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漢生平考述》出版：不僅僅是“黃興夫人”的嶺南奇女子

2026年3月29日，在“碧血黃花：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開幕式上，由廣州市黃花崗公園主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武洹宇副教授與劉芮女士合作撰寫的《徐宗漢生平考述》正式首發。該書以跨學科視角與翔實的一手史料，首次系統還原辛亥革命巾幗志士徐宗漢的完整人生軌跡，打破其長期被“黃興夫人”等標簽遮蔽的敘事困境，填補學界關于徐宗漢專題研究的空白，為近代中國革命史、女性史與公益慈善史等多個領域的研究提供交叉融合的新思考。

《徐宗漢生平考述》，武洹宇 劉芮著，中山大學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徐宗漢（1876—1944），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縣人（今珠海市），是同盟會核心成員、黃花崗起義重要參與者、近代中國貧兒教育開創者、女權運動先驅。她親歷庚戌新軍起義、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冒死秘密運輸軍火、開展戰地救護；民國建立后，她散盡家財創辦南京貧兒教養院、宣城茆市沖農場，在戰火中以工讀撫育底層孤童，更與中國共產黨人攜手創辦平民女學、支持婦女解放事業，被譽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但由于徐宗漢本人非常低調，加之早期近代革命史觀對幕后支撐性工作與柔性社會革命關注不夠，導致其革命貢獻與社會建設成就長期被邊緣化，多以革命伴侶的附屬形象留存于世。

鄧述曾家藏徐宗漢像。徐宗漢，原名徐佩萱，廣東香山縣人（今珠海市），1876年生于上海，其家族為買辦兼茶商。18歲嫁與廣州河南富商李氏，丈夫早逝。1908年加入同盟會，更名為“宗漢”。1911年4月27日（農歷三月廿九），黃花崗起義在廣州打響，總指揮黃興率敢死隊攻總督府失利負傷，徐宗漢冒死營救并送黃興到香港就醫，兩人最終結為革命伴侶。1916年黃興逝后，徐宗漢投身社會公益，組建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主持南京貧兒院等。抗戰后避居重慶，與周恩來、鄧穎超等共產黨人交往密切，成為摯友。1944年病逝于重慶。

本書作者之一武洹宇為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長期深耕近現代文化史與公益慈善研究。她和劉芮女士以人類學“深描”方法與“歷史現場田野”視角，穿梭于廣州歷史舊址與浩繁史料之間，挖掘大量未公開高清歷史圖片與珍稀文獻，重構徐宗漢從香山豪門千金到傾家救國的革命者、再到澤被眾生的教育家的身份蛻變，深度剖析其“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之核心精神，還原其獨立投身國家與民族事業的完整一生。

該書打破“革命伉儷”與“獨立個體”的敘事失衡，完整呈現其“始于豪門，盛于革命，成于自我”的人生脈絡?！靶熳跐h的雙重貢獻，構成了‘破’與‘立’的完美閉環。革命時期，她是打破舊世界的霹靂；民國肇建，她化身建設新秩序的慈航?！蔽滗∮顚δ隙加浾弑硎?，“《徐宗漢生平考述》的出版，不僅為這位被歷史煙塵遮蔽的巾幗志士正名，更豐富了學界對近代中國革命的多層次認知——真正的革命，既有改朝換代的雷霆之力，也有潤物無聲的文明重建。”

面對面——

武洹宇：徐宗漢的革命人生蘊含著深厚的嶺南在地傳統

徐宗漢“革命+公益”的雙重貢獻

南都：徐宗漢歷史貢獻突出，卻長期知名度不高，你認為原因是什么？撰寫本書是否意在改變這一現狀？

武洹宇：20世紀早期的主流歷史敘事長期被政治權力中心主義與性別刻板印象所主導，徐宗漢雖身處同盟會南方支部核心，但她貢獻最突出的領域——如秘密運輸軍火、戰地救護、貧兒教養及婦女啟蒙，在傳統視角中常被視為后勤或慈善范疇，被歸入十分邊緣的地帶，加之“黃興夫人”的標簽過于耀眼，掩蓋了她作為獨立革命者與教育家的光芒。更關鍵的是，她主動從政治舞臺退場，投身艱難而漫長的底層社會建設，這種沉默的耕耘在喧囂的歷史洪流中極易被遺忘。

