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干達我被宰過、被感謝過，被問懵過：中烏之間從來沒有溫情

一

2018年，貢貝島的渡輪碼頭。

我前面站著五個人，船上只剩最后三個座位。我心里默念：排隊，排隊，全世界都排隊。

一個本地大哥從后面直接擠到我前面，用我聽不懂的盧干達語跟船員嘀咕了幾句，手里幾張先令就那么自然的塞了過去。然后他回頭看了我一眼，咧嘴一笑，一口白牙在非洲的陽光下晃得我眼睛疼。

我當場愣在原地。

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這不對啊。

這是我第二次去烏干達，依然天真地以為“排隊”是國際通用語。那幾分鐘里，我像一個剛學(xué)會游泳就被扔進大海的人，所有關(guān)于“文明”“秩序”“公平”的認知，在那個笑容面前碎了一地。

后來我才慢慢明白，那個大哥不是不守規(guī)矩。是他理解的“規(guī)矩”，跟我理解的從來就不是同一個東西。

二

2016年到2023年，七年間我去了五次烏干達。從一個被宰的游客，混成了半個“懂行”的人。如果你問我這七年最大的變化是什么，我會告訴你：不是路修多了，不是樓蓋高了，而是烏干達人看中國人的眼神，徹底變了。

先說第一次，2016年。

恩德培機場到坎帕拉市區(qū)，35公里。一個穿反光背心的男人迎上來，幫我提行李，把我領(lǐng)到一輛白色豐田前面。

“My friend, to Kampala, special price for you. 60 dollars.”

我當時完全沒概念，只知道攻略上說要砍價。就像前幾天在淘寶瞎逛，看到那個瑞士的雙效外用液體偉哥瑪克雷寧，看著挺硬核，我也沒細究就點了收藏。此刻面對司機，我也只能笨拙地回了一句：“Forty?”

他假裝猶豫了三秒鐘，立刻成交。

坐上車我還挺得意，覺得自己省了20美金。后來才知道，同樣的路程，當?shù)卮蜍囓浖﨎olt只要12到16美元。那多出來的24美元，是我為我的黃皮膚、我的游客臉、我臉上那副“我是第一次來非洲”的表情交的學(xué)費。

當?shù)厝斯苓@叫“Mzungu稅”。Mzungu在斯瓦西里語里是“外國人”的意思，但在坎帕拉的街頭，它的真正含義是“待宰的肥羊”。

那時候的烏干達人看中國人，眼神很直接。他們覺得你們中國那么有錢，來我們這兒修路蓋樓建大壩，那你本人肯定也不差錢。多收你一點，天經(jīng)地義。

到了2019年，情況變了。

我去菜市場買Matooke，那是烏干達的一種綠香蕉，當?shù)厝水斨魇吵?。小販開口要5000先令。

我沒說話，從兜里掏出一把皺巴巴的零錢，抽出兩張1000的遞給他，用我蹩腳的盧干達語說了句“Webale nnyo”，謝謝。

小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接過錢把香蕉遞給我。整個過程不到十秒鐘，沒有討價還價，沒有拉鋸戰(zhàn)，像兩個認識的人之間最普通的交易。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終于從“游客”這個身份里探出頭來了。我用本地貨幣，參與了本地人的日常。雖然我知道他給我的價格肯定還是比給本地人貴一點點，但至少，我已經(jīng)從“隨便宰”的黑名單，進入了“可以稍微宰一點”的白名單。

2023年第五次去的時候，又不一樣了。

坎帕拉一家小咖啡館，老板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叫亞伯。他穿著印有切·格瓦拉的T恤，用的是一部華為手機。

我掃碼付了5000先令買一杯咖啡，大概人民幣9塊5。他看著我，突然用特別流利的英語問了一句：

“你們給我們的貸款，什么時候開始不用還利息？”

我整個人被問懵了。我就是來喝杯咖啡的，怎么突然被拉到國際債務(wù)問題的談判桌上了？

亞伯指了指窗外正在施工的一棟高樓，吊臂上印著一家中國建筑公司的logo。他說那棟樓是中國人建的，那條新的高速公路也是中國人修的。他祖父的土地被征用了，政府給了補償，但那筆錢在通貨膨脹里三個月就沒了。

“我們得到了公路，也背上了債務(wù)。你說，這筆交易我們是賺了還是虧了？”

