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亮｜亨利·詹姆斯與“鍍金時代”的美國

【編者按】

今年是英籍美裔作家亨利·詹姆斯逝世110周年。最近，新出版了他的晚期代表作之一《金碗》，是由亨利·詹姆斯研究專家——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毛亮教授翻譯的全新譯本。本文為毛亮教授所作譯者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亨利·詹姆斯畫像，美國畫家約翰·辛格·薩金特創作于1913年

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英美小說史乃至西方小說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作家。詹姆斯生活和創作的時代，大致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晚期和愛德華七世時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不久去世于英國。詹姆斯的生平已經為人所熟知，故而無需再詳細介紹，不過仍有若干細節值得再提一提。

亨利·詹姆斯來自19世紀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老錢”家族，文化上屬于新英格蘭的精英階層。詹姆斯生活的時代已經是美國內戰之后，人們常稱之為“鍍金時代”。這是美國社會激烈變遷、資本主義制度高度發達、美國的國力和影響力急劇擴張的時期，也是美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多元社會的時期。不過，鍍金時代的美國，并非只有經濟的擴張和物欲的泛濫，因為這個時期也是美國文化、文學和教育大繁榮的時期。浪漫主義之后的一代美國文化人，與他們注重思辨想象和本土經驗的前輩不同，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把眼光投向了更廣闊的美國社會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作家，如德萊塞、豪威爾斯和諾里斯等人，開始關注諸如勞工和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種族和移民、資本化城市化以及美國“邊疆”區域的狀況。然而，與這些眼光向下和朝向邊緣的現實主義作家不同，新英格蘭的傳統文化精英更多是把眼光投向了美國之外的文明世界，而屬于這個群體的亨利·詹姆斯也不例外。這個群體雖然人數并不算多，但是他們在文化、文學和高等教育界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美國歷史學家尼克維奇（Frank Ninkovich）就認為他們開創了美國文化“全球化的黎明”。早在孩提時期，詹姆斯就已經跟隨父親頻繁往返于歐洲和美國，詹姆斯孩提時代最早的記憶，就是和巴黎、倫敦和蘇黎世這樣的歐洲城市有關，而且他和他的兄長威廉·詹姆斯最初也都在歐洲接受教育，詹姆斯少年時期所閱讀的書籍大多也都是歐洲的文學作品。這樣的經歷和文化身份，與同時代的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大為不同。青年時代的詹姆斯回到了波士頓和紐約（他的出生地），并入學哈佛大學；雖然他是法學院的學生，但是詹姆斯主要的時間都花在了閱讀和介紹歐洲文學作品之上。詹姆斯很早就在新英格蘭一家主流的、介紹歐洲文學的刊物上發表關于歐洲作家和作品的評論文章，后來還成為美國著名的文化刊物《大西洋評論》的撰稿人。這個時期的詹姆斯可以說是新英格蘭“高雅文化”（genteel tradition）群體的積極成員，而他所奉行的是英國文化人馬修·阿諾德（ Matthew Arnold）的“文化”理想，相信美國文化的未來在于深度融入世界上的偉大文明傳統之中。詹姆斯并不認同美國浪漫主義一代的文化本土主義，他所尊敬的美國文化人是當時在哈佛大學創立藝術史學科，并積極倡導歐洲文明研究的查爾斯·埃利奧特·諾頓，而不是像愛默生、梭羅和惠特曼這樣的浪漫主義和“美國主義”的作家。詹姆斯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基本上都是歐洲作家，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小說家和文化批評家，以及強調小說藝術觀的法國作家群體。我們固然可以說，出于文化的偏見，這些新英格蘭文化精英群體似乎是“自絕”于美國的中產階級民主社會。然而，不可否認，恰恰是這些新英格蘭知識分子的強烈“偏見”，才造就了鍍金時代美國文化和美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他們選擇走向或“返回”歐洲的傳統，拓展美國文明的理解力和認知能力，觸摸美國人一直懵懂不解的文化疆域和文明問題，同時把這些新的知識系統介紹給美國人，并通過書刊的出版、學會和文化社團的創立、高等教育體制和課程體系的變革，讓美國文化在鍍金時代之后具有了一個大為不同的面貌和視野。詹姆斯是這個內戰后美國文化和文明走向“世界化”過程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在他的小說中，詹姆斯非常喜歡使用所謂的“國際化情節”，即講述一個美國人在歐洲社會中的各種經歷和磨難，這一點也是他的文化觀念的表現。許多美國批評家都認為，詹姆斯對美國小說傳統的成熟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與此同時，英國20世紀的文學批評大家F.R.里維斯卻在他的名著《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The Great Tradition）一書中，將詹姆斯與英國小說家奧斯汀、愛略特、康拉德并列，認為他們幾位作家奠定了英國小說的偉大傳統。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詹姆斯是一位“跨大西洋”的文學巨匠。

就文學史的分期而言，詹姆斯的小說創作大致介于兩個傳統之間。一方面，他繼承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基本主題和文學體裁，他也曾驕傲地表示自己是從“喬治·愛略特的學校畢業的”；另一方面，在小說的情節和語言風格，尤其是小說創作的基本理念方面，詹姆斯卻多少已經走出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傳統，英國作家維吉尼亞·沃爾夫就稱他是“走向現代主義”的一座橋梁。這一點在詹姆斯的晚期長篇小說作品，特別是《金碗》這部小說中，尤為明顯。

詹姆斯的文學生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早期詹姆斯的小說作品，大多注重描寫“天真”和無知的美國人在歐洲的經驗，并以這個“國際主題”為背景，刻畫了美國與歐洲文明傳統之間的差異和沖突。這是一種相對而言比較粗線條和戲劇化的小說模式。1884年出版的《一位女士的畫像》雖然沿用了“美國人在歐洲”的情節，但是詹姆斯的小說創作方法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小說的重心轉向了個體人物的心理轉變和自由選擇。雖然美國與歐洲文明的對比仍然是小說的一個情節要素，但是文明的差異已經更多內化為人物對自由、倫理和權威的反思和取舍。《一位女士的畫像》標志著詹姆斯文學成熟期的到來。1884年到1897年之間的十多年，屬于詹姆斯文學生涯的中期；這個時期他創作了若干部長篇小說，不過都不如《一位女士的畫像》那樣成功，同時，詹姆斯出版的大量短篇小說和文學評論也難以給他帶來足夠的收入。這個時期的詹姆斯獨自旅居英國，多數時間住在倫敦，經濟上也日益拮據。于是，詹姆斯開始嘗試創作戲劇，希望能從倫敦繁榮的戲劇市場分一杯羹，就如同今天的作家也常常借助影視業收獲名利一樣。雖然詹姆斯的戲劇作品得以搬上倫敦的舞臺，不過結果卻可以說是災難性的；他創作的戲劇首演的那天，恰好撞上了奧斯卡·王爾德的作品《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的首演，而這番較量的結局可想而知。好在從戲劇舞臺鎩羽而歸的詹姆斯，并沒有感到垂頭喪氣，他終于意識到自己真正的“志業”仍然是小說的創作，而戲劇創作的經歷，也讓他在小說寫作的方法上有了不少新的收獲，特別是單一敘事視角的使用和在小說中加入大段高度戲劇化的人物對話。這些實驗性的方法在詹姆斯的晚期小說中得到了相當頻繁的運用。

