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與開拓：周世逑先生與中國行政管理學

編者按 周世逑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行政管理學學者，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行政管理學學科恢復與發展的奠基人之一。近日，周世逑學術思想研討會在東華大學舉行。與會專家學者深切緬懷和追憶周世逑先生的學術思想與人格魅力，一致認為要將先生的學術精神傳承下去，為構建自主知識體系貢獻力量。今刊發部分專家發言，以饗讀者。

青年時期的周世逑

行政學學科重建的奠基者

■ 孫關宏

我們現在應當從客觀的、歷史的高度，評價20世紀80年代周老在中國政治學、行政管理學恢復和重建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特色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我們家和周老帶點親戚關系。我夫人的嫂子的父親，和周老是堂兄弟。我們這代人叫他叔叔，但當時我們習慣跟著小輩叫他四外公。他為人和藹可親，學問功底深厚。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行政管理博士學位，也算是得了真傳。回國后他在西南聯大任教授，抗戰勝利后在大學任教，還在銀行和紡織部門工作過，最后在華東紡織工學院（東華大學的前身）任教。在華東紡織工學院，他做了許多與管理相關的工作和科學研究，涉及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也包括紡織部門管理。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呼吁政治學要趕快補課，在這個背景下，政治學與行政學逐漸恢復。此時周老的學問重新煥發青春，他積極參加各種學術組織和學術活動，在當時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82年，復旦大學舉辦了全國政治學講習班。我和王邦佐老師登門拜訪，邀請周老在講習班上系統講授行政管理學課程。我還依稀記得他家在靜安區一座花園洋房里，他夫人熱情招待我們，還蒸了一大碗肉包子。我們與周老聊得很愉快，他非常健談。我們邀請他講課，他一口答應。后來他在講習班里講了九次課。別人一般只講一兩次，超過兩三次已經算多了。周老系統講授，足見其學問功底之深厚。當年的學員也大開眼界，對他的講課評價很高。周老的講課，起到了亮相、啟蒙和播種的作用。當時聽過他講課的人，在他的影響和指導下，在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雷忠勤、唐代望、桑玉成、竺乾威等。

多年前，王邦佐老師和我就表示支持東華大學隆重紀念周老，對他的學術貢獻作出高度評價。2021年，東華大學舉辦“周世逑與中國特色行政管理學科發展”學術研討會。遺憾的是，王邦佐老師已駕鶴西去。我代表他參加這個會，也代表他發言。我想，這也是對王老師在天之靈的一種告慰。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周老關于行政改革的主要觀點

■ 李琪

周世逑先生是我國行政管理學界的著名學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管理學學科重建與發展的開創者之一，為我國行政管理學恢復發展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的奠基創建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4年至1987年，上海行政管理學學科建設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在周世逑教授、王邦佐教授等學術前輩帶領下，一批中青年學者全力投入新學科建設。1985年，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創建全國第一個行政管理大專班；1986年，上海市行政管理學會成立，同年創建全國第一個行政管理干部學院。這期間我們與周老接觸較多。為創建學會，我和市人事局周林法等同志曾多次向周老請教；為求教學科建設，我和竺乾威、桑玉成、孫榮、吳志華等同志多次聆聽周老學術報告；在大專班籌建過程中，我又多次向周老請教學科大綱、教材與課程建設等事宜。當時大專班使用的基本教材，即周老1984年出版的《行政管理》。當我請周老上第一課時，他爽朗答應，他始終認為行政管理學首先要讓廣大干部學懂弄通。

1987年10月，《行政學研究》雜志創刊，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我向周老約稿，他當即同意。他明確提出：“我們的行政管理研究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從為我所用出發，立足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這是擺在我們行政學界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這些觀點后來發表于創刊號。

回想大師當年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現將周老關于行政改革的主要觀點整理如下，以志紀念。

周老認為，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標志，是從舊的過分集權、條塊分割的封閉式行政體制，向著新的面向服務、宏觀協調的開放式行政模式推進。他提出兩個重要判斷：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行政管理學刻不容緩；當前行政管理改革正處在一個分水嶺上，方向是從傳統體制中跳出來，向新體制邁進。

周老提出，行政宏觀管理是一種在社會主義必要集中統一下，以放管結合、調控為主，各方協調并進、各種手段互補共濟的綜合管理，并用“放管結合、調控為主、多方協調、互補共濟”16個字概括。他強調要用“兩點論”促“兩手抓”，主張重在全局、樹立權威。

周老敏銳指出，行政改革涉及面廣、牽制因素多，必然出現不平衡。他分析了四對關系中的不平衡：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管理改革、總體與局部、微觀與宏觀、改革實踐與理論研究，要積極改變“上浮、中缺、下空”的現象，并指出國家行政管理要轉向抓粗、抓總、抓大，將單一的行政權威縱向管理轉變為多種手段綜合運用的立體管理。