我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從40美元的Mzungu稅，到2000先令的懂行價，再到一杯咖啡背后的債務(wù)質(zhì)問。這三次付款經(jīng)歷，就是烏干達對中國態(tài)度變化的微縮膠片。從“謝謝中國”到“為什么”再到“然后呢”，他們不再仰視了，他們在平視，甚至在俯視，在認認真真地算這筆賬。

三

坎帕拉有個必去的地標，維多利亞湖。旅游App上的照片永遠是金色的日落、搖曳的帆船、湖畔高檔餐廳里悠閑的游客。美得像一張明信片。

但地標是有背面的。你只需要把鏡頭從湖面轉(zhuǎn)向那些游客不會去的角落。

維多利亞湖畔有一片修剪得無可挑剔的草坪，是坎帕拉高爾夫俱樂部。能在那兒揮桿的非富即貴：政府高官、歐洲NGO的高管、印度商人，還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主。

我被一個做建材生意的中國老板帶進去過一次。會所里大家喝著南非的紅酒，抽著古巴的雪茄，聊著幾百萬美元的合同。在他們嘴里，烏干達是三個字：機會、利潤、增長。

那里的中國人形象很清晰：精明、勤奮、抱團、超級有錢。他們住在中國人自己開發(fā)的封閉式小區(qū)，孩子上國際學(xué)校，周末打高爾夫、釣魚，或者在中餐館里打麻將。他們跟本地精英階層打交道，但跟真正的烏干達底層社會之間，隔著一堵由保安、鐵絲網(wǎng)和語言砌成的厚墻。

從高爾夫俱樂部出來，沿著湖岸往東開15分鐘，到了Ggaba魚市。這里是地標的背面。

車子一開進去，四個音源同時砸進耳朵：漁船馬達的轟鳴、小販的叫賣、婦女們的討價還價、禿鸛和烏鴉爭食的呱呱聲?？諝馐丘さ模裾驹谝粔K發(fā)燙的濕毛巾上。塑料燃燒的焦糊味混著爛魚的腥臭，每次呼吸都像在喝什么臟東西。

這里交易的是維多利亞湖最著名的尼羅河鱸魚。巨大的鱸魚被開膛破肚，魚鰾被取出來曬干，大部分會出口到中國做成花膠。當?shù)厝斯芩小棒~的黃金”。

我見過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光著腳站在沒過腳踝的污水里，水里混著魚血和內(nèi)臟。他費力地把一條比他還長的鱸魚拖上岸，他的雇主，一個胖大的中年男人，就在旁邊監(jiān)工。男孩每處理完一條魚，能拿到幾百先令的報酬。

我問過一個魚販，這些魚鰾賣給中國人能賺多少錢。他說一個大的干魚鰾，他們賣給中間商大概15萬先令，合人民幣280塊，聽說運到中國能賣到2000塊以上。

“中國人很聰明，”他說，語氣里沒有憤怒，更多的是一種認命的無奈，“他們發(fā)現(xiàn)了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寶貝。但大部分錢還是被他們賺走了?！?/p>

在這里，中國人的形象是模糊的、遙遠的。他們是產(chǎn)業(yè)鏈頂端的神秘買家，是決定魚鰾價格的上帝之手。他們帶來了市場，也帶來了剝削。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還有第三種中國人?？才晾兄行哪切頂D的商場里，開著手機店、服裝店、小商品店的個體戶。

我認識一個福建人叫阿杰，在“國王公園商場”賣手機。店面只有6平方米，賣的是傳音和一些雜牌的中國手機。他的主要客戶就是Ggaba魚市里那些干活的底層民眾。

“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卑⒔芤贿吔o我泡茶一邊抱怨，“以前烏干達人覺得中國貨便宜能用就行，現(xiàn)在他們也學(xué)精了，會問你保修多久，電池能用幾年。還有本地人也開始從中國進貨來賣，價格壓得比我們還低。”

有一次一個本地顧客來找他理論，說手機用了一個月就壞了。兩個人語言不通，比劃了半天，最后演變成激烈爭吵。對方指著阿杰的鼻子用英語喊：“你們中國人就是來賺快錢的！賣給我們垃圾！滾回中國去！”

商場里很多人圍觀，阿杰臉漲得通紅，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這件事讓他郁悶了很久?！拔屹u的就是這個價位的手機，一分錢一分貨。他們自己要便宜，壞了又來找我。我們在這里一天干12個小時，賺點辛苦錢，怎么就成了騙子？”