本書的核心初衷，正是為了打破這種被標簽宰制的結構性遮蔽。我們不甘心讓她僅作為黃興伴侶存在于史書注腳，力求還原一位獨立、堅韌、具備現代公民自覺的偉大女性。

南都：如何評價徐宗漢在革命與公益領域的雙重貢獻？書中對二者是否各有側重？

武洹宇：徐宗漢的雙重貢獻，構成了“破”與“立”的完美閉環。革命時期，她是打破舊世界的霹靂，以雷霆手段秘密輸送軍火，為舊制度的傾覆轟開第一道裂口；民國肇建，她化身建設新秩序的慈航，以工讀教育重塑國民魂魄。從鐵血革命到社會建設的歷史性轉身，亦是潘達微、周之貞等黃花崗劫后余生者的共同宿命與擔當。

徐宗漢身上“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

南都：從豪門千金到革命志士、貧兒教育家，支撐她身份轉變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武洹宇：這是個挺難的問題，在我看來，支撐徐宗漢一生的核心精神，似乎并非單一的革命意志或母性光輝，而是一種向死而生的公民自覺。這是一種將個人命運徹底消融于國家與群體之中的生命形態——不僅是現實身份的轉換，更是一場心靈小我向大我的決絕突圍，其氣魄常讓我想到“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她以徹底背棄既得利益為起點，從香山豪富千金佩萱，蛻變到傾家蕩產的革命者宗漢。為養育貧兒，她遠赴北美，一度病重瀕危，當即立下遺囑：若不幸病故，愿將遺骸火化，由同志攜骨灰繼續未竟之業，她是真正用生命在詮釋“無我”。她的母愛早已超越小家藩籬，化為澤被眾生的社會母性。也正因如此，她能夠超脫政治旋渦，俯身底層泥濘，以平民教育的苦干實干重塑國魂。戰火紛飛中，她甘為無數貧兒“義母”，以最堅實的教育縫合時代創口。支撐她的從來不是任何主義，而是一個深沉質樸的信念：只要國家尚有一人受苦，她的安穩便是罪愆。這就是徐宗漢，一個讓我在研究中無數次動容、為其強韌所震撼的女性。

1930年4月，徐宗漢（右二）、李應強等貧兒院同仁赴美為貧兒院募款。

南都：書中呈現大量珍稀史料，你在史料中挖掘到的印象最深刻的細節是什么？

武洹宇：最觸動我的細節，是1911年黃花崗起義前夜的廣州溪峽機關。當時徐宗漢與同志深夜拆卸偽裝成罐頭的槍械零件，為掩蓋金屬碰撞的致命聲響、躲避清廷巡警，她們竟在屋內彈唱音樂。這一幕極具電影質感：昏黃燈光下，冰冷的槍支零件與悠揚的男女歌聲交織，她們用近乎荒誕的“深夜派對”，掩護著致命的軍火作業。這是勇敢，也是極致的革命浪漫主義，讓我觸碰到了歷史鮮活的心跳。

清廷關于黃花崗起義的通緝令上印著兩張肖像，左為起義原定總指揮趙聲，右為徐宗漢女士。

南都：本書被評價“填補研究空白”，相較于過往零散研究，有哪些突破？

武洹宇：所謂填補空白，可能是我們試圖將徐宗漢從“黃興夫人”的附屬標簽中剝離，完成一次主體性重構。我們書寫的不僅是一個人，更是透過她，透視近代中國女性從家庭走向社會、從破壞舊世界走向建設新文明的宏大歷史流變。

