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莎翁筆下的一小批人物，堪與這主仆倆并列

1616年4月23日，也許是西方文學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天——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兩顆最璀璨耀眼的明星竟在同一天隕落。是巧合還是天意？在敘事和戲劇這兩類當時最常見、成就也最高的文學創作中，如海涅所言，他們兩人是最高統治，結果兩位最高統帥竟在同年同月同日與世長辭，這太不可思議了，豈不是象征一個文學時代的黯然落幕？抑或是一個宏大文化周期更迭的新的開啟？

兩位偉人在世時從沒有照過面，甚至彼此都沒有聽說過，然而他們卻在同一天不約而攜手同歸。人們在扼腕痛惜之余，一個疑竇不禁油然而生：莎士比亞有37部戲劇和大量的詩歌存世，他的每一部戲幾乎都是經典。他所塑造的人物，如哈姆雷特、麥克白、奧賽羅、夏洛克等等，幾乎都是膾炙人口、讓人回味無窮的典型，隨便推出一員，無不讓人驚艷。然而再看與他比肩而立的塞萬提斯，卻多少顯得有些尷尬——塞萬提斯一生雖也著述不少，3部長篇，12部中短篇，30來部戲劇以及長短詩，但真正留存于世、使他名垂千古的，唯有一部《堂吉訶德》。他所塑造的人物，四百年來能讓人反復提及的，也只有堂吉訶德和桑丘主仆兩人。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似乎不在一個等位上，憑什么要等量齊觀，讓他們同享至高榮耀？

但是，只要看看歷來人們的評價，就可以立馬明白，如此疑思無疑低估了塞萬提斯和他的《堂吉訶德》。四百年來，各個時代的名家學者對其幾乎眾口一致喝彩，好評如潮，簇擁著塞萬提斯始終穩居文學殿堂的前位。而且，他的影響還溢出文學范疇，激發了無數畫家、雕塑家、音樂家、舞蹈家和電影導演的創作靈感，成就了一大批偉大作品，甚至還引發了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的討論，其影響之大，難以估量。哈羅德·布羅姆在《西方正典》中甚至如此評價：莎士比亞“頂多”只有一小批人物堪與這主仆兩人并列。也就是說，塞萬提斯所塑造的堂吉訶德和桑丘，無人匹敵，若非要攀照比對，頂多只有莎士比亞的人物可以勉強充數，而且還不是全部都有資格可以攀比，只是“一小批人物”而已。

那么，塞萬提斯是一個怎樣的作家？他的《堂吉訶德》何以會有如此魅力以至于四百年來贊譽經久不衰？

厄運連連

塞萬提斯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滿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惡。他1547年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附近的一個小鎮上， 祖上雖說也是貴族，但家道中落，到他父親這一代已經淪落到窮苦潦倒的境地。老塞萬提斯說得好聽些是個外科醫生，其實只是一個理發師，兼放血行醫，因為那時人們相信放血可以醫治多種毛病，因此也成了理發師多一份收入的營生技能。他每天行走于鄉鎮之間，為人理發也問診行醫，收入勉強可以養家糊口。家中有六個孩子，作家塞萬提斯是老四。他從小就喜愛看書學習，但如此家境，可想而知只能止步于最基礎的教育，而且家里為躲避債務，頻繁搬遷，還不得不頻繁轉學，于是讀書上學時斷時續便成了他生活的常態。

1569年，塞萬提斯22歲，生活終于迎來了轉機。他到了羅馬，成了紅衣主教胡里奧的家臣，一年后，又在主教大人的引薦下，加入了西班牙駐意大利的軍隊。然而安穩的生活并沒有持續多久，兩年后的10月7日，史上著名的勒班陀海戰打響，那天他正發燒臥床，聽見槍響，便一躍而起，第一個跳上敵軍甲板，奮勇殺敵。這場與奧斯曼帝國的關鍵之戰最終以西班牙的大勝告終，但塞萬提斯卻因此而三處受傷，還從此落下了左手的終身殘疾。傷愈后他又當了五年兵，到1575年6月，才從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解職歸返。臨行前統帥和總督都寫了推薦信，向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舉薦這位作戰驍勇的“獨臂英雄”。塞萬提斯滿心喜歡，以為回國后從此前途有了著落，生活有了保障。不料事與愿反，他搭乘的船只遭海盜襲擊，連船帶人被擄到阿爾及利亞。海盜在他身上搜到總督和統帥的推薦信，認為奇貨可居，于是漫天要價，開出贖身天價。這樣塞萬提斯又在阿爾及利亞做了5年奴隸。五年的奴隸生涯中，他逃跑了五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大膽。有一次他竟然偷了一艘軍艦，還有一次他把十多個同伙藏在山洞里，一藏就是半年。每次逃跑不成，他都挺身而出，抱著拼死之心，把責任全攬在自己身上，即便嚴刑拷打也不出賣同伴。這種義無反顧，以命相搏的氣概連海盜都敬畏他三分。一直到1580年，西班牙三位一體會修士為他募化籌措贖金，他才離開魔窟。