周老形象提出行政管理改革要念好“勢、度、序”三字經。“勢”即因勢利導，抓住改革勢頭；“度”即不失分寸、求其適度，把握好節奏；“序”即先后有序、按步就序，科學規劃，先急后緩、先易后難。

我想借用周老的一段話作為歸結：行政管理改革是我國行政史上一次偉大的試驗，它是國家興衰之所寄，是“四化”建設之所系，是人民生活之所依。

（作者為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原副會長、教授）

行政學研究的政治學基礎

■ 桑玉成

1982年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全國第一期政治學講習班，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后恢復和發展政治學的一件大事，因而有“政治學黃埔一期”的俗稱。這個講習班的意義，后來夏書章先生用六個字概括：亮相、啟蒙、播種。我有幸參加了這個講習班。講習班主要講授政治學和行政學兩門主干課程以及相關的一些課程。行政管理學由周世逑先生和夏書章先生兩位共同講授。他們各成體系、各有講法，使我們受益匪淺。

講習班共有60多位學員，結業后在全國各地耕耘在政治學與行政學領域。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80年代中后期，各行各業需要大量行政管理人才，高校、夜大、電大、培訓機構紛紛開設行政管理專業。行政管理后來也叫公共管理，逐步與政治學分離，發展速度和規模遠超政治學。后來又經過調整，逐步將行政學從政治學一級學科分離出去，劃歸管理學門類，兩者似漸行漸遠。

但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漸遠歸漸遠，但行政學應有的政治學基礎恰恰需要重視，這也是周老他們前輩們上課的時候一再強調的。行政學本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甚至是一個部分。早年政治與行政兩分法就有經典表述，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孫中山先生區分政權與治權，但從未否認二者的內在關聯——沒有國家意志的表達，何來國家意志的執行？沒有政權，哪來治權？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事實上，公共行政學的許多問題，本身就是政治學問題。比如行政權的來源、范圍，“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這既是法律問題，也是政治問題，也是行政問題。行政管理體制、政府管理體制等，同樣不完全只是行政學問題。這些年來，我越來越覺得，行政管理若忽視政治學基礎，會產生一些風險。現代管理講精細化，似乎管得越嚴、越到位就越成功，但這背后可能隱藏著難以預料的后果。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綜合運用無疑是黨和政府推動的治理現代化方向，但很多人未必意識到，這些技術會給每個人的生活帶來什么。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政治學、法學去探討、去界定。當年在復旦大學政治學講習班上，還有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法學家曾跟我說：國家發展很快，治理很有效，就像一輛汽車跑得很快，但汽車需要有制動系統、要有剎車。行政管理借助技術跑得很快，政治學需要解決制動系統問題——哪些方面不能跑那么快，哪些出了問題能踩住剎車。

這些問題的答案，實際上早就體現在周老的學術思想中。周老始終認為行政管理與政治、政治學、公共政策緊密相關，要時刻注意到行政管理研究的基礎是政治學。周老有一次接受記者采訪時講過，中國行政學的發展要向大學科發展，要搞好四個結合，一是和政治學結合，二是要和其他社會科學結合，三是要和某些自然科學結合，四是要和實際結合，要有的放矢。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為后來者景仰的行政學前輩

■ 竺乾威

年輕一代的公共行政學者可能對周世逑先生比較陌生，因為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去世了，其時中國大陸的公共行政學教學與研究尚處起步階段。事實上，1939年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行政研究院、獲行政學博士學位的周先生，是我國最早一批從事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前輩學者之一，也是1949年后留在中國大陸為數不多的行政學專家之一。在后來的三十年里，由于行政學的教學和研究中斷，周先生未能從事與專業相符的工作。而當三十年后行政學重新恢復時，他已近耄耋之年。盡管如此，行政學的恢復還是煥發了他的學術生命。在標志著我國政治學、行政學重新起步的1982年復旦政治學講習班中，他與夏書章教授一起，成為改革開放后行政學研究最早的導師。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周先生終于回歸了他的專業行列。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他是不幸的——一生最好的時光躑躅于專業之外；但他也是幸運的——他最終側身于為后來者景仰的行政學前輩之列。

周先生在行政學草創時期所作的努力，令人印象深刻。盡管他的一些文章在今天的年輕學者看來只是基礎性內容，但考慮到行政學當時剛剛起步，這些文章便具有了啟蒙的價值。行政學本就是舶來品，中國行政學的建立與發展離不開對外來研究的引進和借鑒，這是學科發展必經的階段，在這方面，具有西學背景的周先生發揮了獨特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早期引進和介紹西方行政學時，周先生就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們要注意中國的特點，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去研究行政學。這一點在時隔多年的今天聽來，依然使人深受啟發。