在他人生最后的近二十年里（1897-1916），詹姆斯重新全力投入小說的寫作，詹姆斯的晚期作品數量大而且多有經典之作，批評家們普遍把這個時期看成是詹姆斯文學生涯的巔峰期，也是奠定他作為西方小說史上一位代表性人物的時期。這些作品包括若干已為讀者熟知的中篇小說，如《螺絲在擰緊》《叢林猛獸》和《圣泉》等，還有大量評價歐美小說家的文學批評，以及諸多小說理論方面的重要的、開拓性的論述。不過，論及詹姆斯巔峰時期的經典之作，我們就不能不提他在這個時期完成的三部長篇小說《鴿翼》（The Wings of the Dove）、《使節》（The Ambassadors）和《金碗》（The Golden Bowl）。雖然詹姆斯逝世時，仍然有兩部長篇小說未及完成，但是文學界通常把這三部完成的長篇小說總括起來，稱之為詹姆斯“最后的三部曲”。這三部小說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小說情節上，詹姆斯回歸了美國人與歐洲社會相遇的“國際主題”，但是文明的反差和對立已經不是小說的核心關懷。目睹了后維多利亞時代歐洲社會倫理和文化上日漸敗壞的現實，以及新世紀初資本主義的飛速擴張，詹姆斯思考的重心，轉向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生存狀態如何，以及西方社會文物制度將會如何演變的問題。在詹姆斯的晚期小說中，美國日益成為一種無所顧忌、具有巨大可能性和破壞性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象征，而歐洲社會的現實則反映出資本的力量對于傳統、倫理、文化和心靈的沖擊和重構。這些極具歷史深意的思考讓詹姆斯晚期的長篇小說作品，具有了一種總體性的文明視野和關懷。此外，詹姆斯小說的創作模式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個體與文明秩序之間相互的依存與不斷的沖突，被內化為人物的情感和認知等心理意識方面的發展和演變，人物的選擇和行動也依賴于他們對于自我、他者、文明秩序以及社會權威的主觀理解和感受。相比于人物的心靈世界中上演的驚心動魄的戲劇，小說外在的敘事脈絡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同時，詹姆斯晚期小說的語言風格與他之前的作品相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晚期作品的語言復雜瑰麗、鋪陳繁復，大量使用象征和隱喻，同時對西方歷史上的文學經典也多有引用。這些特點不僅讓詹姆斯的晚期作品讀起來相當晦澀，而且也讓當時的批評家感到困惑；許多評論家都認為，詹姆斯的作品對讀者提出了幾乎無法達到的過高要求。在這三部長篇小說作品中，《金碗》可以說是最突出和鮮明地體現了詹姆斯的晚期風格和文學理念，同時，《金碗》也在文學批評史上也引發了最多的爭議和論辯。

英國首版《金碗》

引發這些爭議的一個重要因素，顯然和《金碗》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就情節和題材而言，《金碗》看似仍屬于19世紀英國小說中的家庭和婚姻小說傳統，而這也是英國維多利亞長篇小說的基本范式。然而，《金碗》的時代處于維多利亞時代之后的英美社會，而這個時期（文學史家稱之為“愛德華時期”）最重要的一個歷史趨勢，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對西方社會中人的情感、倫理和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大大增強了。相比于維多利亞時代，這個時期資本的力量已經今非昔比。雖然英國社會表面上仍然延續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制度和文化，可是，事實上宗教情感、倫理觀念和傳統權威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制衡力量已經非常微弱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傳統形式，源自教育體小說和婚姻家庭小說的結合；英國社會借此來建構和表現傳統與現代、資本主義與倫理原則、個體與文明秩序之間達成“和解”與“妥協”的可能。對于財富的欲望和對于體面家庭和真誠愛情的認同，應該說都是真誠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情感；因此，個體在追求其心之所欲的經歷，也可以成為逐漸理解和內化維多利亞社會基本價值觀的“教育”過程。《金碗》這部小說在形式和主題上看似沿襲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基本范式，但是《金碗》的故事情節，很難說表現了個體和文明秩序之間的“和解”，反而更像是個體與秩序之間斷裂和失范。有的批評家認為，《金碗》這部小說的關鍵詞不是“和解”，而是“占有”。小說中來自美國的韋佛先生（顯然帶有當時美國資本巨鱷如卡內基和摩根的影子）擁有著維多利亞時代難以想象的財富和資本，他來到歐洲四處收購歐洲的文物，計劃以后把它們都送往美國，并建立一個巨大的博物館（類似當時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以保存和展示這些來自全世界的珍寶。韋佛先生不僅收藏文物，而且也樂意“收購”有趣的、具有歷史特色的大活人，比如他愿意把女兒麥姬嫁給意大利的一個落魄貴族亞美利哥王子（Prince Amerigo），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亞美利哥的祖先是和哥倫布一道發現美洲大陸的水手，而北美洲的名字就源自他的家族姓氏（Amerigo）。因此，對于韋佛先生來說，亞美利哥王子與女兒麥姬的婚姻，也是他的一樁有趣的收藏交易。《金碗》中所有其他上流社會的成員，都非常樂于配合和襄助這位代表新興資本主義巨大力量的美國富豪。小說中每一個人，包括麥姬本人，無一例外都是這個新興資本主義的參與者和服從者，他們的行為和動機都不得不借助這個制度提供的資源，至少他們絕無選擇背棄和叛離的可能，更無法想象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制衡的可能。因此，《金碗》中無論是主要和次要人物，恐怕沒有誰是真正“清白”和自由的，我們也很難說清楚究竟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這是因為維多利亞時代小說賴以成立的那些基本價值觀，在資本主義的力量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在《金碗》中，韋佛先生的家庭內部不倫的私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小說中麥姬后來努力消除自己婚姻中不道德的危機，并努力重建一個體面的婚姻秩序，可是她首先要依賴的，仍然是這個制度提供給她的資源和力量。“占有”的邏輯，就是美國所代表的新興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邏輯；在詹姆斯看來，西方社會在19世紀末出現的“禮崩樂壞”的危機，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全面主導和塑造西方人的心靈世界和社會生活的結果。《金碗》可以說具有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形”，但是卻難覓得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魂”。甚至有一位批評家曾言道，《金碗》是一部終結了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維多利亞時代小說，這個評價的要義就在于此。

《金碗》的讀者很快會發現，這部小說的基調不是“和解”，而是無處不在的“反諷”。這一點值得多加留意。反諷作為一種修辭方法，在西方小說中非常普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如薩克雷和狄更斯都是擅長反諷的作家。可是，在《金碗》這部小說中，反諷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種修辭手法。從小說情節到人物塑造，從小說語言到大量的引用和象征，到小說中不同人物的心理與他們的選擇，甚至連“金碗”這個小說題目的選擇，無一不體現出詹姆斯在思考和寫作中反諷的視角和情緒，并以此來糅合冷靜透徹的觀察和激烈辛辣的諷刺。

