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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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達生日記中的繪畫 馬思洋/攝
陳達生是地道的浙江桐鄉農民,皮膚被陽光曬得黝黑,抬頭紋和川字紋快交錯到一起,嘴巴常抿成一條直線。這沒什么特別的。特別的是小學三年級輟學的他,堅持寫了59年日記,一天未曾間斷。一輩子和土地打交道的他,日記本上沒有留下任何泥跡。
59年,寫了59本日記。他不僅記錄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農村建設這樣的大事,也記錄了女兒上大學、親戚結婚這樣的小事。大事影響著小事,他家先后在1984年、1988年、2010年和2025年修建房屋。
“我們都稀里糊涂地過日子,他怎么把日子記得那么清楚”
陳達生的家位于陳家埭村。“埭”在杭嘉湖平原的地名中很常見,意為“擋水的土壩”。陳家埭村的不少人知道陳達生寫日記的事,有村民來陳家做客,打趣問他:“會把我寫進日記里嗎?”陳達生手上的活兒沒有停下,點點頭,用鄉音回答:“有什么變化我都要記在日記里的。”
陳達生不覺得自己寫日記是個多么了不起的事。女兒陳梅娟記得,每天午睡前后,父親都會搬個小椅子坐在床邊或走廊上寫東西,哪怕家里有客人來了,也不能耽誤他寫日記。
小學三年級輟學,沒能再讀書是他的遺憾。因為讀書不多,所以一開始日記里錯字頻出。他跟著廣播學習,向女兒詢問,女兒給他買來《新華字典》,他掌握的字也就越來越多。
日記本上栩栩如生的白鶴、老虎、山巒、將軍,是陳達生有美術天分的證明。陳梅娟回憶,小時候過年,父親買來年歷畫,調好顏料,在老房子的墻上畫老虎,“一根一根毛那樣畫,像工筆畫一樣”。后來,陳達生還在家里的墻上畫了各式各樣的公雞,村民看了都說“畫得真好”。
寫日記這件事,妻子謝新娥曾表示過反對。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謝新娥擔心陳達生的日記被人拿去做文章,一把火燒了兩本日記。陳達生不管不顧地把日記撿回來,補寫了部分內容。陳梅娟覺得這件事很神奇,“想想也很不容易,我們都稀里糊涂地過日子,他怎么把日子記得那么清楚”。
以前,謝新娥對丈夫因為寫日記耽誤干活而惱火,用方言形容他寫日記是“白相”,意思是不務正業。
后來,或許是被老伴的堅持打動,謝新娥不再阻止陳達生繼續寫日記,“隨他了,不管了”。
女兒們小時候對父親寫日記的事不太感興趣,只是偶爾會翻翻,因為父親的字七扭八扭,“像畫出來的一樣,看不太懂”。2019年,陳梅娟獲得“全國優秀教師”稱號,當地電視臺的人來采訪,在聊天中她告訴了記者父親寫日記的事。成堆的日記呈現在陳梅娟眼前。“之前沒有好好關注父親寫日記的事,看到這些照片,還是很佩服他的。”
59本日記,被陳達生整整齊齊地收納進老祖宗的木柜子,放在了床底。為了防止本子泛潮,每15本左右的日記就會被他用大的密封袋整合在一起,遇到有人來看的時候,他像扛麻袋一樣,把日記本搬出來。盡管如此費心保管,泛黃的日記本還是透出潮濕的氣味。
“造房子像做了一場大夢”
在老家建房子,對很多農村人來說是天大的事。有網友曾在關于陳達生的報道下評論:“這一輩農民一生都在造房子拆房子然后再造房子,從草棚、平房、樓房,再到小別墅!錢么也花在房子上了!”