回國后，他一貧如洗，只能又去當兵。他曾多次謀求美洲的官職，都沒有成功。以后他又當過軍需官、稅收員，但時間都不長，在任上還因為財務糾紛幾次入獄，受盡折磨。總之，塞萬提斯的一生充滿艱辛，坎坷不平，參軍、打仗、受傷、被擄、當奴隸、做稅收、管帳目、蹲大獄，顛顛倒倒，厄運連連，幾乎一直在貧困潦倒、令人痛苦顫栗的險境中掙扎求生。但是，面對生活給于他接二連三的挫折與打擊，他從不怨天尤人，自暴自棄，而是絕不退宿，迎難而上，意志堅決。因此，海涅說“塞萬提斯自己就是位英雄”。

在走投無路、窮苦潦倒中，他拿起了筆，開始寫小說。寫作對他來說，首先是為了賺錢，為了養家糊口，當然也為了他從少年時就萌發的對文學的那份摯愛。

開一個大玩笑

1582年起，塞萬提斯開始寫劇本和小說。與文學史上許多大家一樣，開初只是為了生計而寫作，只求速成，因此難免粗糙。但日積月累的磨練和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逐漸修成正果，他的寫作技巧日趨嫻熟，思想也越發地敏穎犀利。到16世紀末，他起了一個新念頭，要寫一個鄉紳，因為沉迷于騎士小說，自命為游俠騎士，在鄉間田野四處游蕩，伸張騎士道，鋤強扶弱，仗義行俠，結果鬧出許多匪夷所思的大笑話，用這個“解悶開心”的故事與當時盛行的騎士文學“開一個大玩笑”。1605年《堂吉訶德》第一部出版，大受歡迎，當年就再版了五次。按塞萬提斯自己的說法，那時 “小孩子翻讀，小伙子細讀，成年人熟讀，老頭點頭簸腦地讀”。據記載，西班牙菲利普三世有一次在王宮陽臺上看到一個學生一面看書一面狂笑，就與人打賭，說這個學生一定在看《堂吉訶德》，一問果然如此。可見此書當時的風靡程度。1614年，有人為賺錢，狗尾續貂，出版了《堂吉訶德》第二部，并且還在書中對塞萬提斯大加人身攻擊。塞萬提斯憤恨不已，第二年就把《堂吉訶德》第二部趕寫了出來，并且在小說結尾處讓堂吉訶德逝世入土，以免好事者再來無事生非。

有趣的是，塞萬提斯在寫作過程中就已經打算將堂吉訶德送到中國。他在下冊的獻詞中說“最急著等堂吉訶德去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專人送來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說是懇求我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語文學院，打算用堂吉訶德的故事做課本；還說要請我去做院長。”這當然只是塞萬提斯慣常的說笑調侃而已，但當年一本正經的信口開河，后來竟都一一兌現。

1922年，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魔俠傳》出版，首次將堂吉訶德介紹給中國讀者，以后又陸續有各種譯本問世，至今已有20余種之多。堂吉訶德和桑丘已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另外，因林紓的翻譯風格素來“轉譯與創作”并舉，刪節和誤譯甚多，因此《魔俠傳》實際上已與原版的《堂吉訶德》有很大出入，成了另一文化意義上的《堂吉訶德》。所以，2021年西班牙漢學家雷林克西又將《魔俠傳》翻譯回西班牙語，向當代西班牙人展示中國人心目中的堂吉訶德。1922年的初次漢譯，到2021年的再次回譯，這相隔百年的一來一去，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味豐厚的案例。

另外，塞萬提斯心心念念要當的中國院長，也已夢想成真，北京和上海分別于2006年和2024年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學院。中國的“塞萬提斯學院”共有兩所分院，北京塞萬提斯學院2006年7月14日正式成立，上海塞萬提斯學院（上海西班牙文化中心-塞萬提斯學院）于2024年9月10日揭幕。塞萬提斯學院這一機構本身由西班牙政府于1991年創立，旨在全球范圍內推廣西班牙語教學與文化。如他所愿，學院的功能之一就是收錄學生，教習西班牙文。

