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歷史上,類似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樣的組織很常見。比如奧斯曼帝國的耶尼切里軍團、埃及阿尤布王朝的馬穆魯克、薩法維波斯的古拉姆部隊等。它們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統治者對正規軍不夠信任,試圖建立一支忠誠于個人的軍隊。這種軍隊帶有“私募武裝財團”的性質,獨立于國防軍之外,充當蘇丹/哈里發/沙阿(波斯皇帝)的專屬衛隊。作為壟斷暴力工具的利益組織,他們對舊體制的忠誠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也并非來自民族情感,而是靠金錢所維系。正因如此,統治者盡一切可能為其提供豐厚待遇,甚至允許其擁有獨立產業。可一旦待遇下降,這些武士很容易嘩變,成為叛亂的最大來源。
1979年伊朗革命后,由于霍梅尼對國防軍缺乏信任,遂打造了只聽命于最高宗教領袖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提升其忠誠度,伊斯蘭革命衛隊被賦予大量經濟特權,可以從伊朗石油出口中分走一半利潤,對應150億美元/年左右,這筆收入能為基層士兵提供豐厚待遇,包括免費醫療、住房和教育補貼等。在失業率超過20%的伊朗,加入伊斯蘭革命衛隊是年輕人最好的出路之一,相當于獲得“鐵飯碗”。
與基地組織不同,伊斯蘭革命衛隊并非狂熱的宗教勢力,而是可以談判的理性人。其核心訴求可以歸納為兩點:1、自身安全必須得到保障;2、能通過出口石油賺錢。因此特朗普如果想迫使伊朗走上談判桌,要么解除經濟制裁(胡蘿卜);要么切斷其石油出口渠道(大棒)。
對美國來說,其在談判桌上有兩大核心訴求:1、伊朗棄核;2、霍爾木茲海峽航運自由。然而站在3月中旬的時點,美國只有解除經濟制裁這一個籌碼,美伊雙方無法實現等價交換,這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按照我當時的評估,如果美國想解決伊朗危機,有三種辦法:
1、出動空降部隊潛入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設施,破壞伊朗剩余濃縮鈾庫存,讓伊朗接受“被動棄核”的既定事實;
2、轟炸哈爾克島的能源設施,堵死伊朗石油渠道,切斷其資金來源;
3、出動海軍陸戰隊奪取霍爾木茲海峽關鍵島嶼,反向封鎖伊朗海岸線,攔截伊朗石油貿易。
方案1屬于高風險高收益,在無法確保摧毀地面防空火力的情況下,僅攜帶輕武器的空降兵無法擊敗地面重裝部隊,空降行動很容易爛尾,因此我認為方案1可行性較低。
方案2固然能切斷伊朗石油財政,畢竟這座島承載伊朗90%的石油出口。但伊朗可能會大規模報復海灣國家油田,甚至襲擊其海水淡化工廠,造成魚死網破的效果。因此萬不得已美國不會采用方案2。
在所有方案里面,我認為方案3的性價比最高,既不用出動地面部隊深入伊朗內陸作戰,又能打通霍爾木茲海峽,還能反向封鎖伊朗石油出口。然而方案3的問題在于時間不確定性,美國遠征部隊分兩個波次,第一波于3月底抵達中東,然而第二波預計要到4月底才能抵達中東,這里面的時間差足足有一個月。如果美國在第一波遠征軍就位后奪島,面臨兵力不足的問題;然而如果拖到4月底才動手,不符合特朗普急于停戰的訴求。
事后來看,白宮采取了相對折衷的策略。美軍“的黎波里”號兩棲攻擊艦就位后,沒有發起奪島行動,而是在“林肯”號航母的配合下,對伊朗實施離岸封鎖,限制伊朗油輪駛出阿曼灣。此舉對伊朗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作為壟斷暴力的利益集團,伊斯蘭革命衛隊極度依賴石油出口,依靠金錢來維系基層人員的忠誠度。一旦豐厚的物質報酬消失,這支隊伍隨時面臨嘩變風險,這在中東歷史上無數次上演過。