我們先不妨提一下“金碗”這個小說題目的選擇。“金碗”（The Golden Bowl）是一個源自圣經的典故。在圣經《傳道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不要等太陽、光明、月亮、星辰昏暗，雨后的陰云再來；不要等到看守房屋的人發抖，強者低了頭，推磨的奴仆因為人太少而停止推磨，向窗外諦望的人［兩眼］昏暗，［不要等］街門都關閉了，推磨的聲音微弱了，人隨著鳥叫起床，奏樂的姑娘們都倒下了；莫等人們怕高處的東西，道路上有恐懼，杏樹開花，蚱蜢成為重擔，欲望消失；因為人在往他的永住之宅走去，哭喪人在街上躑躅；銀鏈折斷，金甌破裂（注：原文即the Golden Bowl），水瓶在井旁破碎，井口的轆轤也斷裂了。那時塵土將仍返歸大地，靈魂仍將回到賦予靈魂的上帝那里。（楊周翰譯文）

按照楊周翰先生的解讀，這段文字的本義說的是“及時行樂”的意思，勸說人們不要等到年邁衰頹、死亡臨近，再去尋求人世間的快樂。然而，后人對其本義進行了曲解之后收入《圣經》；于是，這段文字就變成了對年輕人的警示，告誡他們少年時就應該想到造物主，不要等到災禍臨頭了才追悔莫及（楊周翰，《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金碗（楊先生譯為“金甌”）作為一個比喻，其含義一開始就是模棱和不確定的：它既可以比喻“人間的享樂”，也可以按照宗教的意思，象征人生的完美狀態。小說中，詹姆斯選用“金碗”這個題目，而且還選擇了一只鍍金的金碗作為情節發展的關鍵節點和證物。小說中，“金碗”先是象征了亞美利哥王子和他的情人夏洛特背著韋佛父女的一段私情，而小說前半部分講述的，恰好也是一個“及時行樂”的故事。然而，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麥姬在發現了這只金碗之后，以此為契機，開始挽救自己的婚姻，并試圖恢復一個合乎人倫之理的家庭秩序。如果從小說的后半部分看，金碗似乎轉化為一種理想化的文明秩序的象征。作為一個象征，金碗的含義在小說中出現了一個反轉。不過，詹姆斯的反諷之意，并非僅限于對金碗這個象征的二義兼用，更在于他對這兩個可能的含義都進行了更深一層的質疑。一方面，小說中“及時行樂”的選擇，同時也是對家庭人倫的背叛，以及對文明秩序的利用和顛覆。然而，在另一方面，假如金碗可以象征一種理想的文明秩序，可是這個文明秩序卻又根本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制度和“占有”的邏輯。甚至，小說中的金碗也不是真的用黃金制成，而是一只鍍金的水晶碗，同時這塊水晶還暗藏一道致命的裂隙，鍍金的涂層雖然掩蓋了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用力摔砸在地（就如小說中發生的那樣），堅硬的鍍金水晶碗就會碎裂成幾塊。這些特意安排的細節和描寫，無一不顯示詹姆斯在使用金碗這個象征時，暗含了一層更深的反諷之意。

“金碗”這個象征另一個可能的出處，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的一首著名的詩歌《瑟爾之歌》（William Blake，“The Book of Thel”），被收入布萊克的詩集《天真與經驗之歌》。博學多識的詹姆斯對這首詩一定不陌生，而且布萊克在這首詩的引言中就引用了圣經《傳道書》中金碗的意象，布萊克問道：“智慧能否被置于銀鏈之中，而愛又能否被放入一只金碗？ ”（Can Wisdom be put in a Silver Rod/or Love in a Golden Bowl?）在布萊克的詩里，金碗象征著世間洋溢的生命與歡樂，以及自然所具有的、無所不包的合理秩序，類似于歌德在《浮士德》中提到的常青的“生命之樹”。瑟爾（Thel）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兒，常居于一個天真無染的花園，而在她的眼中，這個經驗的世界充滿了徒勞和悲傷，一切都容易朽敗、難以持久。全詩由一組對話組成，瑟爾分別和百合花、云彩、地上的蠕蟲和泥土進行了一番問答。這些不同的對話者，無論是卑微還是優美，都在努力告訴瑟爾：對這個世界和自然，她應當抱有希望和愛，而這個經驗世界就如同自然，無論高低巨細的存在之物都被安放在一個充滿智慧的秩序之中。可是，當瑟爾在詩歌的結尾看到了墳墓和死亡的景象之后，她又一次被人間的欲望、愛和智慧背后無解的恐怖所驚嚇，隨后便毫不猶豫地逃回自己那個天真而無知的花園。布萊克所引用的《傳道書》的意象，其用意是很明顯的；布萊克質疑人世間的愛與歡樂，究竟能否滿足一個人最根本的關懷，他也同樣質疑這個看似合理的自然秩序，是否真能傳遞給我們真實不虛的智慧。布萊克的結論也很清楚，這些人世間的智慧與愛、秩序和歡愉（“銀鏈”與“金碗”）終究是徒勞無益的，只有宗教才能給予我們最終的救贖。與此同時，天真之地固然可以讓我們逃避經驗世界的悲傷和痛苦，然而它卻又不能讓我們洞悉生命的意義和救贖的可能。

假如詹姆斯的小說同樣體現了布萊克詩歌中對于“天真”和“經驗”之間難解難分的糾葛，畢竟這樣的糾葛也是美國人文明經驗中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是現實主義小說不是宗教詩歌，詹姆斯也不是布萊克。布萊克堅信的宗教救贖，對于《金碗》這部小說中的人物而言，絕非一個解決方案。布萊克所信仰的宗教救贖，在詹姆斯的小說中只能是一種反諷：麥姬所追求的“愛”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的困惑和憂懼，而麥姬盡力試圖恢復的文明的秩序，又難以擺脫敗壞這個秩序的根源。這樣的反諷也不只見于詹姆斯的作品中，晚期維多利亞時期最重要的小說家如哈代和康拉德，也是以同樣的視角來看待現代世界中人的生存狀態。反諷既是一種雙向的顛覆，也是一種彼此的關照。