周先生對中國公共行政現實問題的關注，同樣令人感佩。他在引進和介紹行政學基本知識的同時，還致力于對中國行政問題的研究。他的多篇文章討論了我國的機構改革，注意到機構改革對我國行政管理的重要意義，從學者的角度為這一改革作出智力上的貢獻。在這一點上，周先生也為后人樹立了榜樣。

物換星移，從復旦講習班至今，四十余年一晃而過。可以告慰周先生的是，行政學研究早已走過了引進和借鑒的階段，進入了比較、創新和發展的新階段。今天，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公共管理學）教學與研究，正展現著強大的生命力和輝煌的未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立德、立功與立言

■ 孫榮

我想圍繞周老與中國行政管理學科的發展，從中國古人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三個維度，談談我的感受。

立德：薪火相傳，甘為人梯。我想以周老主編的《行政管理學通論》為例。這本書于1989年由勞動人事出版社出版。當時正值中共十三大召開，該書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行政管理學研究提出了新課題。編寫之初，周老就強調要有青年學者參加，認為這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要求他們與中老年學者通力合作。我有幸參與部分工作，見證了周老不辭辛勞、親力親為指導青年教師的工作過程。他補寫了書中關于行政管理的技術方法、可行性研究等章節，還專門闡述了仿真模擬方法——這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我曾兩次到周老府上送稿，他總是對青年教師的書稿贊揚有加，又細致提出修改意見，囑我帶回。這種甘當人梯和拐杖的風范，令我印象深刻。

立功：推動交流，立足前沿。上海市行政管理學會于1986年6月成立，周老自籌備之初便積極參與，擔任第一屆副會長。在周老身體力行的關注和指導下，初創的學會很快成為全國行政管理研究的重鎮之一。每次開會，周老都積極發言，出主意想辦法。我記得學會的英文名就是周老翻譯的，他還專門在會議上解釋翻譯的緣由。周老主張兼容并蓄，吸收各種有益經驗，討論問題時強調擺事實、講道理，主張觀點交鋒、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他有個觀點對我一生的工作思路起到了關鍵指導作用：行政管理與政治、政治學、公共政策緊密相關。他認為行政管理的研究不能為研究而研究，要解決實際問題，要站在時代前沿，用超前的眼光發現問題，借鑒國際經驗，找到符合實際的解決辦法。

立言：奠基學科，勤奮著書。周老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政管理》一書，是在1982年復旦大學政治學講習班授課內容基礎上寫就的。全書包含緒論、行政組織、行政干部、系統分析、行政決策、網絡規劃、行政效率七個部分，涵蓋了組織、人事、決策、方法和效率等行政管理的主干內容，構建了中國行政管理學學科體系。這是我國80年代恢復和發展行政管理學后的第一本專著，具有奠基意義，影響了一整代行政學人。我這一代人當年教學備課，這本書是最基本的資料。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

中國行政學恢復重建的先行者

■ 吳志華

我與周世逑先生的交往始于1984年至1987年我在華東師范大學攻讀政治學研究生期間。1985年，周老為我們講授行政管理課程，此后直至1996年，我時常向他請教，與他保持著斷續的往來。

我曾兩次登門拜訪他位于烏魯木齊北路的家。其中一次，他正在討論《行政管理通論》一書的寫作方案，交談中他談到了行政管理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問題，內容廣泛而深入。于我而言，那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當時我雖不知他畢業于哈佛大學，但他扎實的專業理論功底、開闊的學術視野，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老在構建行政學知識體系與理論體系時，明確提出要解決三個核心問題：一是本土化，即體現中國特色；二是實踐性，即立足中國國情；三是系統性，即構建完整的知識框架。這三個問題，時至今日，仍是我們公共管理學界尚未完全破解的難題。周老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思考這些問題，其學術遠見，令人欽佩。

我想著重談談行政管理學在中國的發展脈絡及周老在其中的地位。行政學在中國的興起，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1952年學科調整后，行政學一度中斷。改革開放后，政治學于1980年迅速恢復，行政學也在政治學母體中重新發育。1985年，中央辦公廳發文籌備中國行政管理學會，1988年學會正式成立，周老擔任顧問。這標志著行政管理學在我國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1996年，國家學位辦進行專業目錄調整，將原屬政治學一級學科的行政管理劃入管理學門類下公共管理一級學科，成為其二級學科。從80年代初到1996年，這十五、六年，正是中國行政學恢復與重建的關鍵時期，是打基礎、搭框架的階段。