有學者曾在研究中指出,住房是農民在社會階層中的外在標志,“提高居住條件、改善生活質量是農民家庭的不懈追求”。
新農村建設拆掉的房子是陳達生在2010年修建的。老房子的樣式在浙江農村隨處可見,蓋了兩層,水泥現澆,墻面從原來的石灰變成了漆面。這座原來花費了28萬元建造的房子,如今價值60萬元。在政策支持下,陳達生住進新房只需要自己掏裝修的錢。
這并非個例。陳家埭村黨組織委員周學芳說,這樣的事早在2023年10月就開始了。那時,陳家埭村啟動了全域土地整治項目,第一批白墻黛瓦的浙派民居率先建了起來。這次統一建新房,舊房評估后折價70%,這筆錢基本能覆蓋村民建毛坯房的支出。
2024年,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至1.83,是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
陳達生的新房預計在今年年底落成。新房是別墅樣式,共有4層,有落地窗,為了方便上下樓還安裝了電梯。
這次建房,陳達生很省心。他不用操心什么時候拆房,什么時候去買水泥,泥水工一天多少錢。大部分的工作都由村里包辦完成。老兩口干活干累了,從田地里抬頭往東北方一望,就能望見他家的新房子。
這和陳達生以往的造房經歷大不相同。1984年4月,陳達生在日記里寫道:“不(承)想造房還搞農業,身體要倒下了。”
那是陳達生第一次建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讓陳達生一家的生活好了起來。1982年秋,陳家埭村正式推廣包產到戶,和村民簽訂合同。
陳家埭村規定,成年男性可以分到1畝左右的田地,老幼婦孺在這個基礎上打七折。陳達生家里五口人,一共分到了3畝多田地。在插秧前夕,為了讓秧苗長得好,陳達生跑到很遠的地方挑河泥。那一天,他來來回回挑了130擔,但他沒覺得累,“勞動給自己,收獲也給自己”。
1982年,他賣小桑苗掙了2000多元,加上別的作物,一共賺了3000元。從那時候開始,他就張羅著造房。
34歲的陳達生,第一次開始獨立建房。他自己買瓦片、五孔板、石灰、磚頭,請泥水工來刮泥。當時的泥水工一天2元。上午架五孔板,下午他挑了一擔啤酒,請小工們喝。
1984年正月十三,他在日記里寫下:“我家造房就在眼前了。”
造房子很累,陳達生在日記里忍不住抱怨造房的辛苦,但他又覺得高興。3月11日和4月1日,同一句話兩次出現在他的日記里:“造房子象(像)做了一場大夢。”
4月26日,房子竣工,造了兩層樓。這一年造房子總共花了3000元。
那天,他在日記里寫道:“做人是要好起來了。”
蠶繭、桑樹和湖羊
造房的金錢來源離不開陳達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勞作。
4月,正是種小桑苗的季節。陰天,陳達生和妻子謝新娥就在庫房里嫁接小桑苗。謝新娥負責剪砧木,她把砧木握成一排,熟練地用剪刀在根部斜著剪出四五十度的斜面。陳達生負責削接穗,他從枝條上選一個飽滿的芽,在芽的反面下刀,把枝條下端削成一個薄薄的楔形。再用手指捏開砧木剪口的皮層,將其撐成袋狀,插入削好的接穗。
晴天,老兩口就把長在一起的接穗和砧木移栽到地里,一人翻土,一人插苗。去年他賣小桑苗得了4萬多元。
前些年村里搞土地流轉,很多人把地包了出去,但陳達生沒有。周學芳說,村里沒把地包出去的,大多都是六七十歲的人。陳達生想把土地牢牢攥在手里——一閑下來,他就想給自己找點事做。
陳梅娟覺得父親還挺“老派”的。
陳達生拒絕使用智能手機,還是用著老年機,謝新娥對他不帶手機這件事有些不滿意:“手機么從來不看的。”
他遵循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規律生活。他每年都要復盤自己種地的情況,日記里仔細記錄著哪個節氣應當做什么勞動,哪個月份應該播種什么作物。他尊重自然。他日記里記錄著:正月應當“施肥、耕地和挑泥”,谷雨時節“麥出花,草開花”,到了小滿“麥黃草枯”。
