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治理范式轉型看中等強國的新作用

4月15日，加拿大渥太華，總理馬克·卡尼攜新成員出席自由黨黨團會議。視覺中國供圖

　　2026年第一季度落幕，國際社會已歷經一系列矛盾與沖突。這不僅對正處于深刻范式轉型中的全球治理造成巨大沖擊，更提出了尖銳挑戰，其中諸多變局被國際媒體形容為“前所未有”。

　　當地時間4月19日，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向全國發表的視頻講話中直言，曾經作為加拿大優勢的加美經貿關系，已演變為亟需妥善處理的“軟肋”；寄望于“美國恢復正常”絕非可行之策。與西方陣營的分裂態勢相呼應，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今年4月發布的《2026年東南亞態勢報告》顯示，在覆蓋東盟全部11個成員國的民調中，“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當前美國的全球政策價值觀導向是他們最大的地緣政治擔憂；若必須選邊站，他們傾向于選擇中國。”在此背景下，中等強國作為國際事務中的一支獨特力量，其在全球治理范式轉型中的新作用值得高度重視。

　　分析這一議題需從歷史等多維度展開，但其核心在于經濟考量、軍事安全與文化價值觀三大范疇。

　　在經濟層面，中等強國的長期策略本是保持與經濟大國的密切聯系。以加美經貿關系為例，美國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貿易伙伴。然而，從特朗普首個任期末的施壓到如今的加征關稅，美國的持續緊逼讓加拿大意識到：在經濟上過度依賴美國，不僅不利于在雙邊關系中捍衛本國目標、維護自身利益，更直接損害了加拿大工人階層的就業權益，汽車、鋼鐵和木材等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遭受的沖擊尤為嚴重。加拿大民眾抱怨道：“對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貿易伙伴加征關稅，是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首次，這意味著美國正在放棄其傳統的國際貿易準則”；“特朗普公開將加拿大稱為‘美國的第51個州’，根源就在于加拿大經濟力量受限”。

　　在軍事安全領域，美國的中等強國盟友長期深度依賴美國。“安全靠美國”的策略曾有著相對完備的制度保障，其中部分制度在全球治理領域甚至被西方國家視為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例如1949年，美國、法國、加拿大等12國外長在華盛頓簽署《北大西洋公約》，承諾為成員國提供集體防御與安全保障。然而，隨著美國不斷質疑北約、批評盟友國防投入不足“增加了美國負擔”，軍事安全聯盟的根基已出現動搖。2025年，加拿大卡尼政府在首份聯邦預算中推出“強大加拿大”計劃，將占比42%、約120億加元的撥款用于“捍衛加拿大主權”，其中增強國防力量被列為首要任務。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法國總統馬克龍今年4月訪問韓國時提出的主張：中等強國需要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新秩序”。

　　在文化價值觀層面，中等強國總體上秉持并踐行多元主義文化策略。以西班牙為例，早在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文學家塞萬提斯、哲學家兼法學家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等，便已被后世譽為捍衛“人人平等”理念的先驅。如今，西班牙在全球治理中仍堅持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2026年4月13日，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以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83年帶來的歐洲中心世界地圖為例，對西方中心主義作出了反思，明確指出需要摒棄“零和博弈”的視角。

　　展望未來，中等強國將在全球治理范式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維度。

　　第一，提出具有中等強國特色的治理理論與實踐路徑。中等強國在應對日益尖銳復雜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挑戰時，兼具“獨特性”與“圈層性”的雙重特征。這使其能夠提出既保持戰略獨立又兼顧整體協同的策略，在多個核心議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例如踐行國家主權平等，維護國際法基本準則；推動構建更有力的多邊機制及相關平臺機構；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背景下，加快數字技術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促進數字公平。

　　第二，探索國際貿易伙伴多元化路徑。在2026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卡尼以《原則與務實：加拿大的道路》為題發表主旨演講，呼吁中等強國聯合起來，抵制大國的經濟脅迫。他明確反對將經濟一體化、關稅、金融基礎設施及供應鏈作為施壓工具或武器。這一立場與20世紀60、70年代加拿大提出的“中等強國”外交原則一脈相承。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訪華期間重申，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西班牙在歐盟外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雙方不斷深化的經貿關系，不僅錨定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與外延，更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切實福祉。今年3月，海南與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便是這一合作趨勢的生動注腳。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外事廳廳長豪梅·杜齊評價道：“海南是通往中國乃至亞洲的絕佳門戶，自貿港建設帶來了歷史性機遇。”

　　第三，彰顯文化對話精神，以人文交流應對不確定性。以加拿大為例，其計劃于2026年9月在多倫多舉辦首屆“加拿大投資峰會”，設定了5年內吸引1萬億加元新投資的宏大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亟需推動人工智能、清潔能源、關鍵礦產等支柱產業升級，并全面增強在AI與新技術領域的頂尖人才儲備。在此背景下，加強教育與人文交流成為不可或缺的載體。這也是絕大多數中等強國的共通選擇，歐洲、澳大利亞等地對吸引國際學生均持積極明確的態度。深化文化對話，已成為凝聚共識、順應時代進步的必然選擇。

　　總體而言，中等強國在全球治理范式轉型中，提出了攜手應對國際權力格局變化的基本主張。當前，西方盟友關系在尋求共識時面臨微妙挑戰，這更加凸顯了中等強國的獨特價值。這種新作用體現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重維度，并產生耦合效應，其中文化影響力是關鍵核心。

　　20世紀90年代，約瑟夫·奈提出的“軟實力”理論，曾深刻反思“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呼吁重塑以感染力為核心的權力觀。此后，“軟實力”一度成為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盟友關系的價值觀基石。然而，在當前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對話正遭遇深刻的現實障礙。聯合國再次將“不平等”界定為未來10年全球面臨的最嚴峻的耦合性危機，也是引發其他全球化危機的核心根源。

　　然而，從積極的一面看，這一危機也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審慎思考保留文化自信、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等強國能否超越西方傳統的實用主義理念，為創新和完善全球治理貢獻具有積極意義的政策倫理與決策選擇，值得期待。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