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不解：古中國跟歐洲的情況差不多，為何沒分裂成若干個國家？

曾經，在國外的知乎“Quora”上，某外國網友提了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古代中國地域廣袤、民族眾多、文化多元，其情況跟歐洲類似，為什么古中國始終能保持高度統一，而歐洲卻始終處于分裂狀態呢？

對于這個很有代表性的問題，外國網友有從中央集權方面分析的；有從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分析的；也有從中國人的國民性進行分析的，總之，分析的角度可謂仁智各見。

盡管外國網友吵吵嚷嚷、莫衷一是，但就這個問題，沒有誰能給出一個清晰合理的完美標準答案。

整個歐洲的面積1016萬平方公里，阿爾卑斯山脈、斯堪的納維亞山脈和大高加索山脈等主要山脈以及無數條河流依次從西向東將歐洲切割成了山地、丘陵和平原等不同的單獨地質單元，再加上曲折的海岸線和數量眾多的島嶼，整個歐洲宛如一塊前展的半島。

事實上，單純就地勢地形而言中國與歐洲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眾所周知，中國西高東低、北高南低，境內昆侖山、秦嶺、大別山、太行山、武夷山等山脈自西及東從北到南也將中國南北割裂成為山地、丘陵、平原等若干個不同的地質單元。

也正是由于在這方面的相似性，國外網友，特別是歐洲人始終對于地理上有著趨近因素的古中國的統一感到不可思議。

雖然中歐在地理方面有著不少趨同的因素，但就在筆者看來，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先決條件是歐洲所不具備的。

第一個條件便是在歐洲文明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骨干中心文明。歐洲文明最初肇始于地中海中東部一帶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后來隨著帝國的興衰與經濟的衰敗，歐洲的文明中心轉到了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伊比利亞半島的大航海時代。

其后，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又被荷蘭、英國相繼接棒，繼之而起的法國、德國也在大航海時代中從世界各地榨取到足夠的原始資本積累后將工業文明推向了新的里程碑。

從歐洲文明自南向北由西及東的發展軌跡來分析，歐洲并無強勢到足夠可以跨時空碾壓不同種族、不同地理單元的骨干中心文明。

因此，即便歐洲有所謂的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等璀璨一時的耀眼光芒，但這些都是建立在一個穩定的大帝國基礎之上的浮物，倘若帝國大廈崩塌，這些所謂的文明也就失去了帝國權杖的庇護，轉移、甚至消亡也就無可避免了。

當然，這是從歐洲盛極一時的地理單元文化所存在的基礎角度而言的。如果從歐洲文化自身存在的致命性缺陷來剖析，無論是古希臘文明也好，還是古羅馬文明也罷，這些文明本質的背后終極關注目標在于對自身人性的思考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探索，即這些基本上都是著眼于“個體自身”，換句話說，考慮的更多的是個人而非集體。這也就是為什么歐洲人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喜好保護個人隱私和個人財產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了。

而這些孤立的“個體思考”即便取得不俗的成就，但終歸到底還是未能形成一條維系“世界大同”的主線。因此，沒有骨干中心文明，它們既無法“同化”不同種族，也無法承擔起讓整個歐洲文明一脈相傳，

而反觀古代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一樣了。古代中國無論時代變遷、朝代更迭，以黃河、長江為源頭的骨干中心文明，從來就沒有脫離中國古代歷史文明的發展軌跡。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古代中華文明（前期主要是漢文明）的萌芽、興起、壯大之地都發生在以黃河為中心的中原、關中地區，此時的中華文明甚至在漢唐兩朝都取得令世界舉世矚目的成就，雖然在唐末以后中華文明的正朔由北方逐漸遷移到了南方長江流域，但中華文明卻并沒有因地域的改變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其實縱觀中華文明歷史發展的規律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戰國時代亂成一鍋粥的血腥大廝殺，還是“五胡亂華”時期的黑暗異族動亂，中華文明不會因為朝代的更迭和政權的交替而出現衰亡，反而在面臨中原政權虛弱、異族入主中華文明統治核心區域時，常常能以同化異族，壯大自己展現出“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驚人韌勁和魄力。而這恰恰是歐洲文明所無法做到的。

