝著一個務實的、容忍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的方向前行。大潮已經形成，再堅固的閘門也擋不住它了。

2003年，德魯克送我《正常運作的社會》這本書。直到差不多2008年，我才摸到一點他的思路。

（四）

對「社會拯救」的迷信，并不單單存在于極權和專制社會里。哪怕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社會，人們仍然可能被它迷惑。在德魯克的《旁觀者》里有一章〈博藍尼這一家〉。就算是博藍尼這樣既高尚、善良又聰明的思想者，也容易陷入「社會拯救」的思維，窮盡一生，尋找完美的社會方案。

我們總是相信完美的主義、完美的制度、完美的領袖、完美的人事物。對那些包裝完美的謊言，我們缺乏識別能力；對真實世界的種種瑕疵，我們深惡痛絕。即使意識到自己有這種絕對和偏激的毛病，我們這代人恐怕也很難從這種思維慣式里完全跳出來。

「社會拯救」的迷信總是看起來用意良善，卻往往從追求純粹和完美的好心出發，制造人間大惡。這是德魯克了不起的發現。那么，如何化解這種危險呢？不是拿一種新的迷信取代舊的迷信，而是用一個「尚可容忍的社會」取代完美社會，他說：「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或許我們可以以小惡，而不以大善為主要的考量。」

這是德魯克更加了不起的見解。他一輩子的追求，不是完美社會，而是正常運作的社會。他認為，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必須有多元的、豐盈的社會生態。

工商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和政府都在其中發揮功能，承擔責任，也因為承擔責任，他們需要有與之相匹配的權力，并且得學習正當使用自己的權力。在豐盈的社會生態里，沒有什么完美的方案，沒有什么完美的領袖，也沒有什么完美的個人。每個人都是受造物，因此不但都有瑕疵，而且都不可能與惡絕緣。但每個人又都分有造物主的榮光，因此都可能發揮優點，對世界做出獨到的貢獻，并且因此享有尊嚴。

在跟德魯克交往中，我發現他有一種獨特的智慧，那就是對人身上「小惡」的諒解和寬容、對從動機出發評判人和事的警惕。

討論辦學師資的時候，德魯克建議我，要從有實際經驗的人里物色老師。他說當年在紐約大學的時候，他曾請洛克菲勒講課。洛克菲勒是成功的企業家，卻很看重教授的身份。大學頒給他一張客座教授聘書，這令他引以為傲，他把聘書懸掛在辦公桌后面的墻上，讓人一進門就能看到。他這樣的人物不在乎錢，卻特別在乎知識界的承認。講這件事時，德魯克補了發人深省的一句：「這是虛榮，但又有何妨？」

德魯克說，他認識很多虛榮、有野心的企業家，可這不是問題。虛榮、野心，正是激勵他們去行動的力量。

你可以從動機上指出某個企業家的創新是為了名，另一個是為了利。可這又何妨呢？創新發生了，這就是好的。一個人做了什么，產生了什么結果，比這個人的動機更重要。

德魯克在課堂上給我們講過一個德國銀行總裁的故事，他的女兒很崇拜父親，有一次問起他的成功之道，在分享了許多經驗之后，他談到了勤奮，說自己總是每天早上第一個到辦公室，又總是下班后拎著沉重的公文包把檔案帶回家加班，十幾年如一日。雖然論聰明才干，他不是公司里最突出的，但他的老板最看重的是一個員工是否苦干，最終還是提拔他當上總裁。女兒很意外，因為她從來沒看見父親回家后工作過。總裁笑了，讓女兒去打開放在屋角的公文包。女兒打開一看，赫然發現包里放了兩塊磚頭！

這分明是弄虛做假，正當我們疑惑的時候，德魯克解釋了他的用意：「我可不是教你們學壞呀，但是你如果在一個組織中工作，還是要明白這個組織的文化，也要了解你的頂頭上司，他是個什么類型的人，他的習慣和偏好，否則你不會成功。」

后來和我一起創辦「加州高等管理學院」的Bill Cohen，是一位退休將軍，也是德魯克早期帶出來的博士生，他也轉述過德魯克給他們上課時講的一則故事。一位日本企業家到美國去投資辦廠，期間，州長給了他很大的支持，所以他想在工廠的開幕致辭里表達感激。他當著來賓問州長：如果您將來退休了，會不會有興趣來我們公司當顧問？聽了這話，翻譯愣了一下，跳過去，沒有譯。企業家又重復了一遍，翻譯還是沒有譯。事后，翻譯告訴企業家：在美國，你這樣講涉嫌行賄，是違法的。德魯克說：「在美國是違法的事，在日本其實卻有例可循，算不得什么。」

