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馬未都：我的姥爺姥姥

姥爺姥姥都是山東人，門當戶對，指腹為婚。姥姥比姥爺大三歲，俗話說“女大三，抱金磚”，說的就是姥爺姥姥。姥爺姥姥具備了山東人所有的優點：姥姥和善，說話時笑意在先，聲音在后；姥爺則剛直不阿，七十多歲時還敢和賣肉拎刀的混不吝的小年輕沖突對峙，令旁觀者陣陣驚呼。

山東利津是姥爺姥姥的故鄉。黃河最終從這里奔流入海。前些年中央電視臺拍我尋根的紀錄片《客從何處來》，我還乘船抵達了黃河入海口，看著黃藍兩色涇渭分明的水界，心里贊嘆大自然的神奇，感嘆世事滄桑。母親的一支血脈，就是從這里走出，最終與父親一脈相匯，幸運地有了我。

1955年，全家福 12天后我出生

利津縣古屬齊國，金代升鎮為縣，因境內有碼頭，挾河海之利，故稱利津。利津“內控黃河，外鎖海運”，歷史上形成了商貿重鎮。姥爺姥姥兩大家族至今在此地還有遠房親戚，雖然跟他們少有聯系了，但我們后人還是常常念叨前人的好，畢竟血濃于水。

姥爺扈玉鉉，祖上在利津縣的小李莊，而不遠處還有個扈家灘村，清朝早年扈姓一支由此遷入。扈姓不出在扈家灘，而出在小李莊，聽著就像一段傳奇，可惜我們后人今天無法得知了。

一百多年前，扈家在當地是有名的大戶，扈家五兄弟在同光中興時借勢合伙建了商號——五福堂，因兄弟團結、經營有道而發跡。據說扈家經商在當時多一層政府關系，政府還發過御賜的牌子，也不知哪年這牌子當破爛賣掉了。

姥爺家的家史本來挺清晰的，但新中國成立后數次受沖擊，家族分崩離析，各人命運多舛，再去追尋時如斷線之珠，串不成串了。

姥姥崔如瑛的家世清晰一些，祖上出自利津縣汀羅鎮，舊時亦稱豐國鎮，也就是明清時期遠近聞名的大鹽場豐國鹽場的所在地。崔家史上是從河北棗強遷入的，到姥姥的父輩時已有七代人了。

據史籍載，崔家煮海為生，富甲一方，世代多出讀書人，山東第一位出國留日的學生就是姥姥的二伯父崔麟臺。戊戌變法后，中國去日本留學的學生暴增，日本也順勢開辦了補習日文的學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嘉納治五郎專門為中國留學生創辦的弘文學院。崔麟臺是首批入學的學生，同年魯迅入學，而后陳獨秀、秋瑾、陳天華、黃興、楊度、胡漢民、楊昌濟、張瀾、許壽裳、陳師曾、陳寅恪、李四光、林伯渠等都先后在此學習日文。

崔麟臺學成回國后，先在山東濟南做事，十年后北上晉京為官，曾任北平大興縣縣長；彼大興非此大興，當時的大興縣管轄幾乎半個北京。崔麟臺離任時，大興民眾為其樹碑立傳，《崔公德政碑》一直矗立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大興胡同內的一座城隍廟中，惜十年劫亂之際被砸毀。崔麟臺官至北平京兆尹公署政務廳廳長，后厭倦官場的氛圍，辭職做了北京特別公署通俗圖書館（即首都圖書館前身）館長，優哉游哉地與友人賦詩作畫，直至一九五一年去世。

1960年，從左至右：前排弟弟、妹妹、表弟；中間我，姥姥、表姐；后排表哥

崔麟臺進京后，圖上班方便，在北京東城利薄營胡同買了很大一塊地，漸漸修建家族宅邸。這個大院子我幼時去過多次，每次都是母親牽著我的手進去的。一進門就開始按母親指令叫人，因為姥姥、太姥姥都住在這個大院里。三進的四合院帶后院，后院還有一座小樓可以登高望遠，后院還有跨院，早年是崔麟臺放置馬車的地方。這樣的大院子在今天的北京城內不多見了。