美伊的談判籌碼和白宮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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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美軍實施反向封鎖前,伊朗在談判桌上處于優勢地位,它手上有濃縮鈾+封鎖海峽這兩大籌碼,美國能用于交換的牌只有解除經濟制裁,局面對特朗普非常不利,越往后拖,高油價對中期選舉選情的打擊就越大。然而隨著美軍封鎖阿曼灣,美國手上多了切斷伊朗石油財政這張王牌,中東出現攻守易勢,越往后拖,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財政壓力越大,為避免嘩變風險,伊朗鴿派勢力的話語權可能會逐漸上升。
除原油外,美軍還將武器彈藥、鋼鐵、鋁等關鍵物資也納入封鎖清單。伊朗本身經濟狀況就很糟糕,每年需進口2000萬噸糧食才能保證國民需求。美伊戰爭爆發后,伊朗靠石油出口賺取外匯,以支付向俄羅斯進口糧食的費用。一旦石油收入被切斷,俄羅斯大概率不會接受賒賬,因為這筆錢很難要回來,屆時伊朗有可能爆發糧食危機。
對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來說,其經濟體系嚴重依賴石油出口。美國之所以能迫使委內瑞拉妥協,建立在對委內瑞拉實施兩個多月海洋封鎖的基礎上。美軍封鎖伊朗海岸線的操作,效果遠好于轟炸伊朗軍事設施。美國海軍的封鎖成本大約2000萬美金/天,但給伊朗造成的損失超過2億美金/天,差不多十倍的杠桿。通過拿捏經濟命脈,美國獲得了談判桌上的對等籌碼。個人估計,在其它大國沒有深度介入的情況下,美伊戰爭可能會在三個月內結束,美國或以解除經濟封鎖換取伊朗棄核,以解除海上封鎖換取霍爾木茲海峽航運自由。
對特朗普來說,過去一個多月因為高油價損害的支持率已經是沉沒成本,在獲得對等威懾能力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在談判桌上大概率會秉持強硬態度,爭取拿一份好協議來安撫選民。如果說之前美國是拖不起的那方,那當下時間不站在伊朗這邊。假如繼續互相封鎖,特朗普最多損失中期選舉,伊朗則面臨政權更迭風險。
假如拖到5月初,美伊仍然沒能達成協議,屆時第二波遠征部隊或已抵達中東,美國可能會考慮發動小規模的地面戰爭,爭取以優勢地位達成停火協議。具體辦法是削弱伊朗談判籌碼,比如破壞其地下核設施,奪取剩余濃縮鈾;亦或是占領波斯灣關鍵島嶼,以武力手段打通霍爾木茲海峽。如果美國手上的籌碼比伊朗更多,特朗普就有可能拿到零濃縮鈾協議。
另一方面,美國封鎖阿曼灣的操作,是超出我之前預期的。對海軍來說,其主要任務有兩條:1、封鎖敵國海上生命線;2、保護本國外貿航線。如果做不到任意一點,再昂貴的軍艦也只是展覽品。一戰前德國耗費巨資打造“公海艦隊”,然而這支艦隊既不能封鎖英國經濟,又不能保衛本國外貿線,其存在毫無價值,浪費納稅人錢財。
然而在近現代時期,離岸海軍更多只能承擔封鎖港口/海峽的任務,因為艦炮射程通常在12海里以內,只能覆蓋狹窄的海峽。如果想封鎖海域,需借助潛艇/執法船/岸基航空兵的配合。哪怕到了二戰時期,盡管海軍打擊范圍大幅提升,但由于地球曲率等因素,艦載雷達的探測距離大約40公里左右,這成為離岸艦隊封鎖半徑的上限。
二戰時期美軍擊沉的日本船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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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瓜島戰役后美軍獲得了太平洋制海權,然而美國單憑海軍很難切斷日本本土與東南亞油田的聯系,因為軍艦的封鎖半徑受偵測距離約束。直到美軍占領菲律賓后,依靠岸基部隊配合,美軍才實現切斷日本能源供應的戰略目標,從南海到菲律賓海的日本商船大部分被擊沉。
然而現代科技的進步,同時提升了進攻方和防守方的能力。如果說伊朗憑借無人機和廉價導彈獲得了非對稱作戰能力,那么美國海軍則憑借衛星和機載雷達大幅提升了封鎖范圍。衛星能跟蹤大型輪船的活動軌跡,直升機的預警雷達則能克服地球曲率影響,探測方圓300多公里的可疑目標。
在風帆戰艦時期,由于艦炮射程限制在3海里以內,海軍主要承擔封鎖港口的任務。在二戰時期,由于艦載雷達探測距離不超過40公里,海軍主要承擔封鎖海峽的任務。然而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海軍的探測距離超過300公里,已具備封鎖海域的能力。