多雷筆下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敘事結構松散的特點非常明顯，以一個人物的行走串聯小說情節，故事隨想隨編，肆意發揮，顯然事先并沒有周密的設計安排。就是小說的第二號人物桑丘，也是臨時起意生成，至于桑丘的性格特征，起初也無精確預設，只是在情節編寫過程中逐漸補填完善。不刻意追求情節設計的合理周全，也不十分在意人物性格的鮮活豐厚，塞萬提斯的創作沖動似乎更在于把心中一個個得意的故事講述出來，至于故事與故事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否契合嚴密他并不在乎，他只想取悅讀者，引出陣陣爽快淋漓的歡笑。這種創作上一吐為快的隨意散漫，正是當時流行的流浪漢小說習以為常的通病，也是小說創作發展初期難免的粗糙草率。

但是，雖說寫得隨意，但塞萬提斯對《堂吉訶德》的創作主旨卻始終堅守如一，恒定不變，即如他一再聲明的，是為了諷刺、打擊當時盛行的騎士小說。只要作簡單的比較，我們就可以明白他是如何與騎士小說“開一個大玩笑”的：騎士小說中的英雄孔武有力，堂吉訶德卻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瘦弱鄉下紳士，兩條細柳腿，一張哭喪臉；騎士小說中的英雄大凡有神馳的駿馬，堂吉訶德的坐騎卻是一匹皮包骨的駑馬，從未見過它奔跑，更不要說馳騁疆場；騎士大多披掛燦爛的盔甲，堂吉訶德卻只有破爛的頭盔，而且還是他高祖遺留的，后來就連這副頭盔也在冒險中丟失，只好拿理發師的洗臉盆充數；騎士小說中的英雄都有身份顯貴，容貌嬌媚的貴婦人作情人，堂吉訶德也稱自己的意中人杜爾西內亞是個香艷別致的絕色美人，美貌無比，“唯有最高明的想象，方能意識得到”，但實際上只是一個村姑，粗大壯實如桑丘所言“力氣大得與什么壯健漢子都可以拼一下的”；騎士小說中的游俠都身備仙丹靈藥，一旦受傷，就藥到病除，而堂吉訶德的神油卻是受牧羊人的啟發胡亂配制，喝了便搜腸倒胃，上下失禁，至使客店床上的棉被從此再無用處。

最不可理喻的荒誕，當然還是在行俠之中。騎士小說中，英雄總是與毒龍、惡魔、妖巫、巨人、獅子惡斗，地點總是在不見天日的大森林，深不可測的山洞，或者陰森驚悚的古城堡，而堂吉訶德卻只是游走于鄉村田野，他的對手全出于他的想象，他把風車當作巨人，把羊群當作軍隊，把裝酒的皮囊當作巨人的人頭，為踐行他所信奉的騎士道，驅馬舉矛，沖鋒陷陣，奮不顧身。總之，塞萬提斯在原本稀疏平常的山村生活之中，無中生有地安設了一幕幕鬧劇，讓瘋瘋癲癲的堂吉訶德一次次冒險，受挫，遭罪，一次次引得讀者捧腹大笑。讀者心中自然明白，堂吉訶德稱不上騎士，他所有的行俠義舉其實只是對騎士的刻意模仿，罔顧現實，荒誕不經，結果必然是可笑又可悲。這場大玩笑很快就見到了效果，一度風靡的騎士小說在塞萬提斯的諷刺打擊下很快失去了市場，從此風光不再。所以拜倫說“塞萬提斯微笑地揮去了西班牙的騎士制度”，海涅說“那時候騎士小說風靡了西班牙，教士和官吏都禁止不了，但窮文人的一支筆見了效驗，他斷送了騎士小說”。

