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美國國會舉行西半球事務聽證會時,眾議院西半球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薩爾扎把話說得很重:等6月秘魯新政府上臺,“必須收回錢凱港”,并且美國“會提供幫助”。它先給港口貼上“軍民兩用”的標簽,再把想象空間推到極大程度(上),把“中國潛艇、航母、戰艦可能以此為基地”這類推斷擺到臺面上,同時還把秘魯法院有關港口監管的裁定拿來當作論據,暗示秘魯“主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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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會現場還出現了配合性的“伴奏”。美國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高級官員邁克爾·科扎克在會上附和,聲稱秘魯官員對法院裁決“感到震驚”。這種一唱一和,等于把“安全焦慮”包裝成可直接投喂政治受眾的一套敘事產品。
但錢凱港本身是什么性質?它并非駐軍設施,而是較為典型的商業港口項目。股權結構并不復雜:中遠海運港口公司持股60%,秘魯火山礦業持股40%;港區土地所有權歸秘魯一方,中方所持有的是到2061年的特許經營權。這種安排并不等同于“主權轉移”,而是借助合同來開展經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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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投資約13億美元,主要由企業投入,秘魯公共財政并沒有被拉去承擔高額支出或當“提款機”。工程能夠更快推進,政府側債務壓力相對更小,企業則依靠長期運營來實現成本回收與收益獲取。自2024年11月開港后,進入2025年,集裝箱吞吐量達到33.62萬標箱,散雜貨以及滾裝作業量為159.56萬噸。
秘魯2025年貨物出口額達到900.82億美元,同比增長21%,當地業界把這種變化概括為“錢凱效應”:港口運行更順暢,物流鏈條更快,出口企業對交付與成本的預期更穩定。總統博盧阿爾特頒發運營許可證,并公開表示項目每年可帶來約45億美元經濟效益,還能提供超過7000個崗位,同時呼吁周邊國家把它當作“新興戰略樞紐”來開展貿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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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在理論上確實可能存在“軍民兩用”的討論空間,但把“可能性”直接講成“必然性”,就容易滑向政治恐嚇:先制造危機感,再要求對方按特定劇本去改寫合同與安排。此前巴拿馬運河相關爭議一度升溫,輿論壓力層層加碼,但巴拿馬總統隨后又表態“無意與中方產生矛盾”。
從秘魯角度看,港口更接近“吃飯的家伙”。要是把一個剛跑出加速度的項目突然急剎車,違約成本由誰承擔、就業缺口由誰填補,都需要具體方案而非口頭承諾。如果在選舉窗口期被外部力量催促“收回”,內部議題容易被撕裂:一邊是發展需求,一邊是安全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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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角度看,它之所以緊張,也與競爭方式有關。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更多來自貿易、基建以及供應鏈協作,而不是依靠駐軍。若無法給出同等價格、同等效率的替代方案,就更容易轉向話術:把合作說成威脅,把項目說成陷阱,把合作伙伴描述為“需要被拯救”。
港口監管如何開展,秘魯有自身法律程序;特許經營權要不要調整,也應依靠合同與法治框架去談判與執行。把這些裝進地緣對抗的框架,等于逼迫秘魯用政治表態替代經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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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錢凱港這類項目,去處理疑慮的更有效方式反而樸素:開展公開透明的監管安排,劃清安保邊界,提供可審計的運營數據,建立可追責的合規體系。把商業問題回歸商業,把安全議題回歸規則,外部陰謀論就不容易找到落腳點。
港口連接的是貨柜、工人、訂單與民生,而不是誰的“勢力范圍”圖釘;把別人的發展機會當成自己的安全威脅,把別國選舉當成改合同的按鈕,這套邏輯是否真的能帶來更安全的地區環境,值得持續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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