在這一時期，周老雖已年近七旬，卻為中國行政學的恢復與重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正如孫關宏老師所言，周老是中國行政學發展過程中的奠基人之一。從學科背景看，他畢業于哈佛大學，獲行政管理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學養深厚。在學科呼吁方面，他于1981年撰寫、1982年發表《一門“被遺忘了”的學科——行政管理學》，是最早為行政學正名、呼吁學科恢復的重要聲音之一。在教材建設上，他于1984年出版了改革開放后我國首部個人獨著的行政管理教材《行政管理》，主編了《行政管理學通論》。此外，在1982年復旦大學舉辦的講習班上，他與多位前輩共同授課，為行政學的恢復與發展播下了火種。

遺憾的是，相較于夏書章先生在學界的廣泛影響，中青年學者中了解周老貢獻的人并不多。為此，東華大學自2021年起連續舉辦周世逑先生學術思想紀念活動，意義重大。讓更多人了解周老、記住周老在中國行政學恢復重建中的功績，是我們公共管理學界的共同責任。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學術、學科與學人

■ 唐亞林

余生也晚，入行政治學與行政學之門更遲，未能在20世紀80年代充分感受學科重建的澎湃之聲，卻有幸在90年代初奉王松教授之命，到周世逑先生家中送材料，得以見過先生一面。如今回想，既感榮耀，亦多感慨。自此，周先生的大名深深刻在我腦海中，每當談及當代中國行政管理學發展，我總會特別提到不能遺忘他的理論與思想貢獻。

今天，我想從學術、學科、學人三個角度，表達對周世逑先生的敬意。

學術：改革開放以來行政管理學術研究第一人。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補課論”后，當代中國社會科學迎來大發展的春天。在行政管理學學科的恢復重建中，周世逑先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奠基性貢獻。他不僅在報刊上發表《一門“被遺忘了”的學科——行政管理學》，呼吁大力發展行政管理學，而且編著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本行政管理學專著《行政管理》。這種歷史首創之功，我們不能忘。

學科：行政管理學學科恢復重建的主要奠基人。1982年，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承辦了中國政治學會委托的政治學講習班。周世逑先生在此主講《行政管理和市政管理》課程的“行政管理”部分。我曾閱讀當時學員的回憶文章，也學習過先生的講課提綱，深感后來行政管理學教材的原理性知識，幾乎再難超出先生當初所講的內容體系。這固然與學科基礎原理已趨成熟有關，但更與先生從一開始就將國外成熟的學科知識體系進行了系統性推介和闡釋密不可分。這種首推之功，我們不能忘。

學人：寂寞身后事，學科發展有后人。新中國成立后，因學科調整，周世逑先生來到華東紡織工學院（東華大學前身）工作。在政治學、行政學長期遭遇取消與重組的困境中，先生并未氣餒。他將精力投入工廠管理、紡織企業管理等跨學科研究，產生諸多有影響的成果；他利用學科恢復重建之機，盡己所能培養了一批學科人才，廣泛傳播學術思想；他為東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科及研究隊伍的存續，作出了應有貢獻。

過往學人，在國家發展進程中可能遭遇“學科不幸學人亦不幸”的困境，但他們在有限的人生時空里，盡最大努力發光發熱，把學問寫在祖國大地上，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幸運？如今欣逢“國運昌、學術昌”的新時代，我們新一代學人有責任做出更大更新的學術成就，以告慰周世逑等老一輩學人的在天之靈。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

■ 王治東

周世逑先生是我國行政管理學界的著名學者，上海社科界的杰出代表。周先生的一生，是知行合一、家國情懷與學術追求相統一的一生。他在哈佛學成后毅然回國，將自己的學術生命與中國學術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以畢生心血推動行政管理學的學術、學科發展，其學術思想與精神風范堪稱后世楷模。

先生在東華大學校史上也留下濃重一筆，為我國紡織工業建設和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前，我國行政管理學的教學與研究一度中斷。1954年7月，周先生進入新中國第一所紡織高等學府華東紡織工學院（今東華大學）任教，主要從事紡織企業管理教學與科研工作。從宏觀的行政管理跨行到微觀的企業管理，這對任何學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戰。但周先生懷著深厚的家國情懷，將學術志向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選擇以管理科學服務中國工業化道路。他充分發揮精通外語的特長，編譯多份國外紡織科技資料，引進先進管理經驗，并在學科體系中組織編寫了我國第一本《中國紡織企業管理》專業教材。上世紀90年代，周先生首倡“在我國要把企業化注入行政管理中去，使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結合起來”，主張對行政管理及其產生的社會效益盡可能實行量化和測評，并提出“中國公共經營管理”的新理念。這些寶貴思想與他橫跨行政管理和企業管理的豐富學術經歷密不可分，對推進中國特色行政管理學科發展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晚年他仍筆耕不輟，為學科傳承傾盡心血，真正做到了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這樣的精神風范，值得我們一代代學人學習和傳承，更是激勵一代代東華人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

（作者為東華大學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