崔麟臺在利津老家排行老二，所以到了母親這輩人官稱二姥爺；母親的親姥爺叫崔麟石，排行老三，官稱三姥爺；老家的老大崔麟榜去世得早，沒來過北京。二姥爺三姥爺兩大家子民國起都住在利薄營7號院里。以我母親的輩分而論，崔家兄弟大排行有大舅（臺）、二舅（臺）、大姨（我的姥姥，石）、二姨（石）、三姨（石）、四姨（石）、五姨（臺）、六姨（臺）、七姨（臺）、五舅（石）、六舅（石）、七舅（石）；長藤結瓜，到了我這輩人，由于姥姥排前，我的輩分就小，滿院子和我歲數相近的我都得叫舅，現在覺得這事很親切，但小時候覺得有點兒尷尬。

我從小到大到今天，雖說轉瞬之間，但社會變化還是挺大的，尤其社會親屬關系，全社會都在迅速簡化。別說那種幾十乃至幾百人的大家族徹底不見了，就是父母拉扯一大幫孩子生活的景象也幾近絕跡。今天的孩子大多沒有叔伯姑舅姨，這種最具中國特色的家族稱謂漸漸地遠去，讓今天的孩子們缺乏親情，多了自私。

姥爺年輕時

姥姥是個做事很周全的人。在過去的大家族中，長女是所有弟妹的榜樣，以身作則是一種自覺，沒有人強迫。姥姥賢良淑德，如果在舊社會，一定會給姥姥贈塊匾，懸掛在家族的大堂之中。姥姥的這一品性，不僅僅在親戚之中得到尊重；在鄰里之間，扈姥姥就是春風夏雨。鄰居打孩子，姥姥準會及時去勸，一方面批評孩子不對，另一方面說家長對孩子得多說少打。以致事隔多年，鄰家孩子都成北京大爺了，還口口聲聲說，當年如沒有扈姥姥，他就被他爹打死了。

今天的社會，家長打孩子屬于不可為的暴力行為，但我小時候，打孩子是社會的常態，因為傳統文化中有一種觀念根深蒂固——棍棒之下出孝子。姥姥的鄰居和姥姥相處得親如家人，有些小事今天聽來不可思議。過去“遠親不如近鄰”不是一句口頭語，而是每日的實踐。鄰居有一位許平玉阿姨，和姥姥親如母女。

許阿姨子女多，一個人靠縫縫補補帶七個孩子，生活局促可想而知，做飯時常常借東借西，炒菜時甚至借味之素。“味之素”就是味精，是日本發明的。

今天想起這等小事，心中有無限感慨，人與人親也許不在大風大浪中的同舟共濟，而是柴米油鹽中的不分你我。借味之素這等小之又小的事，只能說明人與人之間的親密無間，說明那代人心中的純凈。姥姥過世后，許阿姨多次和我媽說，扈姥姥和親媽一樣，每次說都紅了眼，那時的鄰里關系今天聽著都不真實。

大姨、母親、姥姥

姥姥和姥爺的長相完全不同，性格也迥異。姥姥寬額豐頰，彎眉笑眼；而姥爺則鷹鼻鷂眼，骨骼清奇。姥爺年輕時習武，身板筆直，走路輕捷，七十多歲還上房上樹。房后有一棵香椿樹，每年春天，這香椿不僅可以為家中添菜，更多的是平添生活的樂趣。摘香椿時總有枝頭的夠不著，而高處枝頭的香椿又是最誘人的，結果是一眼沒看見，姥爺自己疊凳搭梯地上了房，將最高處的香椿用竹竿鉤子鉤下，我記得那年看見姥爺在房頂上，心雖提到嗓子眼，但姥爺清瘦的身體在藍天白云下猶如一幀電影畫面，透著仙風道骨。

