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紀念“巴丹死亡行軍”84周年 銘記日本戰爭罪行

4月，美國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國家公墓，舉行“紀念巴丹死亡行軍84周年”活動。他們總算想起來，自己也在戰場上也曾經有過被日軍瘋狂虐待過的記錄。

西方歷史學家曾經將南京大屠殺、緬泰死亡鐵路、巴丹死亡行軍，并稱為“遠東三大戰爭暴行”。在美國有幾百種回顧和研究這項戰爭罪行的書籍，其中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列斯特·坦尼博士《活著回家：丹巴死亡行軍親歷記》最為著名。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發生后的10個小時之后，白宮還慌作一團之時，日軍向菲律賓美軍的基地，展開全面攻擊。

此時的菲律賓，由美國遠東司令麥克阿瑟親自坐鎮，擁有戰艦45艘，飛機200余架，兩萬多美軍，十一萬菲軍。

面對美國這位赫赫有名的遠東上將軍，日本派出了中將本間雅晴，其主力部隊為日本陸軍第14軍，下轄2個師團，1個旅團。負責支援部隊是海軍第3艦隊和第11航空艦隊及陸軍第5飛行集團，共擁有各種類型的作戰艦只43艘、飛機500余架。

進攻菲律賓時，日軍完全復刻了“偷襲珍珠港”的作戰方式，日軍戰機連續對美軍克拉克空軍基地進行了狂轟濫炸，機場上整齊排放的18架B-17飛機以及55架P-40式飛機炸得支離破碎。

連續3天的空襲，日軍基本上摧毀了麥克阿瑟的空軍，美軍亞洲艦隊不得不倉皇南下逃往爪哇海。

與此同時，日軍于12月10日、11日、12日分別在阿帕里、維甘和黎牙實比登陸，占領前進機場，向馬尼拉方向挺進，倉促招架的美菲聯軍根本擋不住日軍地面部隊的進攻。

麥克阿瑟一無空軍二無海軍，只好放棄拒敵于海邊的計劃，將部隊撤退到馬尼拉附近的巴丹半島，并在倉促之間，建立了兩道防線。

1月10日，本間雅晴開始進攻巴丹，這個僅有25英里長，20英里寬的小半島。由于實力相差懸殊，美菲聯軍在巴丹半島和科雷吉多要塞都遭到失敗。

1942年2月2日，麥克阿瑟致信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GeorgeC.Marshall)，表示美菲聯軍無法守住巴丹半島，必須認真考慮從菲律賓撤離的事宜。

最終在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安排下，麥克阿瑟和菲律賓總統奎松等高層安全離開菲律賓。麥克阿瑟在撤離前，還命令喬納森.溫萊特（Jonathan M.Wainwright)少將和愛德華·金（Edward King)上校率領剩余美菲聯軍繼續戰斗。

但是，麥克阿瑟撤離時并沒有向二人說明美國軍方的決定是放棄菲律賓，反而告訴他們可以在要塞等待后續的支援，并希望兩支留下的守軍互相支援。

狹小的半島，糧食、補給都是大問題，更麻煩的是戰爭帶來的瘧疾和痢疾。再加上日軍的瘋狂進攻，巴丹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

到了4月8日，美軍前線指揮愛德華·金意識到再也無法組織起抵抗，他和溫萊特少將先后向日本14軍司令本間雅晴投降。

本間雅晴下令，將所有戰俘轉移到110千米之外的奧德內爾集中營，同時命令處決不能堅持走到戰俘營的人。就是這道簡單的命令，讓美菲聯軍創造了驚人的死亡率，并在轉移過程中吃盡了苦頭。

美國陸軍上尉科米蒂·雷（Kermit Lay)在他的回憶錄《The Bataan Death Murch: World War Il Prisoners in the Pacific》，回憶道：

日軍脅迫所有美菲俘虜在開始“行軍”前接受搜身，“他們把我們拉到稻田里，開始搖晃我們。我們大約有100人，所以要把所有人都召集起來需要時間。每個人都翻出口袋的里側，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前面。日本鬼子拿走了珠寶，還打了我們很多耳光……”