究其根本，《金碗》乃至詹姆斯晚期作品中的“反諷”，折射出了詹姆斯所處時代中人的處境，特別是西方社會里中上層階級的生活現實。在詹姆斯的時代，維多利亞時代傳統的價值觀并沒有消失，然而人們的日常行為卻日益與之相背離。社會生活中表象和現實之間的斷裂，讓那個時代重要的小說家產生一種深刻的危機意識。之前，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仍相信價值與行為之間的調和和妥協是有可能的——“人不應該為金錢而結婚，不過與金錢聯姻也是一個合理的目標”。這樣的妥協，是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傳統的基礎。彼得·蓋伊（Peter Gay）在他的巨著《布爾喬亞經驗史》的第二卷《溫柔的激情》（The Tender Passion）中，對于這個問題有過相當精彩的討論。蓋伊認為，在資本主義時代，布爾喬亞的愛情與婚姻，一方面是高度傳統和儀式化的，而在另一方面又包含著精明自利的計算。維多利亞時代的愛情觀，沿襲了基督教傳統的基本理念，同時又深受浪漫主義對于情感的表現和闡釋。愛情應該是一種真誠、非功利的“溫柔的激情”，又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甚至超驗的意涵，而婚姻則是實現這種情感的倫理形式——這也是《金碗》中麥姬所追求的情感經驗。當她的朋友范尼詢問麥姬，麥姬費盡心力挽救自己的婚姻努力究竟是為了什么時，麥姬告訴范尼，“為了愛”（for love）；當范尼又追問究竟是為了愛她的丈夫亞美利哥，還是為了愛她的父親韋佛先生時，麥姬重復了兩次同樣的回答——“為了愛”。然而，在另一方面，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在考慮愛情和婚姻時，從來也沒有排除對“財富”的追求。可是，在詹姆斯生活的后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所面對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為自己獲得一份牢靠的經濟保障的層面。一方面，維多利亞時代的愛情和婚姻觀念，表面上仍然是社會的主流價值；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力量和影響已經遠非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所能想象的了。資本的規模和之前相比，已經有了指數級的增長，而資本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已經足以塑造西方社會的制度和人心——《金碗》中韋佛先生不只收藏和占有珍貴的文物，他同樣可以收藏和占有他所中意的活人，這個描寫就是詹姆斯所處時代的一個寓言。后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所面對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時代“占有”的邏輯，讓維多利亞時代傳統的愛情和婚姻觀念愈發變成空洞的表面文章，甚至蛻化成一種只是讓財富和占有的邏輯變得體面與合法的說辭而已。蓋伊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來描述資本主義時代布爾喬亞階級悖謬的精神狀態——“他們所欲求的，并非他們所愛的，而他們所愛的，卻又不是他們的欲求。 ”（Desire what it cannot love，and love what it cannot desire.）詹姆斯生活的時代，以及《金碗》所表現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盡管如此，不同于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如康拉德和左拉，詹姆斯仍然選擇了婚姻和家庭作為他晚期作品的主題。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時代的現實決定了詹姆斯已經無法重復維多利亞婚姻家庭小說的基本范式，反諷不僅是他不得不選擇的視角和風格，更是那個時代的民情（mores）和氛圍所決定的。對于這一點，詹姆斯自己也很清楚，因此他沒有重復維多利亞經典小說的故事套路，也沒有為讀者安排一個“大團圓”式的小說結局，因為這些敘事套路都已經不再真實了。可是，他依舊把視角聚焦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婚姻和愛情問題上，我覺得是因為詹姆斯意識到，如果要理解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理解這個時代中的人心和文明秩序，或許進一步想象一下走出這個歷史困境的可能，那么，對于愛情和婚姻問題的思考和表現，仍然是一條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路徑，婚姻和家庭仍然是理解布爾喬亞精神世界的鎖鑰。于是，反諷的視角和維多利亞傳統小說題材的結合，就成為詹姆斯晚期經典長篇小說的基本形式。

這樣的反諷視角不僅表現在小說的情節上，也同樣表現在小說其他的方面。在人物塑造上，麥姬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她的“天真”已經不再是美國人那種對傳統和習俗的無知和無所謂的態度，而是被父親韋佛先生擁有的巨大財富所塑造的，那是一種“占有者”的“天真”。當麥姬意識到這一點，同時也意識到占有的邏輯，恰恰就是她和她父親的家庭出現不倫之戀和道德危機的根本原因時，她竭盡所能試圖恢復一個道德的婚姻秩序，同時也要為自己獲得一種真實的“愛”的經驗，可是，她自始至終必須仰仗的，卻依然是她父親所具有的財富和力量。為了“愛”，她必須讓她的父親離開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一天也不能離開她父親的財富所代表的那種權威和強力。小說中，麥姬的意識和行動都表現出這樣一種植根于資本主義時代的反諷意味。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一樣：范尼愿意為麥姬和韋佛先生尋找良緣，因為她可以借此和財富的所有者有更深的交誼；此外，范尼堅信那個時代的一種常識性的享樂主義倫理——每個人最大的追求無非是金錢而已，而一旦獲得了金錢，所有人都不至于違背自己的利益而胡思亂想。然而，恰恰是范尼的人性觀才把一對本來已經分開的情人，又分別引入了韋佛先生的家庭中，讓亞美利哥和夏洛特分別跟麥姬和韋佛先生結婚，從而間接促成了后來他們倆舊情重燃的不倫關系。麥姬的丈夫亞美利哥（同時也是韋佛先生的一件“收藏品”），起初是決心要和他過去的戀人夏洛特一刀兩斷的，因為他堅信金錢和愛情在自己和麥姬的婚姻中，是可以達到完美一致的，而這正是他一生都在尋覓的、足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可是，婚后的亞美利哥發現，自己不過就是韋佛先生購置的一件“人形的家具”。亞美利哥過去的戀人、現在的繼母夏洛特倒是一直認定，在這個時代里尋求愛情和財富的完美一致，根本就是癡人說夢，因此唯一合理的選擇，就是利用這個制度，在有利的情況下果斷地“冒險”，安全地享受和放縱自己的欲望。不過，夏洛特從來也沒有認識到“欲望”與“愛情”之間的不同，同樣也沒想到這個被她嫻熟利用的制度，有一天也會成為讓她毀滅的力量。韋佛先生代表著新興的、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然而，在他的身上，“反諷”的意味也許是最為強烈的。詹姆斯在小說中把他比喻成一個“襁褓中的國王”，他所擁有的無盡財富和巨大力量，與他的無知甚至混沌的自我意識，形成了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韋佛先生握有的力量，足以讓他對有關的人與事擁有任意處置的權力；然而，他卻只懂得“占有”的邏輯，他以這樣的邏輯運用他的力量，看似如上帝一般無所不能，可是卻造就了一個不道德的秩序，促成了人們內心中邪惡種子的開花結果。《金碗》中每個人物的想法和行為，都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西方社會中布爾喬亞階層最主流的道德思考和倫理選擇。說起來，小說中每個人都不是無辜和自由的，而且每個人的意識和行動都一步步造就了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可怕結果。這就是《金碗》這部作品的基本敘事格局，大概也是詹姆斯眼中資本主義時代西方社會現實的一個縮影。在這樣一種充滿混沌、失范和斷裂的現實中，在價值和行動彼此背離，表象與真實相互沖突的局面下，麥姬卻偏偏要作一番努力，試圖去挽救，甚至是重新鑄就一個真實不虛的、理想的文明秩序——可以說，在《金碗》這部小說中，詹姆斯依然想表現人心中那些自然、真誠和美好的東西；然而，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小說也只能用這樣一種反諷的角度，折射出這一絲人性中不滅的光輝。

