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一生最后悔批評了誰？1965年此人病逝，偉人落淚：天喪良將！

1965年5月7日深夜，中南海菊香書屋。毛主席正全神貫注的在批閱文件，身后的門被悄然推開。

周總理邁著沉重的步伐走到書桌前，用極其沉痛的語氣低聲的說道：“主席，亞樓同志在上海因醫治無效去世了。”

這短短的一句話，周總理說得異常艱難。毛主席聽完后震驚得一句話都說不出。

他緩緩的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望向漆黑的窗外，很久才轉向周總理喃喃說道：“天喪良將啊！”

在這巨大的悲痛之中，毛主席的思緒回到了與劉亞樓往日相處的點點滴滴。他懊悔般對周總理說到：“唉，當初批評他，太不留情面了。”

等情緒稍平復后，毛主席鄭重交待：通知政治局，亞樓同志的葬禮按元帥規格辦。

劉亞樓逝世時年僅55歲。他的英年早逝令毛主席久久不能釋懷。

直到這一年的12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舊事重提：“亞樓同志是好同志，過去批評他過了頭，今后要注意團結高級干部。”

一位開國上將的離世，為何讓毛主席如此自責？這一切要從頭說起。

長征先鋒與蘇聯歲月

劉亞樓，原名劉振東，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縣桃瀾區大洋泉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1929年8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閩西地區農民暴動，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劉亞樓歷任紅十二軍連長到第一師師長等職。他參加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長征途中，劉亞樓參與指揮紅一軍團第二師，取得了強渡烏江、飛奪瀘定橋等光輝戰績。這些硬仗、惡仗，幾乎都有他的精彩之筆。

1938年4月，受黨中央派遣，劉亞樓赴蘇聯進入素有“紅軍大腦”之譽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蘇德戰爭爆發后，劉亞樓加入蘇軍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軍銜。蘇方曾邀請他加入蘇聯國籍，劉亞樓謝絕了。

29小時攻克天津

1945年，劉亞樓隨蘇聯紅軍進入東北。1946年5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代號“103”，同時兼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校長。

在東北戰場，劉亞樓與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并肩作戰，形成了著名的“林羅劉”指揮組合。

他先后參與指揮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以及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攻勢作戰，并全程參與了遼沈戰役的籌劃與指揮。

平津戰役是劉亞樓軍事生涯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1949年1月，他被任命為天津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全權指揮解放天津的戰役。

天津是當時國民黨重兵防守的“大天津堡壘化”要塞，守敵13萬人，防御體系堅固。

1月14日上午10時，劉亞樓一聲令下，500多門大炮齊聲怒吼，總攻開始。

解放軍采取“東西對進，攔腰斬斷，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圍殲”的作戰方針，僅用29個小時就全殲守敵13萬余人，活捉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等7名將領。

29小時攻克天津，創下了解放戰爭中攻堅戰最短時間的紀錄。

這一戰不僅展現了劉亞樓卓越的大兵團指揮才能，也為北平和平解放創造了有利條件。

暈機的空軍司令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然而國民黨并不甘心失敗。他們利用臺灣、舟山群島等地的空軍基地，不斷對上海進行空襲。

僅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的短短5個月里，國民黨空軍飛機轟炸上海就達20多次，投彈360多枚，毀壞房屋2300余間，炸死炸傷2300余人。

最慘烈的一次空襲發生在1950年2月6日。當天中午國民黨空軍出動4批17架飛機，對上海市區狂轟濫炸。

5處發電廠及其附近被轟炸，供電量從25萬千瓦驟降到4千千瓦，傷亡、失蹤市民、職工、解放軍干部、戰士共1448人，毀壞房屋1180間。

這次空襲讓毛主席痛徹心扉。一份《人民日報》擺在菊香書屋的書桌上，頭版頭條上“上海遭國民黨空襲1448人傷亡”的大標題深深刺痛了他。

組建中國空軍，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

毛主席的腦海里立刻浮現出一個人，他就是劉亞樓。1949年6月初，劉亞樓正打點行裝準備率第十四兵團南下時，突然接到中央軍委通知，讓他去毛主席住處受領新任務。

一見面毛主席開門見山地說：“劉亞樓，你仗打得不錯，又在蘇聯吃了幾年洋面包，要你從陸地上天，負責組建空軍怎么樣？”