他關心著天氣。他現在每天都要精準記錄當日的天氣,幾年前還整理出一本《五十四年天氣記錄》,詳細記錄并計算每一年高溫日的數量、低溫日的數量。
對于蠶桑為業的陳達生來說,房屋的大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一家的生計。一張蠶卵,最后會占滿8張蠶匾。1984年房子落成之前,由于場地有限,陳達生每年只能養一兩張蠶卵。房子建成當年,他就買了3張蠶卵,年底蠶繭一共賣了700元。和1983年賣蠶繭的錢相比,幾乎翻了一番。
1988年1月,陳達生又在老房子前面多蓋了一間屋子,目的還是為了養蠶。2月11日的日記里記錄著他當時的心情:“今年的一年變了樣,去年不想今年造房。”
房子擴建到了200平方米。蠶匾在竹架上一層接一層壘得高高的,屋里沙沙響,是桑葉被蠶寶寶啃食的聲音。陳達生聽著這個聲音,心里就踏實。
而到了2010年新房翻修后,陳達生買來了5張蠶卵,繭最后賣了9376元。那年,他和老伴的收入共計41326元。
村子里另一特色農業是湖羊,這也與栽桑養蠶密切相關——湖羊春夏吃青桑葉,冬季啃枯桑葉,吃的幾乎和蠶寶寶一樣。
這些勞作,讓陳達生1986年和1987年把兩個女兒相繼送入師范學院就讀,讓他的家里在1989年添置了第一臺電視機,讓他在日記里密密麻麻地在年末總結豐收的喜悅。
一畝三分地,一天三次日記
陳達生的日記里不僅記錄著自己,還記錄著這個村莊和其他村民。1984年年底,陳達生在日記里寫道:“今年孝榮辦木根廠,聽他說大有可為的。”
木根是用木頭做的鞋后跟。弟弟陳孝榮1984年開始做生意,是村里最早辦廠的那批人。
198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鄉鎮企業的若干規定》,首次將發展鄉鎮企業作為全省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從資源、人才、資金等方面給予全方位保障。“村村點火,家家冒煙”成了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
后來陳孝榮的生意慢慢大了,從小廠變成了“海星集團”。1987年,陳孝榮重新修建了房子,三間房、三層樓、有旋轉樓梯、有吊頂……那時是村里最氣派的房子。
村里的廠在那時越建越多。陳家埭村前村支書姜炳興回憶,20世紀80至90年代,村里的村辦企業越來越多,開起了經編廠、皮鞋廠、羊毛衫廠、明膠廠……村里半農半工的家庭也越來越多。
2010年,滬杭高鐵正式開通,桐鄉到杭州最快只需17分鐘,到上海也不過半個多小時。這個100年前因為“破壞風水”而讓鐵路繞道的小城,終于等來了自己的鐵路。
但陳達生還是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就像他現在仍然固執地一天寫3次日記。他自認為“做不來生意”,覺得“種地挺好的”。對他來說,種地才是最踏實的事,翻土、播種、施肥應當在哪個時節他信手拈來。
在陳梅娟的印象里,父親對家長里短、人情世故不感興趣,但如果聊起種地,他就能侃侃而談。“他很溫和,能靜下心來做事情。如果能一直讀書,說不定能做點小研究。”
他的一生似乎像他20歲給自己寫的小傳那樣運行:“十四歲割草和勞動,十五歲前要看戲,十六歲時有氣力,十六歲也董德(懂得)事,搖船勞動經(精)力強……養豬六只真勞露(碌),起早買菜可幸(辛)苦。”
“高山大海的世界,不知是那樣能活動。”他在日記里提過七大洲四大洋,提過世界上有三大人種,他暢想過其他地方的生活是怎樣的,但最終他還是在平原地區當了一輩子農民,在這三畝地上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踏實的財富。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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