1972年，BBC將《金碗》翻拍成6集電視劇

在詹姆斯所有的小說作品中，《金碗》是最晦澀難讀的一部，即使對母語為英語的讀者來說也是如此。這一點讓《金碗》被許多讀者和批評家所詬病，同時也成為另外一批讀者和批評家為之著迷的原因。對于《金碗》，人們不同的看法自然是見仁見智；不過，為什么詹姆斯要用如此晦澀的方法來寫作《金碗》，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說一說的問題。即使在他最后完成的三部長篇小說中，《金碗》的晦澀程度，也遠超另外兩部小說《使節》和《鴿翼》。雖然詹姆斯一直長于心理描寫，然而，在《金碗》中，詹姆斯似乎把心理化和內向化的敘事方法推到了極致的程度。這是《金碗》讀起來特別晦澀的一個重要原因。《金碗》中人物的心理意識，不只是作家所要表現的客觀現實中的一個部分，而且是建構現實的基礎。一位美國批評家就曾指出，詹姆斯是第一位將人物的主要行為置于心理與意識活動之中的作家，之前的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從未有過這樣的嘗試。作為一種文體，小說在18世紀英國興起，很快便成為現代西方文學中最主要的文學形式。18世紀的英國批評家塞繆爾·約翰遜認為，小說的目的是“真實地表現生活的原貌”（representing life as it is）；當時的小說家也是這樣定義自己作品的，事實上，許多18世紀的經典小說都采用了“歷史”（history）作為自己的書名，大概類似于“真人真事”的意思。在伊安·瓦特（Ian Watt）的名著《小說的興起》之中，瓦特認為小說具有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形式上的現實主義”（formal realism）。同樣應該指出，那時的現實主義小說所依賴的哲學基礎，是18世紀的經驗主義哲學。所謂表現客觀現實，就是對客觀存在的一個具體事件進行經驗主義層面上的“描述”和“報告”。不過，小說家自然也不能無視人物的主觀意識，因此，即使是在18世紀，小說家也會在作品中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19世紀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小說沿襲了“形式上的現實主義”，不過，小說家越來越重視描寫人物的心理變化過程，因為所謂個體的“教育和成長”，本質上就是人物逐漸內化社會經驗和價值觀的過程。維多利亞時期的經典小說家，大多擅長描寫人物的心理意識。然而，在小說的基本框架和哲學基礎兩個方面，維多利亞時代小說與18世紀的英國小說相比，并沒有什么根本性的轉變。

到了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這一情形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詹姆斯是這一重要的文學轉變的代表性人物，而這也是為什么后來的現代主義作家，會把詹姆斯看成通向一種新的現代小說的橋梁。就詹姆斯本人的文學創作而言，他能夠擺脫18世紀以來英國小說的框架，首先要歸功于他對當時新的心理學思潮的了解和借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兄長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威廉·詹姆斯是19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之一，而他的巨著《心理學原則》更是奠定了現代心理學理論的基礎，特別是此書中篇幅很長的一章《意識之流》（The Stream of Thought）。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有若干非常重要的觀點值得一提。首先，威廉·詹姆斯強調個體意識中“思”與“思”之間，即一個心念與另一個心念之間存在的聯系。在威廉·詹姆斯看來，傳統經驗主義認為人的意識活動，基本上是對一個一個的、孤立存在的事件的認知，而這樣的看法就是威廉·詹姆斯所批評的“幼稚的經驗主義”。在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中，個體的意識活動產生的各種觀念和想法，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而廣泛的聯系，他甚至告訴我們，事實上“思”的相互聯系與相互轉換，就是人的意識活動的全部內容。意識活動產生的各種觀念，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具有明確和固定的內涵，每個觀念的外緣如同一片模糊的陰影（shading），漾出自身的邊界之外，并與其他的觀念相互交匯，而它們彼此之間交匯的方式多樣且微妙，甚至往往無法言表。這才是人的意識活動的本來面目。同時，我們的意識活動從來也不是純粹的智性活動，而是充滿了不定和多變的情感；我們對于外部事件的判斷從來也不是一蹴而就，常常只有一種隱約的方向感和趨勢感（tendency）。在威廉·詹姆斯的眼中，人的意識活動時時刻刻都充溢著不斷變化的情緒、意圖、欲求、情感和隱約的方向感，它們共同塑造了我們認知世界與他人的全部過程。因此，在心理學意義上講，任何一個被認知的對象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因為它必定包含了與自身相關的所有關系、情感和意圖。威廉·詹姆斯曾引用黑格爾的一句名言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純粹孤立的存在即純粹的虛無”。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如果放到小說理論的境域中，完全可能顛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基本框架和它的經驗主義基礎。我們熟知的“意識流”的說法，后來在現代主義小說中大行其道，其實就源自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在《心理學原則》中，威廉·詹姆斯寫下了非常有名的一段話：

我們必須承認，傳統的心理學所提出的那些明確的圖示和看法，只涵蓋了我們心靈活動非常小的一部分。傳統心理學似乎認為，當我們談論一條河流的時候，我們認為這條河流就是由一勺勺的水、一桶桶的水、一個個一夸脫的容器或一個個大號的木桶里能裝下的水所構成的。可是，即使這些桶和罐子確實就在這條河流之中，我們也別忘了在它們之間，河流中的水仍然在自由自在地流動著。

威廉·詹姆斯并非一個只考慮實證科學的心理學家，他對于文化和道德的問題有著深刻的關切。關于自己的心理學所具有的倫理學維度，威廉·詹姆斯就曾說明，個體的意識活動必然具有三個不可或缺的方面，首先是一個自由個體的主動意圖與欲求，否則任何意識理論都無從談起；其次是自我與他者、自我與環境之間的廣泛聯系，舍此我們即無法認知自我，也無法認識世界；最后一個關鍵因素是“選擇”，個體意識活動的倫理價值根本就在于此，一個無法在各種可能性中作出自由選擇的個體，談不上具有任何有價值的意識活動。