劉亞樓一聽就愣住了。他連忙擺手：“主席，我在蘇聯是學陸軍的，不懂空軍，怕做不了。”

更重要的是劉亞樓還有一個“致命缺陷”：暈機。每次坐飛機都嘔吐不止，怎么能當空軍司令？

毛主席沒有理會他的顧慮，邊笑邊說：“要我去我也不懂，可總得有人去領個頭。好嘛，我就是要你這個自認為做不了的人做。”

毛主席之所以選擇劉亞樓，有三方面考慮：首先是劉亞樓在蘇聯留過學，俄語很好，而當時組建空軍需要大量爭取蘇聯援助。

其次是他曾兼任東北航校校長，對航空有所了解，還有就是他在東北野戰軍擔任參謀長期間，展現出了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雷厲風行的作風。

后來毛主席在一次非正式場合解釋了這種看似矛盾的用人之道：

“當一個人把他最大的弱點克服了，那這個弱點就會反過來成為他最強的一點。而且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會鍛煉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見到蕭勁光和劉亞樓時還風趣地問：“你們倆還暈船、暈飛機嗎？”

兩人忙說：“現在好多了。”毛主席笑道：“海軍司令暈船，空軍司令暈飛機，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朝鮮戰場“空中拼刺刀”

劉亞樓接受任命后，雷厲風行地投入到空軍建設中。他率團赴莫斯科談判，爭取蘇聯援助。

回國后迅速組建航空學校、購買飛機、培訓飛行員。在他的大力推動下，到1950年6月，空軍建設已初具規模。

然而考驗來得比預期更快。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美軍憑借絕對空中優勢，對中朝軍隊陣地和后方狂轟濫炸，糧食彈藥都難以運送到前線。

面對毛主席“空軍能不能上去斗一斗”的詢問，劉亞樓內心掙扎。

如果從情感上，他當然不愿意把剛組建的“寶貝”送上戰場去面對世界最強的美國空軍。但國家有難，豈有惜死之理？

劉亞樓從實際出發，提出了“積累力量，選擇時機，集中使用”的作戰方針，得到毛主席批準。

在零作戰經驗的情況下，他制定了三條原則：打近戰，與敵人“拼刺刀”。實行輪戰，讓更多部隊得到實戰鍛煉。經驗不足時，由蘇聯飛行員帶領，積累經驗后再獨立作戰。

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域多層四四制”的空戰戰術原則：即在同一空域、多個高度層次上，以4機為單位編隊作戰。

這一戰術原則的提出，是志愿軍空戰戰術從實踐到理論的一次飛躍。

在劉亞樓的指揮下，初創不久的人民空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威風，共擊落敵機330架、擊傷95架。

美國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將軍驚呼：“中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我們過去一直信賴的空中優勢，現在已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鋒芒畢露”與毛主席的規勸

劉亞樓性格剛直，雷厲風行，在軍中有一個響當當的綽號：“雷公爺”。

如果有人做錯了事，不管對方是誰，上去就是一頓不留情面的狠批。

有一次開會，主持會議的領導對情況不熟悉，講了許多不準確的內容。

劉亞樓越聽越坐不住，竟然直接走上臺奪過話筒：“你不懂就不要亂說，浪費大家的時間！”全場愕然。

1957年整風時，空軍政治部有人貼出大字報寫道：“劉司令員批評人太尖刻，常常令人難于接受。給人的感覺不是冬天的太陽，而像夏天的炎日，使人感到咄咄逼人的煎熬”。

劉亞樓站在大字報前反復看了好幾遍，然后對身邊的人說：

“這個批評很中肯！我這個人批評起來總是一針見血，語言尖刻，難免使人難以接受，這個毛病應該改。”

但他對用大字報開展批評的方式并不贊成：“這樣做容易傷感情，很難達到批評的目的。”

