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平時代佛心與皇權中掙扎的圣武天皇

作者：蔣豐

養老八年（724年）正月廿四，24歲的首皇子在藤原氏擁立下即位，這就是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圣武天皇。此時，距《大寶律令》頒布僅二十余年，律令制國家框架初成卻危機四伏。《續日本紀》卷九記載其即位詔書：“朕以寡味，嗣守鴻基……政道未洽，黎元多難”，字里行間透露出年輕君主對時局的清醒認知。其父文武天皇早逝，母親宮子夫人因藤原不比等之女身份，使皇室與藤原氏形成微妙共生。日本學者坂本太郎在《日本史概說》（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年版）中指出：“圣武朝前期實為藤原四子（武智麻呂、房前、宇合、麻呂）的共治時代”，這決定了天皇親政之路必然充滿荊棘。

神龜二年（725年），圣武天皇罕見地行幸紀伊國。《萬葉集》卷六收錄他在途中創作和歌：“潮滿珠可拾，月明船可回”，這被江戶時期國學者本居宣長在《玉勝間》等著述中解讀為“天皇對自由理政的隱晦向往”。

佛教在圣武朝達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天平十三年（741年），天皇頒布《國分寺建立詔》：“朕欲賴三寶之靈威，鎮護國家，救濟群生”。詔書要求各國建立國分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與國分尼寺（法華滅罪寺），形成覆蓋全國的官寺網絡。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78年發掘報告顯示，各國分寺遺址規模遠超地方豪族寺院，如武藏國分寺金堂基壇達26×16米，顯示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

據《續日本紀》卷十五記載，天平十五年（743年）十月十五日，圣武天皇在近江紫香樂宮發出震撼歷史的宣命：“朕發弘愿，奉造盧舍那佛金銅像一軀……使天下百姓共沐佛恩”。這尊后世稱為“奈良大佛”的銅像，耗銅約500噸，鍍金用金約440公斤，據《東大寺要錄》記載，僅鑄造階段就動用了260萬人次。我此前去奈良看這尊大佛的時候，又想起美國藝術史家約翰·羅森菲爾德在《日本佛教藝術》中評價：“此工程的政治象征意義遠大于宗教意義，是將皇權、佛法、民生凝結為一體的視覺巨構”。

值得注意的是圣武天皇的宗教包容性。正倉院北倉藏《圣武天皇宸翰雜集》收錄了天皇親筆抄寫的《華嚴經》、《法華經》、《般若經》等不同宗派經典，其中夾著寫有“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的紙片。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教授熊谷公男在《日本古代國家形成史論》（塙書房，2001年版）中指出：“天皇并非單純的佛教徒，而是將佛教作為‘普遍真理’來支撐律令國家理念”。

730年代開始的天花疫情深刻影響了圣武朝政治。《日本靈異記》記載：“天平七年（735）疫病大發，道途死者無數”。《續日本紀》卷十五統計，738年畿內地區死亡率達30%，連藤原四子中的三人也相繼病逝。這場災難削弱了藤原氏勢力，客觀上為天皇親政創造了條件。1971年奈良文化財研究所在平城京遺址出土的木簡上發現“防病符咒”字樣，印證了當時民眾的恐慌。

圣武天皇在位24年間遷都五次（平城京→恭仁京→難波京→紫香樂宮→平城京），被后世詬病為“彷徨的天皇”。但現代考古發現改變了認知：2002年恭仁京遺址發掘顯示，其宮城區域規劃比平城京更符合《周禮·考工記》的都城理念；2010年紫香樂宮遺址出土的“甲寺莊”木簡證明，這里曾是鑄造大佛的后勤基地。京都大學教授田中史生在《遷都與古代國家》（吉川弘文館，2015年版）中提出新說：“遷都是為擺脫平城京舊勢力網絡，同時通過營建新都強化天皇權威”

圣武天皇與光明皇后的關系是理解其統治的關鍵。光明子作為藤原不比等視的女兒，本是藤原氏掌控皇權的棋子。但《扶桑略記》天平元年（729）八月條記載了驚人事實：“立夫人藤原氏為皇后，自開辟初無此法”——這是日本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美國的日本史學家瓊·R·皮戈特在《日本王權》中分析：“這看似藤原氏的勝利，實則是圣武天皇的政治運作，通過將外戚地位制度化來平衡其他豪族”

日本皇室內部總是充滿悲劇的。圣武與光明子所生皇子基王未滿周歲夭折，《萬葉集》卷三收有天皇哀歌：“此子如露水，消散在清晨”。此后皇女阿倍內親王（孝謙天皇）成為唯一子嗣，導致皇統危機。正倉院藏《天皇宸儀日記》殘片中，有“昨夜又夢基王”字樣，透露出父親的傷痛。

應該充分肯定的是，圣武天皇在位期間積極推與鄰國大唐帝國的交流。733年派遣多治比廣成為遣唐使，歸國的玄昉帶回《開元律》等法典，吉備真備攜回《唐禮》130卷，直接影響日本律令修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朝高僧鑒真東渡。據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圣武天皇在詔書中寫道：“朕造東大寺，經十余年……欲請戒師”。754年鑒真抵達奈良時，天皇已退位但仍以“太上天皇”身份授其傳燈大法師位。

如今正倉院的珍寶是圣武朝文化政策的結晶。北倉藏“國家珍寶帳”記錄著天皇遺物：“屏風一百疊、樂器五十具、唐大刀六十口”。其中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金銀平文琴等器物，體現著唐朝工藝與日本審美的融合。英國學者威廉·瓦特在《正倉院：絲綢之路的終點》中指出：“這些不僅是藝術品，更是圣武天皇構建‘國際性皇權’的物質證明”。

天平勝寶元年（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讓位于女兒阿倍內親王。《續日本紀》卷十七記載其退位詔：“朕聞代去代來，天常之道……今省萬機，歸仁讓”。退位后天皇號“太上天皇”，移居平城京郊外佐保宮，但仍在幕后發揮影響。天平勝寶四年（752年）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儀式上，退位已三年的圣武上皇與孝謙天皇、光明皇太后共同出席，《東大寺要錄》描述：“道俗千萬，感動涕泣”。

晚年的圣武天皇潛心佛法。正倉院藏《圣武天皇宸翰愿文》中有一段天平勝寶八年（756年）五月二日的文字：“朕今年五十有六……愿一切眾生，皆成佛道”。當月廿一日，這位歷經滄桑的天皇在佐保宮薨逝。六天后，光明皇后將其遺物獻納東大寺，《國家珍寶帳》結尾處有皇后親筆：“以此追福，奉資冥助”，為天平時代畫上哀傷的句號。

圣武天皇的統治充滿矛盾性：他既推動佛教國教化，又在《養老律令》中強化神祇制度；既依賴藤原氏，又通過遷都削弱其勢力；既向往唐風文明，又在《風土記》編撰中強調本土意識。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在《日本文化史研究》（弘文堂，1924年版）中評價：“圣武朝是古代國家的完成期，也是貴族政治萌芽期”。這位在亂世中尋求佛法與王權平衡的天皇，最終在東大寺大佛的注視下，成為日本由古代國家轉向王朝國家過渡期的重要坐標。（2026年4月23日寫云南滄瀾拉祜自治縣拉祜音宿8106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