南都：你以人類學博士的背景研究歷史，這一方法如何助力解讀徐宗漢？

武洹宇：人類學于我而言，是一副洞穿表象的“去蔽”眼鏡，使我得以掙脫“黃興夫人”“香山女俠”等標簽的束縛，轉而深描徐宗漢生命背后繁復的意義之網，探尋她成長為敢與時代角力的奇女子的根源。追尋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完成博士學業、在廣州安家。選擇這座城的理由樸素而篤定：它是黃花崗起義的血火之地，更是徐宗漢初露鋒芒的舞臺。受華南研究“在歷史現場做田野”的啟發，我常穿行于中山大學南校區與徐宗漢舊居李五福堂之間，用腳步丈量她曾踏過的土地。

學科交叉的視角，讓我從家族網絡與地域社會的微觀肌理中發現，徐宗漢所屬的香山徐氏、早年所嫁的粵東李氏，深植于閩粵沿海的“水上人”傳統與十三行貿易網絡之中。這里的女性受“不落夫家”習俗與海洋商業文化的雙重滋養，并未被中原禮教完全規訓，擁有相對獨特的經濟地位與社會能量。這種深厚的在地傳統，而非單純的西方啟蒙，或許正是她人生選擇的底層邏輯。徐宗漢并非橫空出世的孤例，而是這片土地數百年來女性力量與海洋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孕育出的豐碩果實。

1915年，徐宗漢與兒子黃一美在赴美國的郵輪上。

她何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

南都：你如何平衡書中“黃興夫人”與“獨立個體”兩種身份的呈現？

武洹宇：首先，強調以時間線為核心線索。與黃興結合前，徐宗漢已是七度往返省港、懷抱女兒和彈藥的“硬核”革命者，不是等待丈夫歸來的閨秀，二人的結合本質是戰友間的生死相托，而非英雄配美人。其次，秉持關系平視的視角。黃興流亡與病逝后，徐宗漢其實承擔起其政治代理人的角色，不僅是生活的照料者，更是其革命事業的獨立支撐者。最后，也是最關鍵的，聚焦其“后黃興時代”的人生。黃興逝世后，徐宗漢的奮斗并未落幕，反而迎來更深刻的轉折。她毅然投身貧兒教育，散盡家財，并與共產黨人攜手襄助婦女教育事業，以社會改造家的身份獨立行走于歷史舞臺。黃興固然是她生命中濃墨重彩的篇章，卻遠非全部。她始于豪門，盛于革命，成于自我。她不是黃興的影子，而是歷史激流中敢于獨自掌舵的的領航者。

南都：徐宗漢被稱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你如何解讀她的政治立場與思想格局？

武洹宇：在我看來，徐宗漢是一位擁有超越性政治格局的獨立革命者。她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摯友”，是源于她心向底層的價值直覺。這一格局在她與陳獨秀、李達合作創辦平民女學時尤為凸顯，標志著她的婦女解放思想從早期的精英平權躍升為階級解放。她不再滿足于讓少數女性受教育，而是試圖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路徑，讓被壓迫的底層女性獲得真正的經濟與人格獨立。她的一生都在尋找救國路徑，當發現馬克思主義者更貼近窮人與孩子時，便毫不猶豫地成為同路人。徐宗漢看似“左傾”，本質是心向人民的必然選擇。

1941年，徐宗漢（右二）與司徒美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合影。

南都：徐宗漢的精神對當代女性發展、公益事業有何現實啟示？

武洹宇：徐宗漢的一生，是對“女性力量”最極致的詮釋。首先，她打破了“女性即受害者”的刻板敘事。生于禮教森嚴的時代，她未曾沉湎于被壓迫者的悲情自憐，反而將豪門背景轉化為革命資源；其次，她完成了“母親”身份的政治升維。即便當下，女性仍常因生育與家庭牽絆而在職場中受限，徐宗漢卻以撫養革命遺孤的“母性”實踐，將私人關懷升華為政治行動，印證了女性的關懷倫理絕非私領域的瑣碎點綴，而能成為介入公共事務、重塑社會結構的磅礴力量。最后，或許也是最私人的啟示——她以篤行對抗時代的不確定性。她所處殘酷之亂世，卻未選擇躺平或犬儒，而是以向死而生的姿態，低調度過了篤實無我的一生。

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