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烏到中東：這個概念正被重新定義

來源：環球雜志

中東戰事不時升級，美軍退役陸軍少將詹姆斯·A·馬克斯不久前說：“如果發現空中打擊不足以削弱伊朗向通過海峽的（美以）船只開火的能力，你就需要在地面建立一塊緩沖區。這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在開赴（中東）的原因。”位于美國華盛頓的中東研究所安全問題高級研究員賈森·H·坎貝爾也認為，要想“打通”霍爾木茲海峽，美軍需控制海峽一帶的伊朗海岸線，建立“緩沖區”。

這張以色列國防軍2024年12月6日發布的照片顯示，以軍士兵在以色列占領的戈蘭高地執勤 新華社發（以色列國防軍供圖）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3月29日說，以色列“已經深入敵方腹地”，在敘利亞、加沙地帶、黎巴嫩建立了三個“緩沖區”。他已指示以色列國防軍擴大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緩沖區”，并計劃“從根本上改變（以色列）北方的局勢”。

在歐洲，2025年5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在俄烏邊境建立安全緩沖區，并持續推進相關建設。截至2025年底，俄羅斯已建立了約950平方公里的緩沖區，涵蓋32座村鎮。俄武裝力量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說，2026年俄方將繼續擴大安全緩沖區的范圍。

安全緩沖區是國際安全領域的經典概念。上述討論或實踐，驗證了安全緩沖區在數智時代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存在或將重新定義后沖突時代的地區安全秩序。相較傳統時代，數智時代的安全緩沖區正經歷深刻轉型，其內涵逐漸從物理疆界拓展至多維空間，構建邏輯從單邊設防轉向系統韌性，存在形態從靜態隔離演變為動態博弈，成為一種融合物理控制與數智化博弈的新型安全邊界。

安全緩沖區：從地理屏障到多維防御體系

安全緩沖區的早期形態，可追溯至古代帝國之間的“中間地帶”。那些無人居住、將軍事力量阻隔在外的荒原或山脈，常常充當敵對方之間的天然屏障。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建立后，安全緩沖區的制度化程度顯著提升，成為國際社會管控沖突、防止戰火蔓延的重要工具。

其基本要素包括：明確的地理邊界、雙方或多方認可的脫離接觸規則、國際力量的監督機制，以及通過物理隔離降低誤判風險的制度設計等。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1964年設立的塞浦路斯聯合國緩沖區。這條橫貫塞浦路斯全島、綿延180余公里的“綠線”，在希臘族與土耳其族之間構筑了一道物理隔離屏障，聯合國維和警察在這片狹長地帶巡邏、排爆、調解糾紛，通過物理隔離極大降低了偶發摩擦引爆大規模沖突的可能性。

如果說塞浦路斯“綠線”代表了冷戰背景下實現民族沖突內部緩沖的典型模式，那么戈蘭高地脫離接觸區，則展現了安全緩沖區在主權國家間高強度軍事對峙背景下，作為戰爭終點線與和平起跑線的獨特功能。

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后不久，1974年，以色列與敘利亞在聯合國斡旋下達成《部隊脫離接觸協議》，在戈蘭高地劃設了寬約1.6至6英里（1英里約為1.61公里）、全長約80公里的“布拉沃”緩沖區，并部署聯合國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進行監督。這一安排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設立于兩國公認的邊界線上，而是深入以色列實際控制區縱深，以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停火線為基準各自后撤，形成了事實上的軍事“真空帶”。

該緩沖區內僅限聯合國部隊攜帶輕武器，兩側則劃設了兵力受限區，對雙方部署的坦克、火炮和部隊數量進行量化限制。此外，聯合國還在赫爾蒙山等制高點設立觀察哨，構成了覆蓋戈蘭高地全境的早期預警網絡，以此降低了沖突雙方因誤判或第三方挑釁而重啟戰端的風險，其制度韌性也經受住了地區局勢多次劇烈動蕩的考驗。在近半個世紀里，盡管敘以兩國從未簽署和平條約，但這一緩沖區成功將兩國關系從隨時可能爆發全面戰爭的“熱對抗”，轉化為局勢相對可控的“冷對峙”。

然而，隨著國際安全形勢的復雜變化以及危險來源的多元化，塞浦路斯和戈蘭高地等傳統安全緩沖區逐漸暴露出局限性。由于二者在本質上仍是二維地理空間的線性隔離，因此難以應對網絡攻擊、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復合型沖突形態。面對這些困境，傳統安全緩沖區的制度設計不得不尋求突破。

俄烏沖突中，在烏軍多次使用西方援助武器對俄羅斯布良斯克州（位于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國交接地帶）等地發動跨境襲擊后，俄軍加速推進邊境安全緩沖區建設。這一緩沖區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脫離接觸區，而是通過“收復失地+重兵布防+火力壓制”的立體推進模式構建而成。