還有一次，他講了個發生在德國的故事。大意是一個德國商人為了生意，很聰明地用錢打通關卡，最后把事情辦成了。他說起這個人的行為，如果不說是欣賞，至少一點兒也沒有批評的意思。聽他一說，我脫口而出接了一句：「這不是跟在很多地方辦事一樣嗎？」說完，我們倆都哈哈大笑。那個瞬間，我太太在一旁抓拍了一張照片。照片現在還擺在已被用作紀念館的克萊蒙特的德魯克故居里。那是德魯克和我拍得最好的合照。

德魯克與我最好的合照

這就是德魯克，對「小惡」寬容、幽默，對大惡深惡痛絕。在德魯克的智慧里，容忍「小惡」，或許正是抵制極權主義這個大惡的必修課。

（五）

《正常運作的社會》也使我終于理解德魯克為什么如此慷慨地支持我的工作。

在被稱為「管理圣經」的《管理：任務，責任，實務》的序言里，他這樣道出管理的目的和意義，盡管這段話有點長，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全文引述：

如果我們的組織型多元社會中的機構不能負責任地自治，我們的社會就不會有個人主義，人們也沒有機會實現自我。我們會活在徹底的管制中，沒有人可以享有自治權。在這種社會里，斯大林主義橫行，沒有參與式的民主，而要隨興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更不可能了。暴政將成為強大而有效的自治機構的唯一替代品。

暴政以一人獨斷取代多元競爭，以恐懼取代責任感。暴政的確可以廢除所有的機構，以獨大的幫派政黨官僚機器替代所有機構。暴政之下，雖然還是能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不過斷斷續續、多所浪費，產量也是少得可憐，而且人們還得付出苦難、羞辱和挫折等龐大的代價。在一個組織型的多元社會中，使我們的各種組織機構負責任地、獨立自治地、高績效地運作，是自由和尊嚴的唯一保障。有績效的、負責任的管理是對抗和替代極權專制的唯一選擇。

這一段話振聾發聵！

過去和現在，在全世界的管理學界，有不少公認的「管理學大師」，從來沒有人說出這樣的話，對他們所從事的專業，有這樣深刻的體悟。這是德魯克獨一無二的洞見，是他的滿腔同情所在，也是管理之所以重要，值得去研究、學習和推廣的根本。這也是德魯克窮畢生精力，創建和教導管理學的初衷。和「功能社會」的概念聯系起來思考，一個社會要具備應有的各方面功能，絕對無法只由政府和家庭提供，只能拜眾多的多元、自治的組織機構之賜，而管理則是任何這樣的組織機構能否承擔起它們的責任，能否奏效的決定性力量。由于中國的發展愈來愈對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德魯克強烈希望有人可以把管理文化和績效精神帶到中國，讓它在中國的土壤里扎根和開枝散葉。他意在培養能夠擔當管理重任，擁有相關的工作知識、勇氣、智慧的獨立自主的個人。中國不缺少有勇氣做事的人，但這樣的人往往缺乏足夠的視野、工具和知識。中國的管理教育，應該幫助這樣的人盡快成為成熟的工作者。他們當中，有人會創辦企業，有人會成為獨立自主、不等待高層指令的經理人。他們正是建構功能社會的中堅力量。

按照德魯克的看法，完美無瑕的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一個尚可容忍、功能正常的社會才是人類可能得到的最好結果，而這樣的社會必定要求多元、豐盈的生態環境。在多元、豐盈的社會生態里，每個人、每個組織都可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態位置。在那個位置上，他們可以發揮獨一無二的功能。生態足夠豐盈的社會，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就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成全。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不是人對政府的徹底依賴、恐懼和順服或說政府對人的全面控制，也不是各行其是，枉顧他人和公眾的無政府主義。政府、組織、個人都是社會的器官，有著各自的生態位置，各守本分，各司其職。

一家由企業家開辦的培養中國經理人的學院，也應該有它的生態位置。美國知名的商學院那些院長、教授都不認為企業家辦學有什么必要，似乎企業家唯一該做的，就是出錢。德魯克卻特別看重這件事。或許他認為，這樣的學校，只有企業家才會想到要辦，也只有企業家才可能辦成。

拜訪德魯克之前，我傳真了自己的履歷。他知道我的背景，知道我年輕時曾經是共產黨員，還當過鄉鎮一級政府的黨委書記。

我是從這樣的身份，兜兜轉轉，變身為一名商人和企業家，然后加入ServiceMaster的。我的經歷讓我比很多人更了解中國社會的運作機制。這樣的知識，讓我能在困難和復雜的環境里找到門路，把事情辦成。在德魯克眼里，這可能恰恰是我的長處。