美國通過封鎖阿曼灣限制伊朗石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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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并沒有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它的海軍部署在阿拉伯海,依靠艦載機和反艦導彈封鎖阿曼灣出口,攔截過往的伊朗商船。伊朗則以格什姆島為跳板,依靠無人機和巡飛彈封鎖寬度50公里的霍爾木茲海峽,禁止敵對國商船駛出。也就是說,美國在沒有奪島的情況下,僅靠離岸海軍就封鎖了寬度500公里的阿曼灣。相比二戰時期,現代海軍的攔截半徑提升了10多倍,封鎖面積提升了上百倍,海軍的戰略價值顯著提升。
在某種程度上,軍事變革帶來的影響甚至超過美伊戰爭本身。過去海軍只能承擔封鎖海峽的任務,封鎖海域需借助岸基部隊配合,如今海軍能夠執行單獨封鎖海域的任務,其威懾能力得到極大加強。另一方面,過去陸戰主要比拼軍隊規模、士氣和火力密度,然而結合俄烏戰爭的情況,無人機產能和精確打擊能力才是決定陸戰的關鍵。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改變了戰場形態和地緣博弈走向。
后續來看,針對美軍的遠程封鎖,伊朗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由于整個阿曼灣都處于美國海軍覆蓋范圍,伊朗的石油出口沒有替代線路。如果它在霍爾木茲海峽部署水雷,雖然能打擊海灣君主國,但自家的油輪也出不去,可謂損人不利己。相對有威脅的策略是封鎖曼德海峽,但此舉勢必會把沙特推向對立面,得不償失。越往后拖,伊朗的財政壓力就越大,其內部主和派的話語權可能會逐漸壓倒主戰派,進而為美伊的實質性談判創造條件。
但這并不意味雙方能馬上達成長期和平協議。當前伊朗的核心籌碼是濃縮鈾+海峽控制權,美國的核心籌碼是解除經濟制裁+封鎖阿曼灣,理論上雙方能實現對等交換。但在一些次要條款上,美伊仍存在嚴重分歧。比如美國要求伊朗停止支持“抵抗陣線”,限制彈道導彈射程;伊朗則要求美國施壓以色列,推動結束黎以戰爭。這種分歧短期內是沒辦法抹平的,如果美國想達成“完美協議”,只能出動地面部隊,進一步向伊朗施壓,但這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不僅如此,伊朗內部在外交政策上存在嚴重分歧。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派系,包括總統和外長在內的文官政府,在考慮自身財政狀況后,主張與美國達成協議,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伊朗議長則代表革命衛隊務實派,不反對跟美國接觸,但不支持在外交上作出巨大讓步。革命衛隊的強硬派,當下仍反對跟美以達成協議,試圖長期封鎖海峽。不過隨著石油財政被切斷,伊朗強硬派的立場出現松動。
伊朗的問題在于缺乏能夠一錘定音的人物。當初列寧之所以能推動蘇俄簽署《布列斯特協議》,結束對德戰爭,是因為列寧本身擁有巨大威望,能說服大多數人投贊成票。然而哈梅內伊死后,伊朗內部群龍無首,很難一致對外。當下而言,伊朗議長是最能協調內部各派系利益的人物,他擁有革命衛隊履歷,又在立法機構任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政府和軍方的矛盾。但他并不具備絕對的號召力,只能夾在中間和稀泥。
至于美國這邊,如果想確保談判順利,必須同時派出萬斯、威特科夫和庫什納作為談判代表。威特科夫作為技術官僚,負責協商具體細節;萬斯代表美國反戰勢力,是伊朗唯一能接受的談判人員;庫什納則代表美國親猶勢力,扮演監軍的角色,防止以色列的利益被出賣。
因此盡管美伊戰爭迎來轉折點,但雙方的談判過程可能會一波三折,未來一段時間全球金融市場預計仍將受中東局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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