俄軍在收復庫爾斯克州戰略重鎮蘇賈后，向邊境集中5個正規軍旅，配備T-90M主戰坦克和“伊斯坎德爾-M”導彈系統，并構建了電子戰陣地與多層次防御網；同時，俄軍在空域同步構建了覆蓋498個空中目標的飽和打擊能力，通過大規模無人機集群和導彈協同作戰，將防御縱深從二維地面拓展至三維空間。這一案例的典型意義在于，它展現了數智時代緩沖區的全新形態——其不再僅僅是地理坐標上的隔離帶，而是建立了集地面火力、電子對抗、防空反導于一體的復合型防御體系。

效能審視：危機管控的“安全閥”與“創可貼”

對于安全緩沖區的實際效能，一直存在爭議。支持者將其視為防止沖突升級的“安全閥”，認為其通過物理隔離可為政治解決贏得寶貴空間；質疑者則批評其不過是延緩戰爭爆發、固化分裂局面的“創可貼”，無法解決沖突的根源問題。歷史經驗表明，安全緩沖區的效能發揮，取決于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包括沖突的性質、當事方的政治意愿、國際監督的力度以及技術環境的變化等。

從積極效能來看，安全緩沖區在特定地緣政治格局下確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危機管控功能。例如，在塞浦路斯“綠線”設立的半個多世紀內，大規模的族群沖突得到有效遏制，聯合國維和行動為政治談判創造了相對穩定的環境；戈蘭高地脫離接觸區的存在，在大部分時間里維持了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的軍事穩定，避免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后兩國再次爆發全面沖突。

這表明，安全緩沖區通過物理空間隔離降低了相關方軍事誤判風險，并為政治解決爭端贏得了時間和空間。即便無法實現終極和平，其至少將沖突烈度控制在了可承受范圍內。

但這并不能掩蓋安全緩沖區的局限性。

首先，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沖突。塞浦路斯“綠線”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但民族矛盾與國家統一問題始終懸而未決；戈蘭高地脫離接觸區也始終未能推動以敘和平進程，敘利亞內戰爆發后更因各方勢力介入而多次被突破。

其次，安全緩沖區高度依賴相關方的政治意愿和國際社會的監督能力，一旦政治意愿消退或監督機制失效，緩沖區極易淪為“紙上禁區”而難以發揮實際效能。例如，2023年底，隨著韓朝關系惡化，韓國政府決定部分暫停《9·19軍事協議》（《〈板門店宣言〉軍事領域履行協議》，2018年9月19日簽署）效力，恢復對朝鮮的偵察飛行，協議設定的禁飛區實際上宣告失效。這一案例揭示：安全緩沖區只是政治關系的投射，并非替代政治解決的物理裝置。

總體上，安全緩沖區實際發揮著“必要但有限”的效能，其有效性受制于三個因素：當事方政治意愿是否持續，國際監督機制是否有效，以及能否適應技術變革對安全環境的深刻重塑。這些特征在人們探討安全緩沖區在數智時代的作用時同樣適用。

未來圖景：從地理疆界走向多維空間博弈

技術進步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安全緩沖區的存在基礎與運行邏輯，同時也推動了其形態創新與功能重塑。特別是數智時代的到來，給傳統防御邏輯帶來重大沖擊。例如，無人機的普及使低空空域成為新的博弈場，在先進遙感技術和無人機全域監控能力面前，傳統上依賴地理坐標劃設的“空中禁區”，其信息屏蔽功能已大打折扣。

在俄烏沖突中，雙方大量使用由商用無人機改裝而成的偵察和攻擊武器，蜂群式攻擊可以同時從多個方向突破防線。這些低成本、小型化飛行器能夠輕易穿透傳統意義上的軍事緩沖區，直擊后方目標，而操作者可能遠在千里之外。

2026年3月，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色列多地發射數百枚火箭彈和無人機，在短時間內給全球領先的以色列防空系統帶來巨大壓力，促使傳統的邊境緩沖區概念加速從“平面防御”向“立體防御”深刻轉型。

此外，網絡攻擊能夠在不跨越任何物理邊界的情況下瞬間癱瘓電力、金融、交通等關鍵基礎設施，算法認知戰也可以在虛擬空間動搖敵方民心士氣，通過精準推送和深度偽造繞過傳統軍事防線。由此，安全緩沖區的防御對象正在從傳統的機械化部隊，擴展到無形、高速、分布化的數據流、無人機蜂群、網絡攻擊載荷和算法認知戰等新型安全威脅。這些威脅難以用傳統的邊界管控手段加以攔截，使得安全緩沖區的形態從“物理疆界”向“多維空間”快速演變。

未來，面對數智時代的多維度安全威脅，傳統的地理屏障已不足以保障安全，當無人機和算法能夠在幾分鐘內穿透過去需數小時行軍才能抵達的縱深時，安全緩沖區將不再是地圖上一條簡單的線或一個固定的面，而正成為一個由物理空間、電磁頻譜、網絡空間和認知領域交織而成的復雜體系。這將推動國家間的博弈從原來簡單的地理約定，演變為一場涉及技術研發、規則制定與戰略智慧的復雜較量。一般而言，誰能在電磁頻譜中占據主動，在網絡空間構筑更牢固的防線，誰就更能有效將人工智能用于威脅預警和快速響應，從而在新的安全環境中握有優勢。（作者系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