天才的不自覺

“天才的不自覺”最初由19世紀意大利批評家桑克梯斯提出，經歷代批評理論反復論證至今已成定論。意思是，天才成就了偉大的作品，但很多時候天才對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了解，對作品真正的內含價值和意義的認知沒有自覺性，“它的施展并不依賴思想系統，而且經常違反作者的思想系統”。塞萬提斯抱著“與騎士文學開一個大玩笑”的主旨寫《堂吉訶德》，但寫著寫著逐漸偏離了自己最初的意圖，不知不覺中邁入了一個新的領地。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最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竟是一個與他原先設想截然不同的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主仆兩人在西班牙的山林田野，城鎮鄉村游俠冒險，住宿過農民的田舍、牧羊人的茅棚、破舊的小客店、豪華的公爵府邸，甚至還住過強盜的窠穴，接觸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物，尤其是生活在底層的村夫牧人。這樣，原意是以現實生活的真實描述，反襯出踐行所謂騎士精神的荒謬可笑，但實際上卻猶如描繪了一幅現實生活的宏大畫卷，全方位地展現了正在走向停滯衰退的西班牙社會現狀。有一例可以證實塞萬提斯自己也沒意識到的“不自覺”貢獻：1854年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他在寫《革命的西班牙》時，由于在了解西班牙社會歷史變革方面遇到了困難，就曾經參考過《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的“不自覺”貢獻，還在于對堂吉訶德高談闊論的記述上。堂吉訶德的三次出游，路線行程不同，模式卻幾近一致：出游中常常一念興起，因幻覺而催生出種種令人捧腹的荒唐舉動。但就全程看，這種騎士的英雄壯舉并不泛濫，挑風車、戰羊群等等，畢竟還是屈指可數，更多時候記錄的是他與桑丘或路人就各類話題侃侃而談。也就是說，小說的敘述路徑實際上是在兩個區域交叉展開，一是堂吉訶德的瘋癲行徑，一是他的高談闊論。前者荒誕可笑，違背常理，但也只是偶爾發作，不像后者倒是時常可見，在田野村頭、農舍旅店，凡興致所至，便縱論天下，海闊天空。談論武藝、文學、天文、地理、帝皇、平民、軍人的榮譽、保家衛國的正義等，堂吉訶德的知識視野里幾乎沒有盲區，談古論今，見解過人，通達睿智。用桑丘的話來說，他家的主人“要是沒有人妨礙他，哪怕三十個律師也沒有他的話多。”所以我們一方面嗤笑荒誕時的堂吉訶德，一方面又不得不佩服清醒時的堂吉訶德。而且，即使我們在嗤笑時，也絲毫不帶有惡意，正像英國詩人蒲伯所言：“我們雖然笑他，也敬他，愛他，因為我們可以笑自己最敬愛的人，不帶一點惡意或輕鄙之心。”

杜米埃筆下的堂吉訶德

塞凡提斯之所以將堂吉訶德設計成被諷刺嘲弄的對象，是因為他對當時粗制濫造的騎士小說深惡痛絕，認為這些偽劣品荒誕不經，流行于市，敗壞了真正的騎士小說聲譽，貽害無窮。他要告誡世人，不要癡迷，免受毒害。但他沒有預料到的是，這個被他無情嘲弄挖苦的堂吉訶德，最終卻成了受人尊重的人物。后代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指出，只要不涉及到騎士道，堂吉訶德就是那個時代思想最具先進性的人物。例如，他多次說到帝王與平民無貴賤高低之分，“在人生的舞臺上，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戲里的角色樣樣都有，他們活了一輩子，演完這出戲，死神剝掉各種角色的戲裝，大家在墳墓里也都是一樣的”。桑丘接著也打了一個比喻，說人生如一盤棋，“下棋的時候，每個棋子都有它的用處，下完棋都混在一起，裝在一個口袋里，如比人生一世，同歸一個墳墓一樣”。兩人的比喻都不算新奇，但表達眾生平等的意念卻異常清晰強烈，放在剛剛走出中世紀陰影的十六世紀末，無疑具有驚世駭俗的震撼力。堂吉訶德的高談闊論中常常涉及家國人生等重大問題，他的見解與當時歐洲最進步的人文主義思想同頻，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他的見解經后人解讀，成了組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構件。

這樣，愚昧與聰慧，癡迷和理智，截然相反的兩者在堂吉訶德身上交叉體現，而我們并不覺得有何不妥，反倒視為渾然天成，欣然接受。究其原因，是因為他非同尋常的真誠和執念打動了我們。堂吉訶德單槍匹馬，走遍天下，鋤強扶弱，“替人家伸屈矯冤，救護人家的孤孀，解救人家的閨女”。雖然他的冒險十有八九以慘敗告終，挨了打，受了傷，被打掉牙齒，撕裂耳朵，踩斷肋骨，成了家常便飯，但他從不怯弱，自認身為游俠騎士，受傷遭災難免。他之所以不計后果，置生死于度外，始終保持著那股瘋子才有的不要命的狠勁，是因為他真誠地相信天降大任于他，所謂“天意叫我生在這個鐵的時代，來光復那個金的時代，我這個人，是天生為我保留著大危險、大勛功和大事業的”。原來一切源于他對“黃金時代”理想矢志不移的追隨。由此，我們原諒了他的癡迷以及闖禍犯傻，在不知不覺之中對他由嘲諷戲謔轉為悲憫同情，并漸漸升騰出敬佩之情，最終在心目中將他定格為一個可敬可愛的瘋騎士。這是因為，堂吉訶德身上體現了古往今來一切偉大英雄共有的本質特征，即對理想始終如一的堅定信仰和不懈追求，為維護人世間的正義和善良，不顧一切抗擊邪惡暴行，為此而遭受苦難，也在所不惜，他昭示出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胸懷，永遠值得我們崇敬和頌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