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對他的兄弟亨利·詹姆斯而言，一定是不陌生的，不少批評家都曾指出亨利·詹姆斯的小說創作與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之間的契合。詹姆斯晚期的小說作品，一方面以非常激進的方式轉向一種高度心理化和內向化的敘事模式；另一方面，在他刻畫個體人物的心理活動時，詹姆斯非常著意于展現個體意識活動的整個過程，以及這個過程中諸多方面和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同時，他也把人物的意識和人物的情感、欲求與選擇密切結合在了一起。《金碗》是這些晚期小說中最能突出體現這些特點的作品。由于詹姆斯對于心理意識的看法達到了這樣一個豐富和復雜的程度，《金碗》的敘事模式和敘事語言也相應變得非常復雜、微妙和多維。這是《金碗》如此晦澀和難讀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在《金碗》中，詹姆斯的句法結構變得極其繁復，借此他可以拉長時間的維度，有意將人物產生于過去和當下的心理意識連結起來，并且把它們與小說人物未來可能發生的心理變化也作了一種勾連。與此同時，詹姆斯也很細致地描述了人物心理變化過程中的斷裂與突變，展示了不同意識狀態之間既相互聯系又可能瞬間嬗變的各種可能。詹姆斯在描寫人物心理的時候，頻繁使用一些抽象的指代和抽象的名詞（比如it和thing），或在人物的想法之前加上心理學的限定（比如sense或feel），似乎有意避免對人物內心的想法作出明確的界定，反而是要凸顯人物在認識世界和他人的過程中，往往只能先達到一種模糊的方向感和趨勢感，而非任何固化和清晰的概念。簡言之，在《金碗》中，詹姆斯嘗試用語言來模擬我們認知世界、理解他人的真實過程。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學為他提供了理論的資源，讓亨利·詹姆斯在《金碗》和另外兩部晚期長篇小說中，摒棄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經驗主義框架，轉而利用一種新的意識理論和更加微妙復雜的敘事語言，表現一個人物是如何接近、關注、打開、摹畫直至最終相對清晰地把握客觀現實的全部過程。在詹姆斯晚期小說中，這樣的過程才是他所理解的“真實”和“經驗”，其中主與客、內與外、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意識與概念、認知與選擇、語言與感受、情感與智性都已經被融合在了一起，構成了一個極其豐富但又非常復雜和晦澀的文學世界。

威廉·詹姆斯（1842年1月11日-1910年8月26日），攝于1903年

除了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詹姆斯晚期小說的語言風格和修辭也是晦澀的一個原因，而《金碗》尤以為甚。對于讀者和批評家，閱讀這樣一個作品都是一個挑戰。《金碗》出版之后，雖不至于成為詹姆斯作品的“票房毒藥”，可是銷量也一直平平，而且當時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少有稱贊之辭。詹姆斯自己倒不是特別在意，他表示很希望自己的讀者每天“最好只讀五頁”，多讀快讀反而無益。當時小說就如同今天的影視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大眾的娛樂和消遣，所以詹姆斯“每天只讀五頁”的廣告詞，實在有點匪夷所思。不過，我們不妨多想想個中的緣由。事實上，經典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多以“晦澀”而出名，而且，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國批評家所言，這樣的情況往往是作家有意為之，而其根本原因仍然要歸結于他們對現代社會中人的狀況的基本判斷和認識。在這一點上，詹姆斯和現代主義作家不僅看法類似，甚至可以說，詹姆斯的晚期小說開了這樣一種語言風格的先河。對于詹姆斯和之后的現代主義作家，“晦澀”所能達到的一個效果，就是讓小說在娛樂大眾的作用之外，承擔另一種文化使命。現代社會的內在斷裂和失范，現代生活本身的復雜和多元，其中價值觀念與生活經驗之間的緊張和疏離，對于以表現現實為己任的小說家而言，已經和之前的時代有了本質性的不同。如果小說需要應對這樣一種復雜多元、充滿焦慮和反諷的現代生活，小說的語言就不應該像某種“快消”產品那樣簡單化，小說語言的復雜和晦澀才是對客觀現實的一種恰如其分的表現方式。此外，作品的“晦澀”另一個直接的效果，就是讓讀者的閱讀速度慢下來（比如“每天只讀五頁”）；就如一位批評家所言，對于現代社會的讀者，慢閱讀的好處在于能讓他們成為更智性、更具反思性、更能理解復雜生活狀況的讀者，而具有這樣的能力甚至“德性”（virtue）對于人們認知和理解現代生活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試圖重新塑造小說這個文學形式，同時也塑造一種新的文學讀者——這樣的文化關切，在詹姆斯晚期的小說作品中已經非常鮮明和突出，而這一點也讓詹姆斯的《金碗》變得如此“晦澀”和難讀。

在詹姆斯的眼中，現代生活本來就是一種“令人畏懼的混沌”（a terrible mixture of things），恰恰因為如此，他的晚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呈現出同樣的雜糅和互擬。一位批評家認為，《金碗》之所以特別復雜，是因為小說中包含了三種不同的話語系統：第一種是表現個體心理意識的話語，其特點是高度的認知性、想象性和反思性；第二種是金錢和利益的話語，關乎仔細的得失計算；第三種則是愛欲與激情的話語。更重要的是，在《金碗》中，這三種話語不僅同時存在，而且始終在相互關聯、相互滲透和相互比擬。比如，詹姆斯會使用一套利益得失的話語來描述人物的愛欲與激情，在《金碗》的開頭，亞美利哥與麥姬的婚姻，主要就是通過合同、契約、賬戶的交換和金錢的轉移來表現的；同時，詹姆斯也會用一種欲望和激情的話語來描寫財物的交換和獲取，比如在描寫韋佛先生收購文物時，詹姆斯就使用了一種高度情感化，甚至帶有性愛色彩的語言。這兩種話語之間的相互比擬，提醒讀者的恰恰是資本主義時代布爾喬亞生活中，“愛”與“欲”之間充滿反諷意味的差異與關聯。與此同時，描寫“愛”與“欲”的兩套話語，又始終與個體人物（特別是麥姬）的心理意識密切相關，麥姬的認知、想象、反思與選擇就圍繞著這兩個問題和這兩種話語系統而展開。

此外，《金碗》也是詹姆斯小說中最多使用隱喻和象征的作品，有時候隱喻幾乎成為表現情節發展的基本脈絡，不同的隱喻層層疊疊、不斷演變和遞進，而小說的文字也因此而具有了詩歌的意味，變得繁復而又瑰麗，同時也相當晦澀和費解。有一位批評家認為，詹姆斯在《金碗》中使用大量的隱喻，一則是為了將小說中的“情感”與“利益”作一種反諷性的關聯，以此來表現資本主義時代愛情與家庭生活的內在緊張和對立。然而，更多的時候，詹姆斯使用隱喻和象征的目的，是為了體現人物在面對現代生活中“令人畏懼的混沌”時，如何努力去理解、判斷和作出選擇。在《金碗》中，大量的隱喻被用來描寫麥姬的心理意識，然而這些隱喻彼此之間又常常相互齟齬。詹姆斯的隱喻，有時候表現了麥姬內在的焦慮和困境，有時候又表現了麥姬思想和行動上的主動和積極。比如，詹姆斯在描寫麥姬內心世界時常用諸如囚籠、陷阱和牢獄之類的隱喻，而這些隱喻與他表現麥姬的另一類隱喻如舞臺、戲劇表演和牌局等，顯然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和對比。通過這樣的對比，麥姬的心理意識與行動選擇之間的巨大張力，得到了非常生動和深刻的體現。這些修辭手段的運用，對于詹姆斯而言，不只是為小說的文字“錦上添花”而已，它們實際上構成了小說敘事的一條主要線索。在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中，作家對人物和情節所做的常識性的交待和鋪墊，在《金碗》中往往難以找到；因此，讀者不得不從這些堆疊連綿的隱喻中看出情節發展的曲折過程。對于讀者而言，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那些希望通過閱讀小說獲得某種“快消”式娛樂的讀者所期待的。這樣看來，詹姆斯的晚期小說被許多人批評甚至嘲諷，也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情了。不過，對于他心目中那些理想的讀者，詹姆斯會認為自己的寫作方式，才是盡到了一個藝術家對于讀者的最大責任。