姥爺利津扈家和姥姥利津崔家幾代世交，所以才有了指腹為婚。舅舅于一九二五年生于老家利津，但大姨和我母親都生于北京。由于二太姥爺崔麟臺和三太姥爺崔麟石住在一起，親如手足，所以他倆的下代人都在北京生活了。從太姥爺論，到我母親這代已經是三代了。由于太姥爺們的社會地位及經濟實力比較好，姥姥及姨姥姥、舅姥爺們生活環境都不錯。

我的五舅姥爺，也就是姥姥的親弟弟，民國期間在中南海謀職，順便在中南海中租了個小院子，姥爺姥姥就在此安家。這個小院在中南海東門右手不遠處，五舅姥爺還給小院起了個名字，叫荷城軒。荷城軒北墻后是小山坡，西墻臨水，推窗即是水面，夏天賞荷，冬天看冰。五舅姥爺有文化，在偌大的中南海負責園林花卉，從新中國成立前干到新中國成立后，直至退休，其間還寫了不少兒童文學作品。

姥爺姥姥算是沾了五舅姥爺的光。姥爺生前多次說起在中南海打魚的事情。我出生后中南海已成為圣地，今天都是文物保護單位了，參觀需要有票才行。以前的中南海是明清皇家御苑的一部分，古稱西苑，有南海、中海、北海三海，都屬于皇家領地。新中國成立后南海與中海成為中央辦公地，稱中南海；北海則作為公園對外開放了。姥爺和姥姥在中南海的荷城軒住了近二十年，大姨及我母親都出生于此，想想她們真是幸福，那是怎樣一個環境啊，山光水色，亭臺樓閣。

姥姥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姥爺身手敏捷，年輕時常在中南海水中叉魚，這讓我十分好奇，我小時候對捕魚的認識停留在釣魚和撒網上，對魚叉捕魚這種原始方法不太理解，水深魚賊，怎么可能叉到呢！

姥爺每每講到叉魚時眼中都閃著興奮的光，一條光魚子就五斤多的大黑魚是姥爺叉魚的最高戰績。只要一說起來，這條倒霉的大黑魚就被提及，好像又被擺上了餐桌。我也不知這種生活幸福不幸福，吃條魚要去水上叉，叉得到就吃，叉不到就不吃。

今天釣魚之人，大多數意趣在釣而不在魚，可那年月的人一定在魚而不在釣。在中南海生活的那些年，由于荷城軒的特殊位置，靜謐而安全，這里就被地下工作者選中了，尤其新中國成立前的那幾年，許多秘密會議就是在這里開的。

舅舅在這里認識了田方。田方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早年參加革命。他演過的最讓人熟知的電影是《英雄兒女》，飾演師政委王文清。他也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的首任廠長。舅舅因天生一頭鬈發，深得田方喜愛，遂經姥爺姥姥允許，隨田方去了上海，參演了電影《壯志凌云》，成了那個時代的童星。

在地下黨頻繁開秘密會議的日子，舅舅大姨及我母親都負責在院外放哨，由于荷城軒孤零零的一座建筑矗立水邊，任何人想走近它都可以遠遠看見。舅舅和大姨或者我母親一邊玩耍一邊望風，這些電影中才發生的鏡頭其實在我母親那輩人都是親身經歷的。

那年月，姥爺姥姥作為外圍人員，雖沒有入黨，但都在為中國革命悄悄奉獻。姥姥忙前忙后地燒菜做飯，姥爺迎來送往地承擔風險。那時正值新中國黎明前的黑暗，風瀟雨晦，前途未卜，但姥爺姥姥他們以人生最質樸的情感，相信新中國即將到來。

姥爺在看報，我攝

新中國到來那天姥爺姥姥離了荷城軒，回到了娘家利薄營。利薄營胡同在北京是條很古老的胡同，東西走向。北京的胡同大多東西走向，所以編號由東向西排序，路南單號，路北雙號，好院子都是單號的，因為正房坐北面南。利薄營7號院的坐標與今天平安大街孫中山逝世的那個院子相對，后門對前門。可惜擴建平安大街時，利薄營的大四合院在上世紀末全部拆除，蓋了一些不倫不類的難看建筑，讓老北京的風貌披上了一件劣質外衣。