換句話說，中華文明基本不需要依附于強大的政權而存續，即便是朝代動亂它依然保有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和韌勁兒。

當然，在此要說明的是，上層物質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的發展又離不開穩定的安定的社會環境。換言之，文明的發展離不開強大帝國的保障。只有帝國支撐起穩定的社會環境，文明才能繼續存續下去。

對于中華文明而言也莫不如此。相較于動蕩的朝代變遷，穩定的社會環境能夠中華文明得以繁榮起來，而動亂的環境雖然不利于滋養文化土壤，但卻讓文化的自由插上翅膀，從而衍生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要知道，在春秋戰國和民國時代，這種局面曾一度出現過。

題歸正轉，既然中華文明這條小船能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做到“任憑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那它憑的是什么？

當然是以漢文明（華夏文明）為代表的骨干中心的文明！

之所以不冠以“儒家文明”這個叫法，在于漢文明海納百川，當中包含著儒、釋、道、佛、墨等諸多學術派別，通俗地來說，即人們常說的“三教九流”。

之所以在中華文明中特地提出漢文明（華夏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骨干中心文明代表，是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漢文明確實起到了引領中華文明這個“引擎”高速轉動的作用。無論是夏商周，還是漢唐，以漢文明為主導的中華文明，不僅給中華文明未來脈絡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航向，而且還帶動了其它不同種族和地區文明的發展。

但同時要注意到的是，漢文明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閉門造車的，恰恰相反，漢文明具有非常強的包容性、柔韌性和交流性，它會在不斷與周邊民族、種族的交流中向對方學習，從而不斷充實自身的發展。

而這個特征也是歐洲文明所難以企及的。

除此以外，漢文明不管是儒、釋、道，還是法、墨、刑、名，所有的“三教九流”有一個中心的內核思想，即“天人合一”。

也就是說，在漢文明圈內生活的古代中國人看來，做人做事不僅要遵循禮制，還要順應天時，切不可逆天而為。

什么是“逆天而為”呢？這個“天”又是不是迷信中的“天”呢？

打個比方，譬如說，農民種地要講天時，一年四季在每個季節都分別要做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違反天時必然顆粒無收，這就是“天”的一種含義，這也是古人要順應天時的原因所在。

當然，這個“天”不光是指農耕的天時，還可以指時機、戰機，等等。說到底，“天”在漢文明中是一種宇宙自然規律，是一種整體性關聯的東西，人們任何的行事舉動一旦脫離“天”，必然會招致失敗。

這就要求人們做任何事前必須顧全大局，寧可犧牲小我，也絕不損害整體的利益，這也就衍生出了中國人崇尚集體，反對自私自利的價值觀。

這也是中國人與歐洲人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之所在產生的根源。

在回答了以漢文明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特性后，還有一個根源性的問題沒有解決，那就是漢文明緣何能興起，并能持續傳承下去。上面是從漢文明所具有的特性這個角度來剖析的，但如果從種族的角度來分析，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條件了，即龐大的漢族人口基數。

翻開歐洲的歷史文明就能發現，縱觀整個廣袤的歐洲大陸上不僅有日耳曼人、凱爾特人，還有斯拉夫人、拉丁人、保加爾人、突厥人、高加索人、韃靼人、戈爾人等形形色色的種族。種族多不要緊，因為中國從古到今依然都是多種族、多民族的國家。

可問題的關鍵是，在被歐洲地形分割得支離破碎的地理單元上，卻沒有哪一個種族能像漢民族那樣承擔起歷史文明發展的脊梁。也正是由于沒有哪個種族能擔負起文明發展的重擔，因此，他們不同地理單元之間的文明發展，更多的則是像一曲“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戲。

各方誰也引領不了誰，誰又不甘心被誰引領，這種支離破碎的割裂氛圍就使得本就強調個體的歐洲人更加走上了各自為戰的道路。

而反觀古代中國，掌握先機漢文明的漢族總人口占到了漢文化圈內總人口的90%。人口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第一發展力，高比重的漢族人口就使得漢民族在歷史文明傳承的載體上更容易牢牢占據主動權，也更容易擔負起傳承歷史文明的重任。因此，這也就是漢文明能興起，并能持續傳承下去的關鍵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