他還形象地比喻：“批評要注意效果，好比種花和看病一樣。給花澆水、施肥，本是好事，若是過分，容易把花淹死，批評應該使人感到溫暖才對。”

毛主席對劉亞樓的性格非常了解。有一次他當面幽默地提醒道：“劉亞樓哇，你不要鋒芒畢露，要鋒芒半露嘛！”

劉亞樓謹記毛主席的教導，經常檢查自己的言行。1961年，他在一次干部大會上公開自我剖析：“干部隊伍里有三種人，我呢就是屬于第二種人！”能嚴格要求但方法不夠的那一種。

那場令毛主席自責的批評

最讓毛主席事后難以釋懷的，是建國后一次因俄語翻譯問題引發的激烈沖突。

中蘇關系破裂后，各軍兵種的俄語翻譯或改行，或轉業，幾乎失散殆盡。然而劉亞樓卻在空軍內部公然“唱反調”。

他下令：“不經過空軍黨委批準，一個翻譯也不準動。對現有的翻譯人員不許隨便改行，確實沒有翻譯工作可干的，可以調回適當集中使用。”

消息傳到毛主席耳中，他當即召劉亞樓進中南海。毛主席嚴厲批評道：“劉亞樓，你這是與中央唱反調。”

劉亞樓沒有退縮，理直氣壯地回答：“我這是在堅持科學。空軍有很多資料都需要俄語翻譯，離開他們不行。”

毛主席譏諷道：“是啊，就你劉亞樓講科學，你還是國防科委副主任嘛。”這次會見不歡而散。此后毛主席數月不理劉亞樓。

劉亞樓請周恩來、羅榮桓、羅瑞卿等人幫忙“勸駕”。毛主席大手一揮：“劉亞樓喜歡說了算，空軍就讓他說去吧。”

話雖如此，但毛主席最終默許了劉亞樓的做法，空軍得以保留了寶貴的俄語翻譯人才，確保了建設和訓練的正常運轉。

1957年，國民黨飛機利用我軍防空薄弱環節，頻繁對大陸縱深進行夜間竄擾。

有敵機甚至出現在石家莊上空，毛主席得知后震怒，嚴厲批評劉亞樓：空軍司令員是怎么當的？

事后毛主席也意識到，我軍空軍力量薄弱是客觀現實，并非劉亞樓一人之過。

但這些不留情面的批評，給劉亞樓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毛主席對當年不留情面批評劉亞樓的事情，一直深感后悔。

最后的歲月

1964年8月，劉亞樓隨同李先念副總理經卡拉奇赴羅馬尼亞訪問。出訪期間他患上腹瀉、腹脹，仍堅持工作，較好地完成了任務。#文學創作大會#

回國后面色蒼黃渾身乏力。9月21日在北京協和醫院檢查，發現肝脾明顯增大且質地偏硬。

確診結果傳來，毛主席沉默了許久，親自給劉亞樓寫信：“聞你患病，十分掛念。一定要認真休養，聽醫生的話，不可疏忽。”

周總理則指示：“暫不要向劉亞樓同志和他的家屬告訴他可能患的是肝癌，以減輕其思想壓力和痛苦。”

中央軍委迅速批準劉亞樓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養治病。然而拼搏了幾十年的劉亞樓，在病情沉重乃至彌留之際，頭腦里想念的始終是空軍的工作。

1965年4月，利用劉亞樓少數清醒的時間，時任空軍政委的吳法憲中將把他患肝癌晚期的實情告知了本人。劉亞樓聽后并不意外，也沒有任何沮喪的表現。

1965年5月7日下午15時45分，劉亞樓在上海華東醫院永遠閉上了眼睛，年僅55歲。

元帥規格的葬禮

劉亞樓逝世后，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極為隆重的葬禮。毛主席親自交待“按元帥規格辦”。

中共中央軍委敬贈的挽聯是：“國失干城，三軍揮淚，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周總理在葬禮后痛心地對劉亞樓夫人翟云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亞樓同志走得太早了，空軍司令人選難挑啊！”

將軍遠去，藍天永存！今日空軍，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