我實在懷念那個并不屬于我的大院子，因為那是童年唯一清晰的記憶。那是座有人氣、有生命的院落，有我的至親，還有我的遠親。我對那座院落的記憶不僅有一進門的大影壁，還有影壁后面的大香椿樹，更多的是母親牽我手進院時的爽朗笑聲和招呼聲。

小孩的注意力與大人不同，大人都是關注家長里短的世俗八卦，小孩則是看到新奇的世界。我記事起就住部隊大院的樓房了，對北京的四合院并不熟悉。

立體的樓房與平面的院落完全兩個感受，樓房多少間房也是封閉的空間，而院落則是移步換景，視野開放。樹木、門窗、屋頂，房屋上閑適的鴿子，角落里懶洋洋的貓。遠處的藍天白云，倏然而至的鴿哨聲，構成了非常立體的感受，這種感受當年并不自知，人過中年之后，才知文化魅力的形成，才知道文化不是一張皮，它必要有長度，有厚度，有力度。可惜古老的北京漸漸成為一張單薄的畫了。

利薄營胡同拆遷剩下的那一截連靈魂都丟了。它不見清朝喇叭營整齊劃一的軍人進出，也不見明朝喇嘛楊家胡同前來燒香供佛的香客。歷史的痕跡說抹去還真不難，只要不關心它即可。北京是忽必烈定大都時作為首都存在的。盡管今日的北京離元朝已過去七百多年，但街巷格局基本還在。都城自周代就定下規矩：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元大都將北京城內劃分為五十坊，利薄營就地處仁壽坊，仁壽坊中有一喇嘛廟，明朝時候楊家勢力大，所以這條胡同就叫喇嘛楊家胡同。

入清以后，楊家沒落，清朝的八旗兵在此駐扎，因兵營每天吹喇叭集合，諧音改為喇叭營胡同。到了民國初年，姥姥的父輩在此筑家，覺得喇叭營名稱不雅，遂起新名上報獲批。“利薄營”我猜想是因為崔氏先祖均以生意發跡，大生意都因為“利薄”而來，所以借音借意，才有了這段不被人知的歷史。

利薄營7號院的親情構成一種氛圍，這種老北京的氛圍今日算不上蕩然無存，但也是鳳毛麟角了。我爹是崔家大戶的女婿，因為是軍人，住得遠，去得不算多，但在崔家門樓中聲名遠播，母親原話是“你爹的孝順是出了名的”，說這話時臉上閃現著滿意和自豪。

姥爺姥姥在我心中是隔代人的親情，我們兄妹三人自幼生活在北京。父親是山東人，但很早參軍為國，離開了老家。山東老家雖有爺爺奶奶，我只在十五歲那年回過老家，爺爺只給我留下一個小小老頭的印象，只有影像，沒有親情。

過去有句老話說，“貓養貓親，狗養狗親”，這說明人情并不一定靠血脈，親近最重要，這就是我自幼與姥爺姥姥親的緣故。我爹抗日時期由山東當了兵，最終打進了上海。母親在新中國建成之時也去上海參了軍。一九五四年，年過二十八歲的父親由組織安排與母親相親。母親嫌父親大她七歲，又有口吃，遂寫信問姥姥。姥姥說“口吃不算毛病，不超過十歲不為大”，一語定了乾坤，否則不會有我。

在后來的日子里，顯示了姥姥的目光如炬。我爹如親兒般對待姥姥姥爺。每次全家團聚時，每個人臉上都閃著幸福的光。姥姥織得一手好毛衣，高興時哼著《漁光曲》。姥爺一副大家長的姿態，享受著這份融洽的親情。母親排行小，自小就受姥爺溺愛，凡事不讓動手，啥事也不讓操心，導致她晚年時什么具體事也回憶不起來。