熟悉19世紀歐洲和英美小說的讀者和批評家大概都覺得，詹姆斯是一位比較特別的現實主義小說家。詹姆斯曾經很欣賞法國作家左拉創作中的“實證”目標，因為左拉力圖使用一種客觀的法則來表現人性，拒絕任何道德教條對小說藝術的束縛。然而，當左拉的客觀主義走向以“生理法則”來表現人性時，詹姆斯對此則表現出來極大的反感，甚至稱之為“丑陋”和“骯臟”的文學。這樣的反應，并不是因為詹姆斯心中還執守著某種清教徒式的道德觀念，而是由于他認為如果文學作品排除了人的想象、自由和選擇時，它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出于同樣的原因，他甚至對自己非常崇敬的兩位作家巴爾扎克和喬治·愛略特都作過類似的批評。詹姆斯很贊同巴爾扎克在小說中把人物置于一種整體性的社會環境中加以理解和表現，可是，這樣的做法也同樣容易落入把人性簡單化和外在化的陷阱；詹姆斯對愛略特小說中細致具體的歷史背景也并非全然贊同，他曾反問道：“如果我們這樣寫小說的話，那么我們又如何寫歷史呢？”詹姆斯對于文學與歷史之間存在根本性差異的看法，本質上是因為他對于當時盛行于歐美的、具有“決定論”色彩的文學理念抱有強烈的反感，比如當時極富盛名的文學批評家希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就慣用“種族、環境和歷史”三要素來解釋文學傳統和文學作品，而這樣的做法與詹姆斯自己的文學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作為一個具有美國價值觀念的小說家，詹姆斯堅持認為，個體在歷史、環境和社會制度中仍然具有想象力、理解力和選擇的可能。這就是詹姆斯晚期小說作品轉向了心理學，而非任何形式的19世紀文化決定論的原因。詹姆斯晚期作品的“晦澀”，并不是作家有意的做作或炫技，而是詹姆斯力圖讓小說以一種適當和有力的方式來再現人全部的生活經驗。詹姆斯認識到資本主義時代的人們陷入了自由與奴役、善與惡、愛與欲、表象與真實、教條與想象之間的無盡糾葛之中，他們的生活經驗本來就充滿了晦澀難辨的東西。小說家的才能，以及小說藝術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夠理解和再現人在這樣處境中的知識、感受和行動。

另有一點需要特別向國內的讀者交待一下，那就是19世紀英美小說一般是不允許出現直白的性描寫的，這一點涉及英美小說的所謂“語言體面的規矩”（polite code）。相對而言，法國小說家對此就不那么在意，因此在當時許多法國小說家的作品中，是經常可以看到比較露骨的性描寫的，不過詹姆斯本人對這樣的描寫一直是不認可的。詹姆斯的小說作品在英美兩地出版，因此，出于出版界的要求，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觀念，在詹姆斯的小說作品中可能連情人之間接吻的描寫都很罕見。然而，有意思的是，詹姆斯對于人性中的愛欲和激情是特別重視的，而且這個話題也是詹姆斯許多小說，特別是晚期作品中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元素。于是，詹姆斯就經常使用微妙的隱喻來表現人物的激情與欲望，不熟悉這個現象的讀者也許會感到這些比喻似乎是在暗示什么，但是又會覺得比較費解。《金碗》中這樣的比喻和隱晦的描寫是比較多的，因為愛欲的話語是這部小說敘事話語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金碗》中主要的人物（除了韋佛先生）都被強烈的激情和欲望所驅使，可是詹姆斯又使用了十分隱晦和間接的比喻和象征手法來表現這樣的情形。這兩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張力，倒也是閱讀這部小說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同時，這也可以讓我們通過小說的敘事語言來了解一下當時英美文學中的文化與倫理觀。

由烏瑪·瑟曼主演的電影版《金碗》（2000，又譯作《金色情挑》）劇照

《金碗》是詹姆斯完成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應該說它也是詹姆斯“最后的三部曲”中最出色的作品，甚至可以說它是詹姆斯小說創作中的扛鼎之作。同時，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是詹姆斯即使在他小說創作的最后階段，仍然在大膽嘗試新的創作模式和敘事語言，而且突破了許多19世紀英美小說固有的條條框框，而《金碗》的藝術成就也揭示了英美小說未來的走向和可能。詹姆斯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社會中發生的巨大變化是非常敏感的，也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和批判。詹姆斯沒有放棄婚姻家庭小說的傳統體裁，因為對于詹姆斯來說，愛情、婚姻與家庭印證了社會中的制度與人心之變，也是觀察文明狀態的最佳角度。借用彼得·蓋伊歷史學巨著的書名，我們也可以說《金碗》是一部資本主義時代布爾喬亞生活的精神史、情感史和倫理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詹姆斯之所以能寫出這樣一部史詩般的小說，也是因為他生活在一個西方思想、文化和文明的過渡時代。這樣的切身處境，讓詹姆斯的關懷和理想與后來的現代主義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雖然詹姆斯對西方文明的危機和普遍敗壞的社會體察甚深，但是他對于這個文明傳統的態度仍然是救贖性的，從未表現出一種徹底悲觀和虛無的心態。現代主義作家在審視西方文明的時候，往往帶有一種身處“荒原”或“廢墟”的感受，而這是他們對歷史和西方文明的切身體會，無可厚非。詹姆斯沒有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西方知識界和文化人帶來的震動甚至“幻滅感”，因此當他看到西方文明中各種“禮崩樂壞”的現象時，他并沒有放棄對人性的信仰，他仍然堅信人性中固有的種子仍足以改變和救贖這個文明。有一位批評家認為，亨利·詹姆斯是20世紀最后一位堅信穩定的文明秩序至關重要的小說家。這樣的說法也許有些夸張，不過，它足以凸顯詹姆斯與現代主義作家之間一些根本性的歧異。詹姆斯的小說，特別是晚期的三部經典小說，似乎是一直游移于兩個不同的動機之間——詹姆斯希望對這個文明“禮崩樂壞”的悲劇性過程，給出一個深刻而全面的表現；然而，與此同時，他似乎又在不懈探求著救贖和變革這個文明秩序的各種可能。《金碗》尤其突出地表現了詹姆斯內心中這樣的思考和希望。對于他而言，文學，特別是表現社會中個體經驗的小說，是實現這樣一種救贖的重要途徑。我們有理由認為，詹姆斯的信念多少也是拜他生活的時代所賜；倘若他的生命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那么，對于西方文明的未來，詹姆斯完全有可能會有很不一樣的看法和判斷。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沒有理由斷定詹姆斯的信念是一種幼稚或不真實的東西。文明秩序之不可或缺，或者說文明的秩序對于人性而言，并不總是一種外在的強制，而是一種內在的契合，因此人性在歷史中的演變，當然有可能敗壞文明，但也同樣可能成為拯救文明的力量。即使放到今天，詹姆斯的看法也不能說是一種黃粱迷夢。

