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蹲在維修區通道,沖著一個剛輸掉比賽的車手咧嘴笑。那個車手是他自己的商業伙伴,也是他車隊的主要競爭對手。
這畫面本身就很反常。NBA傳奇球星、黃蜂隊前老板,現在跑到納斯卡(NASCAR,美國全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的泥地里跟人斗嘴。更反常的是,他斗嘴的對象是丹·哈姆林(Denny Hamlin)——既是23XI車隊的聯合創始人,又是喬·吉布斯車隊(Joe Gibbs Racing)的全職車手。
周日在堪薩斯賽道(Kansas Speedway)的 Advent Health 400 賽后,這段互動被FOX體育的轉播鏡頭完整捕捉。哈姆林領跑最多圈數,卻被23XI車隊的車手泰勒·雷迪克(Tyler Reddick)反超。喬丹路過時特意停下," rib his friend "——用哈姆林的話說,就是來"嘲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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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我在跟丹比賽,」喬丹對著鏡頭說,「我真的想擊敗他,因為我知道稍后我們會互相說很多垃圾話。」
這不是客套。哈姆林第二天在自己的播客《Actions Detrimental》里證實了這一點:「我對他說了同樣的話,就是我上周在這檔播客里說的——如果沒什么怪事發生,堪薩斯這場比賽我穩贏。」
喬丹的回應是:「我相信你。」
然后雷迪克贏了。
老板和員工,誰才是"我們"
哈姆林的身份分裂是理解這件事的關鍵。
他是23XI車隊的聯合創始人,和喬丹各持50%股份。這支車隊目前有兩輛全職賽車:45號屬于雷迪克,23號屬于布巴·華萊士(Bubba Wallace)。從所有權角度,哈姆林希望這兩輛車贏。
但他同時也是11號車的全職車手,效力于喬·吉布斯車隊——23XI的技術合作伙伴,也是賽道上的直接競爭對手。他的合同要到2026賽季結束才到期。
這種雙重身份在體育商業里極其罕見。通常,老板就是老板,球員就是球員。即便是喬丹本人,當年作為黃蜂隊老板時也嚴格遵守這條界線:他不插手更衣室,更不可能穿著球衣上場。
哈姆林卻每天都在打破這條界線。他要在賽前會議上和喬丹討論車隊策略,然后在排位賽上試圖把23XI的車手擠出桿位。
「其他雷迪克贏的比賽,我的情緒都是分裂的,高興、難過、高興、難過,取決于我自己那天表現如何,」哈姆林在播客里說,「這一次,我百分之百站在11號車這邊。」
這句話暴露了一個被忽視的事實:體育所有權正在從"資產持有"變成"身份參與"。
垃圾話作為管理工具
喬丹和哈姆林的互動模式,值得所有科技行業的管理者注意。
他們之間的"垃圾話"(trash talk)不是私人恩怨的宣泄,而是一種被雙方明確認可的溝通協議。哈mlin主動發起——「我對他說了很多垃圾話,很難相信吧」——喬丹欣然接招,并在獲勝后執行"嘲諷義務"。
這種模式解決了跨層級合作中的核心難題:如何建立平等感?
