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贏學”是有著光榮傳統的

1893年，甲午戰爭爆發，彼時的京城流行連環畫。當時的爆款是《水戰大捷》《擊沉日艦》《生擒日皇》，畫上的清軍猶如天神下凡，日寇望風而逃。于此同時，紫禁城里，前線將領的奏折里面，到處都是斃敵無數、日軍膽寒。甚至在1895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流行的依然是《各國欽差會同李傅相議和圖》，李鴻章寬宏大度的簽訂了和約，日本感激涕零。

因為電報和報紙的出現，甲午戰爭成了全世界第一次全民關注的大戰。詭異的是，除了大清之外，全世界都知道大清輸得底褲都不剩了。彼時的大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沉浸在了一場精心編織的勝利幻夢之中，無人愿意醒來，也無人敢醒來。這，就是大清的贏學。

這種在慘敗中宣布贏麻了的本事，并不是晚清的特色，而是一門傳承了兩百多年的絕學。

比如康熙，他熟讀西方的數學、幾何學、天文學，甚至知道地球是圓的，也清楚歐洲的火器制造技術。但他嚴禁這些知識流向民間和官僚階層，只允許皇室子弟學習。在面對學子請教西方科學時，康熙首創了西學中源說，也就是西方偽史論的1.0版本。康熙指出，西方的算數、幾何、天文、醫學等等，都是老祖宗的典籍流傳到海外后被他們撿去的皮毛。康熙的贏學，是一種極其粗暴的帝王權術。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但他選擇把大清的門鎖死，然后轉過身對屋里的人宣布：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只要不讓屋里的人看到外面的世界，大清就可以永遠贏下去。

隨后的乾隆，更是將贏學發揚光大，他只用了奇技淫巧四個字，就贏了工業革命的全部成果；他只用了一場跪拜禮，就把西方人打成了不會下跪的猴子；他只用了一句天朝上邦物產豐富，就把現代經濟學的分工理論扔進了下水道。

這種贏學邏輯，在晚清不斷重演。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道光關注的不是割地賠款，而是英夷照會的翻譯用詞：是否將割地賠款翻譯成了皇帝的恩賜。大清為了維護贏的體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西方公使進城時，大清官員會讓他們走側門、小門，以此在精神上確立大清還是贏了的優越感。法國公使葛羅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像對待朝貢使節一樣對待我們，仿佛我們不遠萬里而來，不是為了接受他們的投降，而是為了接受他們的恩賜，這種自我欺騙令人震驚。

為什么贏學在大清大行其道？

一是維護統治的合法性。晚清時期，大清面臨內憂外患：太平天國運動、列強入侵、洋務運動失敗等等，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受到了嚴重挑戰。而贏學，可以重塑統治的合法性，通過宣傳大清贏了，可以讓民眾相信大清依然強大，皇權依然穩固，從而維持統治秩序。大清的贏學，就像統治階層的麻醉劑，用紙面的勝利，來掩蓋現實的危機，用虛假的繁榮，來維系王朝的統治。

二是官僚體系的生存法則。大清的官僚體系，以報捷飾勝為生存法則。各級官員為了升官晉爵，逃避罪責，紛紛在奏折中夸大功績、虛報成績。將大敗說成小折，將小折說成小勝，將小勝說成大捷，將大捷說成完勝。就這樣，《馬關條約》的驚天恥辱，竟然變成了天朝宰輔接受日皇的跪地乞降。贏學成為官僚體系的通用語言，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這是一個沒有監督的系統。皇帝深居九重，只能通過奏折這唯一的窗口看世界。當整個系統都在用謊言討好上級時，真相就成了奢侈品。所以在大清的官場，會贏比真贏重要，會說比會干關鍵。正如李鴻章所說：大清官場，無真勝，唯勝名；無實功，唯功文。

三是極端的面子文化。面子是國人心理中最微妙、最復雜的部分。它像是一頂紙糊的王冠，明知它脆弱不堪，卻沒有人敢把它戳破。晚清的外交中，是否給面子成了最重要的外交原則。列強對此了如指掌，他們在條約中紛紛故意使用恩準和賞賜的字眼，以保全大清的顏面，從而贏得更大的實際利益。甲午戰爭時期，《申報》刊登了一些戰場上的真實信息，但民眾并不買賬，紛紛辱罵《申報》里通外國，長他國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是典型的賣國報。于是《申報》立即改正錯誤，推出了《生擒日皇》的連環畫，隨后《申報》的銷量暴增，竟成了國民最喜歡的第一大報。

就這樣，贏學成了晚清全社會的精神鴉片。它通過制造虛假的成就感，讓一個民族在麻木中喪失了痛覺。

雖然大清滅亡了，但大清的贏學，卻在一次次荒誕的輪回中，獲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