翻譯《金碗》這樣的小說，對于任何譯者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翻譯的過程中，對于許多比較難處理的問題，我也不得不作出一些必要的調整，難免會犧牲掉一些小說中微妙和精彩的東西。總體而言，我首先考慮的是盡量讓讀者能看清楚小說情節發展的脈絡。《金碗》終究是一部小說作品，因此讀明白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仍然是第一位的要求。詹姆斯高度心理化的敘事方式和高度象征化的語言風格，確實在許多地方讓情節發展的脈絡變得相當隱晦，而在另一些地方，人物心理嬗變的過程幾乎完全是用一連串的隱喻來表現的。因此，小說中許多曲折和突變的時刻，讀者并不容易看清楚。為了處理這樣的問題，在翻譯中，對一些過于隱晦的地方，我會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原文略加鋪墊和展開，否則讀者很容易把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讀成“一鍋粥”。顯然，對于詹姆斯晚期的小說，尤其是《金碗》這部作品，使用直譯或硬譯的方法，肯定不能讓讀者對故事情節有一個比較清楚全面的把握。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我首先是力求做到“達”的要求；當然，在譯文中加入一些必要的補充和鋪墊，首先要依賴對小說內容的準確理解，才不至于跑偏。不過，對于小說中高度象征化的部分，尤其是詹姆斯使用的大量隱喻和象征，在譯文中我也盡量保留詹姆斯語言本來的風格，即使中文譯文有時會顯得繁復甚至晦澀。我的想法是只要這樣的晦澀之處，不至于影響讀者對小說情節發展的把握，大概也是能夠接受的。

詹姆斯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作家，因此《金碗》引用了許多的典故和文學經典，也包含了不少有關英美社會和歷史的細節。對于其中需要加以交待的地方，我加了一些必要的注解，以便讀者閱讀時了解這些典故的含義，以及詹姆斯在引用它們時經常暗含的反諷之意。20世紀初，美國紐約出版了一套詹姆斯的作品集，后來，這套被稱為“紐約版”的詹姆斯小說集，成了詹姆斯主要作品的標準版本。出版之前，詹姆斯還專門為入選的小說作品撰寫了序言，而這些序言今天已經成為極有價值的文學批評和小說理論著作。其中，詹姆斯為《金碗》撰寫了一個篇幅很長的序言，其中有相當的部分涉及《金碗》的創作理念和方法，以及詹姆斯對小說藝術的討論，可以說是一篇非常重頭的且有一定開拓性的小說理論文獻。我已經把這篇序言完整地譯出，并作為附錄（一），放在小說正文的后面，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另外，在本書的附錄（二）中，我也節選了一部分我自己對《金碗》這篇小說的研究論述，以及我對詹姆斯小說藝術的一些討論，權且作為一個導讀性的材料，供讀者參考。

另一個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問題，是麥姬和亞美利哥的稱謂。小說中亞美利哥的身份是一位來自意大利的王子，而主人公麥姬在與他成婚之后，名義上也具有了“王妃”的身份。因此，小說第一部的標題是“王子”，而第二部的標題是“王妃”。在小說的原文中，詹姆斯對亞美利哥和麥姬的稱謂，既使用了他們倆的貴族頭銜，也經常是直呼其名。對于稱謂的問題，我覺得假如完全按照小說的原文，使用“王子”和“王妃”的名號，其效果并不好。《金碗》畢竟不是一部中世紀的傳奇故事，在那一類傳奇文學中，主人公都是“貨真價實”的貴族男女，所以這樣的稱謂也符合歷史的語境。《金碗》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時代，因此并不適合如此頻繁地使用“王子”和“王妃”這樣拗口且有些古怪的稱謂。更重要的是如果仔細看小說原文，詹姆斯對這兩個人物的“貴族”身份其實也不很在意，尤其是麥姬（一個典型的、來自美國的小說人物），小說中詹姆斯大多數時候對她就是直呼其名。小說中對亞美利哥的稱謂，情況要相對復雜一些，有時候詹姆斯的確想強調一下亞美利哥的歐洲貴族身份，因為這個人物象征了一種和韋佛家族的“美國意識”完全不同的歷史傳統和道德倫理。然而，在其他許多地方，即使詹姆斯使用了“王子”的稱謂，其實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意思，不過就是一種指代而已；同時，在小說的另一些地方，詹姆斯對亞美利哥同樣是直呼其名，并不著意于他的那個沒落貴族的身份。因此，在處理亞美利哥和麥姬的稱謂時，我在譯文中基本上使用了他們倆的原名，因為我覺得這樣做可以讓讀者閱讀時感到自然一些。不過，在詹姆斯強調亞美利哥代表了歐洲文化和傳統的那些地方，我是按照原文保留亞美利哥的“王子”稱謂，以便譯文可以相符于詹姆斯的意圖。對這個稱謂問題的處理，我并沒有嚴格按照小說的原文翻譯，因此需要向讀者說明一下。

最后，我特別要向美國的翟亮教授（Professor Leon Chai）致以深深的謝意。在翻譯《金碗》的三年時間里，翟亮教授對我的幫助和指點，實在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翟亮教授是一位資深的19世紀和20世紀美國文學的研究者，他先后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和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博士畢業后多年執教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英文系，著有多部關于美國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研究專著；對于詹姆斯的小說，翟亮教授也有多年研究和閱讀的心得。翟亮教授的外祖父是五四時期北大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先驅和著名學者毛子水先生，五四之后毛子水先生任教于北大歷史系并擔任過北大圖書館的館長。因為這樣的一段緣分，翟亮教授近年數次來北大英語系講學，我亦有機會和翟亮教授相交。在翻譯《金碗》的過程中，就小說文字的意涵、情節方面的曲折變化、小說人物心理和意識的準確把握等諸多問題和疑難之處，我曾反復向翟亮教授請教。在翻譯《金碗》的幾年里，正逢新冠疫情在太平洋兩岸同時肆虐，我們兩個人也經常同時處于“封控”和“隔離”之中，那些日子里，就《金碗》翻譯的問題，我與翟亮教授數十通的郵件來往和隔著大洋的推敲請益，實在是這項翻譯工作中一段難忘的記憶。

翻譯《金碗》這部小說，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即使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加上翟亮教授前后的指點，小說的譯文必定也不乏錯謬之處。這些翻譯中的錯誤，自然應該由譯者來承擔文責，不過我更衷心希望得到讀者的反饋和批評，以便將來有機會對這些翻譯中的錯誤進行必要的修正。

毛亮

2024年1月于金陵

《金碗》，【美】亨利·詹姆斯/著 毛亮/譯，上海三聯書店，2026年4月版

來源：毛亮（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