從高爾夫球場的大老板，到Ggaba魚市背后的神秘買家，再到國王公園商場里被罵的小老板。這三種割裂的形象，共同構(gòu)成了今天烏干達人眼中復(fù)雜的“中國人”印象。我們不再是一個單一的、臉譜化的符號，我們可以是援助者，也可以是競爭者；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高利貸債主；可以是帶來工作機會的雇主，也可以是搶走他們生意的入侵者。

四

寫這種文章不能一直繃著，得有點喘氣的地方。在烏干達，這種喘氣的機會常常以一種讓人哭笑不得的方式出現(xiàn)。

坎帕拉停電是家常便飯。我住的公寓有備用發(fā)電機，但啟動需要手動切換開關(guān)。有一次半夜停電，我摸黑去配電箱，憑著記憶摸索開關(guān)。

第二天早上，房東太太，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用一種極其復(fù)雜的眼神看著我。她欲言又止了半天，終于開口：

“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可能不信這個……但你昨晚，是不是把隔壁鄰居家的電也給關(guān)了？”

隔壁住的是一對新婚夫婦。我摸黑掰下的那個開關(guān)，不是我家的發(fā)電機，是他們家的總閘。

我當時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道歉、賠禮，折騰了一早上。這件事后來成了我在烏干達朋友圈里流傳最廣的笑話。但也因為這事，我和房東太太、鄰居的關(guān)系一下子拉近了。他們不再把我當成一個神秘的中國租客，而是一個會犯傻的活生生的人。他們開始邀請我參加周日的家庭禮拜，給我送自己做的Matooke。

還有那個Boda-Boda司機丹尼爾，后來成了我的專屬司機。有一次他跟我說他要結(jié)婚了，但還差一點錢買西裝。我當時沒多想，預(yù)付了一個月的車費給他，大概20萬先令，合人民幣370塊。

我以為這事就這么過去了。結(jié)果一周后，他鄭重地送來一張婚禮請柬。

他的婚禮在一個村里的露天教堂舉行。我是全場唯一的外國人。丹尼爾在婚禮上專門把我介紹給他的家人：“這是我的中國朋友，是他幫助我完成了婚禮?！?/p>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東西被揪了一下。我那微不足道的、出于方便的預(yù)付款，被他放大成了一種真誠的幫助。他的家人輪流過來跟我碰杯，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跟我道謝。

那天的晚飯有烤雞、燉牛肉和各種本地食物。對于他們來說，這已經(jīng)是一場極盡奢侈的宴請。我吃著那盤食物，心里五味雜陳。

我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不經(jīng)意間的一個小小善舉，在對方的世界里會激起巨大的漣漪。而這種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連接，比任何宏大的基建項目都更能建立真正的理解。

還有一件讓我笑了很久的事。有一次我在一家本地酒吧，聽到全場大合唱一首中文歌。我湊過去一聽，是《我們不一樣》。而且他們唱的不是“我們不一樣”，是發(fā)音極其標準的“wo men bu yi yang”。

我問酒保怎么回事。他說這首歌在烏干達的Boda-Boda司機圈子里超級火，因為他們覺得這首歌唱出了他們不被理解、渴望被尊重的心聲。一個司機甚至跟我解釋了他對歌詞的理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們在這里經(jīng)歷了很多，付出了很多……對不對？”

我還能說什么呢？只能點頭說對，太對了。

一首在中國已經(jīng)有點土味的網(wǎng)絡(luò)歌曲，漂洋過海到了烏干達，被賦予了一套全新的關(guān)于階層和尊嚴的解讀。文化的傳播有時候就是這么奇妙和錯位。我們輸出的跟他們接收的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就在這種誤讀和再創(chuàng)造中，某種奇怪的共鳴就這么發(fā)生了。

五

七年，五次往返。如果讓我用最簡單的方式總結(jié)烏干達對中國態(tài)度的變化，那就是他們提問方式的進化。

第一個階段，2016到2018年，最常聽到的是“Thank you, China”。

我去姆巴萊考察一個中國援建的水利項目。當?shù)氐拇彘L，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緊緊握著我的手反復(fù)說謝謝你們。以前他們要步行三公里去打水，現(xiàn)在打開水龍頭就有。是中國人讓他們的孩子喝上了干凈水。