在投降前美菲聯軍幾乎耗盡了他們的物資儲備，這導致了聯軍普遍健康狀況糟糕。

作為被俘美軍中軍銜最高的軍官，溫萊特將軍作為當時被俘美軍中軍銜最高的軍官，他親身體驗了“巴丹行軍”的整個過程。他回憶說行軍大約開始于4月15日，日軍把他和他的部下分成每組約1000人的小隊，扣押在巴蘭加（Balanga)和馬里韋萊斯（Mariveles)兩地。

溫萊特表示“巴丹行軍”的過程隨后便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沿著巴丹半島北上，前往圣費爾南多。到達圣費爾南多后則開始第二階段的行軍，乘坐貨運列車前往奧唐奈戰俘營。

溫萊特將軍將整個過程概括為：“這是永遠無法忘記的野蠻行徑，日軍把我麾下患病和受傷的部下都集中起來，強迫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徒步行軍……日軍就像驅趕牛群一樣，把俘虜趕上火車……日軍選擇的戰俘營沒有飲用水也沒有食物，上千名戰俘只能從泥濘的泥沼里取水喝”。

溫萊特回憶說，“沿著巴丹撤退的士兵身體都非常糟糕，甚至連最輕微的工作做不了……醫生們都說他們從未見過這么瘦弱的人”。

對于美軍中上級軍官，日本軍隊的態度還算比較克制。這是因為日軍希望日后能將溫萊特等人用于作對美談判得到籌碼，并且希望從他們身上獲取美國情報。

然而，基層士兵則沒有那么幸運了，等待他們的是日軍沒有底線的虐待和殺害。美國士兵尤金·博伊特（Gene Boyt)的回憶描述一日軍看守經常要求戰俘們在炎熱的中午趕路，并且會故意讓戰俘們在有水井的地方停下休息，“一旦有人向水井跑去，日本看守就會用刺刀捕他，并丟進水井，日本人稱其為‘水刑’。這種‘水刑’幾乎把我們每個人都要逼瘋”。

在進過程中，跌倒、拒絕回應問話的戰俘，一律會遭到日軍殘忍對待。在此期間，日軍不僅不提供飲食，而且禁止戰俘自行獲取食物，自行獲取食物和水的戰俘多數慘遭日軍殺害。

士兵阿爾弗雷德·布爾戈斯（Alfred Burgos)是個美菲混血兒，他就回憶：“為了與菲律賓人區別，在場的美國人被要求走在街道的右側，而左側則是菲律賓軍隊。我多次被誤認為不是菲律賓人，然后被拉出來并加入美國隊伍，當然我在那里被打了很多次。

也有士兵的的回憶錄寫道：“漢克滑倒在路邊的灌木叢中，有個日本兵用刺刀指著漢克喊了幾句日本話，然后朝他虛弱的身體連扎四五刀。鮮血從漢克的上衣里流出來，他掙扎著重新回到隊伍。可是沒多久，失血過多的漢克再次倒下，被日本兵射殺”。

負責押送的日軍官兵根本不把這些戰俘當人，為了保證戰俘隊伍的行軍速度，負責押送的日軍官兵每天早上對行動緩慢或掉隊的戰俘傷病員采取“突然襲擊”。

為了讓他們盡快往前走，負責押送的日軍官兵把傷病的戰俘從行進的隊伍中拖出來，滅絕人性地用槍托和指揮刀敲打戰俘們身上的潰瘍創面，用這種辦法把傷病的戰俘趕著向前走，很多傷病的戰俘就這樣死在了日軍官兵的折磨下，或者因行動遲緩被日軍殘忍殺害，或者死在行軍的路上。

由于日軍變本加厲的迫害，這段110千米的行軍，成了尸骨鋪就的死亡之路，共有1.5萬民戰俘死于行軍途中，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巴丹“死亡行軍”。