姥爺對父親特好，常常爺倆聊天聊得熱火朝天。而到了我們這代人，這種非血緣的親情就十分少見了。姥爺身體特別好，長得又瘦，身板又直，臉上線條清晰，晚年時被鄰居官其格教授請到中央民族學院做模特。官其格一九六五年中央美院油畫系畢業，覺得姥爺的形象十分難得，就和姥爺商量去美術系做模特。姥爺家在東城，民族學院在西城，姥爺那些日子天天風雨無阻地去當模特。后來我在官其格的畫冊中看到姥爺，心里一陣感慨。人生就是一本傳奇，誰也不知一生中遇見誰，去做些什么事。

姥爺78歲，我為姥爺拍的照片

姥姥大姥爺三歲，早走三年。一九八一年，我剛剛調入出版社，姥姥與世長辭。姥姥走全家是有心理準備的，那時姥姥已臥床多日，但這一天真的到來，大家還是非常難過。姥姥走的日子，北京已進入冬天，氣溫低就讓人更覺壓抑。姥姥七十八歲壽終，在近半個世紀前已算是長壽之人了。姥姥在家等待每一位親人相繼趕來，舅舅急得說不出道不出地在小過道頭直撞墻，我母親和父親從外地趕回來，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姥姥昏迷中還喊了我爹的名字，爹萬箭穿心，聲淚俱下，讓我們晚輩不知所措。

父親對姥姥比對親生母親還好，姥姥對父親的滿意及贊賞多年來算是扈家的保留節目。父親一直按母親老家的稱謂，對姥姥一口一個“娘”叫得特別親。姥姥每次見父親時臉上的笑意永遠不會散去，在父親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孝道的責任與力量。

姥姥在所有親人都到齊時仍沒有急于西去，大家猜測姥姥在等娘家人，直到三姨姥姥趕來，姥姥看了她一眼，才閉上眼睛駕鶴西歸。此時姥姥已不住在利薄營胡同了，三姨姥姥從利薄營趕來，身上一定帶著那條老胡同、那座老宅院、那間老房屋的氣息。那是姥姥這一代人的青春及夢想，他們從山東大海邊來到繁華的北京，在此生兒育女，又趕上朝代更迭，滄桑巨變，在動蕩艱苦的環境中將兒女撫養成人，最終心無掛礙，回歸道山。

姥姥的一生，是三個時代串起來的縮影，清朝、民國、新中國，波瀾壯闊，風起云涌。一個女人，為家族扛起自己的職責，默默無聞又鄰里皆知。姥姥出殯之時，滿院子滿胡同哭泣聲，向姥姥表達了敬意與不舍。親人、友人、鄰居一聲高一聲低的告別之聲，今天想起仍讓人心顫。

姥姥走后，姥爺變得寡言少語。姥爺因為年輕習武，又因山東的大男人文化，對姥姥從不會花前月下那一套。平時說話一急就上火，一上火就話重，有時候還沒有遮攔，想必沒少讓姥姥傷心。姥姥下葬后，我母親帶姥爺去了山東一段日子。沒多久姥爺就要回來，回來后每周自己坐著公共汽車去姥姥墓前坐半天，路上來回要四小時。姥爺可能覺得這輩子對姥姥不夠好，在墓前和姥姥說說話，相信姥姥九泉之下可以聽到。

仔細想想，姥爺姥姥這代人真的不易。他們所處時代由帝制到民國，中間戰爭頻繁，直至新中國建立，百廢待興，由貧窮向富有邁進，其中又動亂連連，好不容易改革開放，還沒見成果呢，便告別親人，沒有享到福，也沒有看見這幾十年來的社會變化。

三年之后，姥爺隨姥姥而去，壽數亦七十八。姥爺算是壽終正寢，中午還要了冰激凌吃，說心里熱，下午五點就一個人躺在床上溘然長逝。

母親與父親一道安排了姥爺的后事，我記得父親的哭聲大于母親，讓我知道孝字在中國文化中的分量。我們后人將姥爺與姥姥合葬一起，每年清明時節都會去給兩位至親掃墓。每次為二老上香上供品時，我看著姥爺姥姥愛吃的點心，心想，人的福氣不外乎有吃有喝，離開這個世界時還有人懷念。至于姥爺姥姥自己，他們的在天之靈，一定在俯瞰我們，看我們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

（本文來源于人民文學出版社）

作者：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