有一次，我向他通報辦學進展：一個原本被認為棘手的項目很快就通過了政府教育當局的審批。德魯克輕松地調侃：「你是不是又用了什么『方法』？」

（六）

最近這些年，我們努力把德魯克社會生態學的見解融進管理課程。

例如「企業的目的與企業的戰略」這門課，依照社會生態學的觀點，最好的戰略，不是在零和游戲里打敗對手取勝，而是在市場和行業中，找到和占據獨特的生態適當位置。這在本質上是非競爭戰略，和主流商學院教的「競爭致勝」完全是兩種思維。

另一個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問題是企業經營者自身的價值觀。

每一個組織在確定自己的適當或最佳生態位置時，要從三個維度做出評估：外部機會、內部能力或長處，以及經營者自身的價值觀。即你選擇要從事的業務，是不是確實有市場需求（外部機會）？你所在的組織是不是具備能力，比別人更擅長從事這項業務（內部能力或長處）？你們是不是特別看重這件事，發自內心地覺得它值得自己投入全部精力和熱情（經營者自身的價值觀）？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就表示你找到了自己的生態適當位置。但是，在商學院的課程里是不論價值觀的。一談戰略，就只考慮機會、能力和資源能否和如何匹配，因為價值觀好像有些玄虛。但是，其實它才是界定生態適當位置的先決條件。

德魯克在《創新與創業精神》中，把一個人的價值取向稱為「氣質」：如果一項生意的客戶所看重的價值和經營者自身的「氣質」不合，這項生意就很難令經營者有熱情和興趣去投入和做好它。于是，從市場需求和企業能力的角度看，這項生意可能確實是個好機會，但它卻是屬于別人的機會，不是該經營者及其企業的機會。

我1999年初認識德魯克，那時，他跟我談的都是非常務實的問題，送我的書，也是工商管理類的《創新與創業精神》。直到2003年，或許他認為是時候了，才送我《正常運作的社會》這本書，希望我理解他在管理學之外的所思所慮，以及那與管理學之間，生死攸關的關系。可對我而言，那還早了些，還要再過幾年，我才在因緣際會之下，把握到德魯克的憂心。從那時起到現在，又是十幾年過去了，我還在繼續研讀德魯克的著作，時讀時新。透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我深深體會到，德魯克的學說可以幫助讀者打開一個從來沒有看到的新世界。當然，這先要讀者愿意拓展自己對德魯克的了解。

（七）

其實，德魯克的著作很早就進入中國了。據說某前領導人，曾經連夜讀完那本《有效的管理者》，大為激賞。他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時，還把它列為學員的指定讀物。我因為生意的關系認識一些中共官員，一位高官告訴我，他讀過《有效的管理者》，正是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讀的，見我似乎不相信，還出示了當年黨校印制的該書讀本。

德魯克的著作被系統引進大陸，是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分社的貢獻。華章分社是中外合資事業體，他們打算翻譯、出版德魯克的著作，征詢我的意見。我給他們推薦了第一批五本書，整個項目就啟動了。后來，他們進一步出版德魯克全集，問我能不能給這套書寫一篇序言。我試著在序言里介紹了我所理解的德魯克的信念和價值觀，特別是他所主張的「正常運作的社會」。其中我引述了德魯克晚年說過的話：「中國一定會強大，一個強大的中國，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可能朝著壞的方向發展；可能給世界帶來好的影響，也可能給世界帶來負面影響。如果中國在經濟上強大了，像前蘇聯那樣，去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就是壞的方向。」華章的編輯打來電話，告訴我為了通過上級的審查，必須把那段話刪掉。我能理解出版社的處境，做了妥協。

在今天的中國，德魯克的讀者不在少數，包括學者、企業家、經理人和官員。讀者對德魯克的態度，卻是各取所需。對于他們不理解、不需要甚至認為有危險的內容，或是徑自忽略，或是在引用時加以刪除。

2019年我們舉辦「中國德魯克管理獎」的評選活動，在參與提名獲獎企業的100多位商學院院長和教授當中，竟有超過90％的人推舉了明顯是全面違背德魯克管理原則的某公司，其中還包括幾位全國知名的「德魯克專家」。人們普遍糊涂至此，著實令我意外和沮喪！這足以證明，要想讀懂德魯克，并不是有學問有經驗，肯下功夫就可以做到的。我愈來愈覺得，只有結合德魯克的信念、價值觀去讀，他的學問才能被參透，才能幫助我們明辨事非，應對現實。「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作為讀者，自身的價值取向和基本信念，是否可以和德魯克融通，決定了他對德魯克及其學說的領悟程度，而《正常運作的社會》這本書，就是德魯克基本信念和價值觀最集中和最好的讀物。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年才明白這一點。

不禁又想起德魯克的叮囑：「我想你已經很了解我的著作了。你甚至已經在講我的著作了。但等你讀了這本書，你才能明白我為什么去研究管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