由于無法忍受日軍的折磨，一些美軍戰俘嘗試冒著巨大的風險逃離菲律賓，而這正是這些成功逃生的士兵使得美國方面得知“巴丹行軍”暴行的發生。美國空軍少尉威廉·戴斯（William E.Dyess)是其中重要的一個，他是較早將暴行真相告知美國官方的幸存者之一。

跟戴斯少尉同時逃出菲律賓的還有凱文·麥考伊等三名美國軍官，他們成功從卡巴那端戰俘營逃生，隨后把他們在“巴丹行軍”途中以及在戰俘營中遭到的虐待告訴了接應的美國官員。

麥考伊提及在他們逃出戰俘營之前也有其他戰俘嘗試逃離，但是沒有成功，日本守衛將抓回的俘虜斬首，以此警告其他戰俘不要逃跑。與戴斯少尉一起逃出戰俘營的美軍俘虜則揭露了日本如何敷衍國際救援并掩飾虐俘暴行的存在。

他說，“日軍挑選身體狀況最糟糕的戰俘釋放，這些人經常運到戰俘營的門口就因為重病死去了……只在國際紅十字會調查人員來檢查，日本看守就會準備一些所謂的戰俘伙食并且只允許調查人員視察廚房”。

可笑的是，美國政府對于公布“巴丹行軍”暴行的真相，采取了“掩耳盜鈴”的態度和做法。當時，美國的策略是“先歐后亞”，對日作戰并非美國戰略重心，關于美菲聯軍在菲律賓戰役失利的消息一度受到嚴格審查。

直到后來，隨著歐亞戰場局面的變化和暴行在國內的意外曝光，美國才轉變策略，逐步采取措施，公開“巴丹行軍”暴行的真相。

1943年12月22日，美國空軍少尉威廉·戴斯因為空難意外離世，由于他和美國政府簽訂的保密協議中不包含當事人離世后是否公布“巴丹行軍”真相的條款，他的家人決定立刻向外界公布他在菲律賓遇到的暴行。

《芝加哥每日論壇報》在戴斯去世一個多月后，刊登了戴斯的故事，日軍的暴行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美國政府也因為延遲公布真相的行為招致了民眾的批評。

美國國內不少人依然相信日本人是善良的，然而發生在南京、香港、丹巴的事情，證實了日本的虛偽和謊言。

在美國政府最終決定公開“巴丹行軍”暴行，并且徹底扭轉輿論風向之后，日軍的暴行立刻成為了宣傳對日作戰的有力武器，在戰爭的最后階段鼓舞美國軍民繼續與日本作戰。

1944年10月26日，美國軍方邀請“巴丹行軍”暴行的幸存者為B-29轟炸機執行對日轟炸造勢，并配上了幸存者與B-29轟炸機引擎的合影，引擎上貼著“2200匹馬力與英雄的力量”，報道說這名巴丹歸來的英雄贊揚了這款轟炸機的戰斗表現。

1944年底，在美國公布新一期戰爭債券時，“巴丹行軍”暴行便成為了政府投放債券廣告的配圖。這則廣告的宣傳語是“比珍珠港更值得我們銘記”，同時配有日軍在行軍途中毆打美軍戰俘的插畫，下面則配有廣告詞“我們要給這些狂熱分子上一堂課，讓他們也記住自己做了什么。

1953年，美國國會創建了科雷吉多-巴丹紀念委員會（The Corregidor-Bataan Memorial Commission)，開始“研究調查，位置和安裝在科雷吉多島的自由女神像的復制品和使用科雷吉多島作為紀念菲律賓和美國士兵，水手，和海軍陸戰隊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服役期間喪生”。

1962年開始，美國與菲律賓在“巴丹行軍”暴行的起始地設立紀念碑，紀念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島戰役以及隨后發生的虐俘暴行中死去的美菲士兵。

菲律賓總統費爾迪南·馬科斯（Ferdinand E.Marcos)在他的著作中將巴丹和科雷吉多島戰役紀念碑形容為“一個為了紀念美國人民和菲律賓人民的自由聯盟而設立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