傳統的老板-員工關系依賴權力距離。但23XI的特殊結構——兩人合伙,但一人同時是競爭對手——讓權力距離變得模糊。垃圾話在這里起到了"社會均衡器"的作用:它創造了一個雙方都能展示攻擊性的安全空間,而不必擔心關系破裂。
哈姆林描述了一個細節:周六晚上,他和喬丹、瑞安·布萊尼(Ryan Blaney)、布巴·華萊士、萊利·赫布斯特(Riley Herbst)一起觀看O'Reilly賽事和NBA季后賽。喬丹當時就說:「我擔心11號車,11號會贏。」
注意這個場景。五位車手/車隊人員,加上球隊老板,圍坐在一起看比賽。喬丹的擔憂對象是"11號車"——而不是"丹"。這種措辭上的微妙區分,恰恰說明垃圾話機制的有效性:他們可以同時討論"我們車隊"和"你那個人",而不會產生認知失調。
對于管理分布式團隊的科技從業者來說,這種模式提供了一個反直覺的參照。遠程協作最大的痛點不是工具效率,而是"共同在場感"的缺失。喬丹和哈姆林用面對面的情緒對抗,重建了這種在場感。
情緒勞動的定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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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林在播客里透露了一個關鍵數據點:這是他第一次在雷迪克獲勝時"百分之百"感到失落。
這句話需要拆解。此前23XI車隊的勝利,哈姆林的情緒是"分裂的"——作為老板的高興,和作為競爭對手的遺憾,按當天表現比例混合。但堪薩斯這場比賽不同,他領跑最多圈數,勝利近在咫尺,卻被自己車隊的車手截胡。
這種情緒強度的差異,揭示了體育所有權中一個被低估的成本: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
傳統老板的情緒投入是單向的:球隊贏,我高興;球隊輸,我失望。但哈姆林的投入是矩陣式的:11號車贏,他高興;45號車贏,他高興但打折扣;11號車被45號車擊敗,他沮喪但被迫為車隊整體利益壓抑。
堪薩斯這場比賽打破了矩陣。哈姆林沒有壓抑,他"在維修區通道生悶氣"(still stewing on pit road),直到喬丹過來完成那個被雙方預設好的嘲諷儀式。
這個儀式的功能是什么?它把哈姆林的私人挫敗,重新編碼為合伙關系中的公共事件。喬丹的嘲諷不是雪上加霜,而是一種確認:你的失落被看見了,而且被允許存在。
對于科技行業的股權結構設計,這是一個值得記錄的觀察。創始團隊之間的情緒協調成本,很少被寫入 term sheet。但23XI的案例表明,當合伙人的角色邊界模糊時,你需要預設一套"情緒結算機制"——垃圾話、公開嘲諷、或者任何能被雙方識別的儀式性行為。
體育資產的敘事溢價
喬丹選擇投資納斯卡,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決定。
2020年,他和哈mlin共同創立23XI車隊時,納斯卡正處于品牌危機后的重建期:2019年的禁令爭議、2020年的黑人車手缺失討論,讓這個以南方白人為核心受眾的運動面臨輿論壓力。喬丹作為NBA歷史上最具商業價值的黑人運動員,入場本身就是一個敘事事件。
但敘事需要持續的內容喂養。堪薩斯這場比賽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故事線:老板和合伙人互相嘲諷,合伙人被自己車隊的車手擊敗,老板現場"補刀"。FOX體育的轉播鏡頭、哈姆林的播客、Motorsport.com 的報道——這些渠道共同完成了一次免費的品牌曝光。
計算一下成本收益。23XI車隊2024年的預估運營預算約為1500萬至2000萬美元(納斯卡車隊的典型區間)。相比之下,喬丹在NBA的商業代言年收入長期保持在1億美元以上。他不需要從車隊運營中獲利,他需要的是一個能持續產生媒體內容的平臺。
垃圾話機制在這里起到了"敘事發動機"的作用。它保證了即使在沒有奪冠的周末,23XI也能進入體育新聞的頭條。哈姆林和喬丹的每一次公開互動,都是一次品牌資產的復利投資。
對于科技從業者來說,這個邏輯并不陌生。產品的媒體價值(earned media)往往超過廣告預算的效率。但體育資產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敘事主體是人,而非功能。你無法讓SaaS產品的兩個聯合創始人互相嘲諷來制造新聞——或者,你可以,但效果會很怪異。
23XI的模式之所以成立,是因為體育競技提供了一個被社會認可的"對抗容器"。哈姆林和喬丹的競爭關系是結構性的、透明的、被規則保護的。這種容器在科技行業幾乎不存在,這也是為什么科技創始人之間的公開沖突往往以一方退出告終。
數據收束
堪薩斯這場比賽的最終數據:哈姆林領跑268圈中的107圈,雷迪克領跑44圈。哈姆林以第2名完賽,與冠軍差距0.487秒。
0.487秒,足夠喬丹從維修區走到11號車旁邊,說一句「我知道我們稍后會說很多垃圾話」。
這句話被轉播出去,被播客復述,被Motorsport.com記錄。23XI車隊在2026賽季尚未獲得勝利,但已經獲得了相當于冠軍級別的媒體曝光。
對于觀察體育商業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量化的案例:情緒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率,有時高于技術基礎設施。哈姆林和喬丹構建的"垃圾話協議",本質上是一種降低交易成本的社會技術——它讓雙重身份成為可能,讓公開競爭成為資產,讓0.487秒的失利變成48小時的內容周期。
納斯卡本賽季還有32場比賽。哈姆林和喬丹的合伙關系還有至少兩個完整賽季。他們的垃圾話庫存,看起來還很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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