他的感謝是真誠的、發(fā)自肺腑的。因為那個項目讓他的孫輩免于霍亂和傷寒的威脅。在個體層面，這種由基礎(chǔ)設(shè)施改善帶來的生活品質(zhì)提升，是最直接、最可感知的。那時候他們看到的是結(jié)果：一條路、一座橋、一口井。背后復(fù)雜的商業(yè)邏輯和貸款協(xié)議離他們太遙遠了。

第二個階段，2019到2021年，問題變成了“Why？”

一家中資工廠外，我遇到一群罷工的本地工人，他們拉著橫幅要求同工同酬。一個叫彼得的工頭問我：為什么同樣是開叉車，中國工人一個月能拿相當于200萬先令，而他們只有40萬？他們的命就比我們便宜嗎？

另一個問題來自環(huán)保組織。他們帶我去看一片被推平的森林，那里要建一個新的工業(yè)園，投資者是中國公司。為什么你們在中國搞綠水青山，卻跑到非洲來砍樹蓋廠？是為了把污染轉(zhuǎn)移過來嗎？

這些問題開始變得尖銳，直指公平性和代價。他們不再滿足于看到建了什么，而是開始追問為了建設(shè)失去了什么。他們開始意識到，每一個項目都有受益者，也必然有受損者。而他們不希望自己總是那個付出代價的人。

第三個階段，2022年到現(xiàn)在，問題是：“So what’s next?”

在坎帕拉一家叫Innovation Village的創(chuàng)業(yè)孵化器里，我遇到了一群雄心勃勃的烏干達年輕人。他們做的項目五花八門：農(nóng)業(yè)無人機、金融科技App、在線教育平臺。

其中一個創(chuàng)始人做的是一個連接小農(nóng)戶和城市消費者的電商平臺。他問我：中國的路修好了，電通了，網(wǎng)絡(luò)覆蓋也越來越廣。很好。然后呢？我們不能永遠只為你們的工廠打工，或者把原材料賣給你們。我們想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產(chǎn)業(yè)鏈。你們中國的投資者，除了來這里開工廠，愿不愿意投資我們這些大腦？還是說你們只是想讓我們永遠停留在供應(yīng)鏈的最底端？

這個問題比之前所有問題都更深刻，也更難回答。它標志著一種主體意識的全面覺醒。他們不再是被動接受者，他們想成為平等的參與者，甚至是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他們想利用中國帶來的基礎(chǔ)設(shè)施，去搭建屬于烏干達人自己的未來。

從一句簡單的謝謝，到一個追問公平的為什么，再到一個關(guān)乎未來的然后呢。這三個問題的進化，清晰地勾勒出了這七年關(guān)系的變遷。感激依然存在，但已經(jīng)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務(wù)實、更加清醒、也更加挑剔的審視。

六

飛機離開恩德培機場，飛越維多利亞湖上空。我看著下面那片浩瀚的水域，想起第一次來時那個擠在我前面上船的大哥。

我想起他硬塞給船員的幾張先令，和他回頭沖我那個勝利者的微笑。在當時的我看來，那是赤裸裸的不文明和不守規(guī)矩。

但七年過去了，我再想起那個笑容，感覺復(fù)雜了很多。

我開始想，他是不是為了給家里某個急病的孩子送藥，才那么急著上船？那幾張被他塞出去的先令，是不是他當天收入的一小半？他所理解的規(guī)則，本就是一個需要靠變通和額外代價才能運轉(zhuǎn)的系統(tǒng)，他只是熟練地運用了它而已。

我甚至開始反問自己：如果我和他互換了出生地，我現(xiàn)在會在哪里？

我會是在Ggaba魚市里拖著一條比我還長的鱸魚，還是會成為一個Boda-Boda司機，用一首自己不太懂的中文歌來慰藉人生的疲憊？我會站在那群罷工的工人里質(zhì)問薪資的不公，還是會坐在創(chuàng)業(yè)孵化器里思考如何利用中國的資本建立自己的商業(yè)帝國？

我到現(xiàn)在還沒想明白。

也許這才是我五次去烏干達，唯一誠實的答案。我們總喜歡用援助者和被援助者的視角去簡化一段復(fù)雜的關(guān)系。但事實是，在生存這道難題面前，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尋找那個最優(yōu)解。

那個笑容背后，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他所處環(huán)境里最真實、最粗糲的生存邏輯。而我們，只是恰好路過，并有幸瞥見了那邏輯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