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劉文彩孫子發起祭祖活動，準備75桌酒席“鳴冤”，引發不滿

2010年清明節，四川大邑安仁鎮發生了一件事，讓不少人心里犯起了嘀咕。

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牽頭搞了一場劉氏家族祭祖活動，原本只準備了75桌酒席，預計來650人。

結果當天烏泱泱涌進來上千號人，從北京、成都、雅安甚至海外趕來的都有，輩分隔了七代，最小的還不到一歲，大概有200人連位子都沒找到，只能悻悻離去。

一場祭祖鬧出這么大動靜，輿論當場就炸了。

倒不是嫌人家排場大，而是這場活動的主角——劉文彩——這個名字對老一輩人來說，跟“惡霸”兩個字是劃等號的。

今天居然有人要給他翻案，你說這事兒擱誰心里能舒服？

說起劉文彩，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的。

四川大邑的“收租院”，那是一座大型泥塑群像，交租、驗租、風谷、過斗、算賬、逼租、反抗七個部分，把地主剝削農民那點事刻畫得入木三分。

而這組泥塑，就擺在劉文彩的莊園里頭。

劉文彩的莊園有多大？占地七萬多平方米，分南北兩片。

南面他自己住，北面是給他弟弟劉文輝蓋的。

跟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比，不論是奢侈程度還是面積，劉文彩這座莊園都更勝一籌。

這還只是他搜刮民脂民膏的冰山一角。

劉文彩，四川大邑安仁鎮人。

他弟弟劉文輝是川軍旅長，堂侄劉湘是后來的四川省主席，在四川軍政兩界都是響當當的人物。

不過劉文彩和劉湘這個侄子關系并不好，他發跡主要靠的還是親弟弟劉文輝。

1923年劉文輝在宜賓站穩腳跟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把五哥劉文彩從老家叫過來當自己的“錢袋子”，讓他擔任敘府船捐局局長，后來又陸續兼任了煙酒公賣局局長、川南護商處處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處長、川南稅捐總局總辦、敘南清鄉中將司令等一串職務。

這一串頭銜說白了就兩件事：搞錢，搞更多的錢。

有了權和槍，劉文彩的斂財手段就放開了。

他先是創辦“洋行”放高利貸，然后利用弟弟的武力背景，壟斷了鹽巴、藥材、山貨、棉紗等幾十個行業。

只要他一進場，別人就只有虧本的份。凡是跟劉文彩搶生意的，要么血本無歸，要么家破人亡。

搞壟斷賺了錢之后，他又開始養打手。

劉文彩把敘府當地的袍哥會組織起來，糾集了川南川西十八個縣的地痞、流氓、土匪，成立了一個叫“公益協進社”的幫派組織，號稱“十萬兄弟伙，一萬多條槍”，自己當社長。

所以劉文彩這個人是什么定位呢？他是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最大的壟斷商人，還是最大的黑社會頭目。

三位一體，名副其實的“土皇帝”。

但劉文彩搞錢最狠的一招，是鴉片。

他擔任“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聽著是禁煙的官，實際上干的卻是壟斷鴉片買賣的勾當。他一邊動用武裝查扣煙土販子的貨，一邊強迫農民種罌粟。

那些被查封的鴉片到了他手里，搖身一變就成了可以合法流通的“公土”，再高價賣出去。

農民種了罌粟，他低價收購；不種罌粟的，他就收“懶捐”。

意思是你懶得不種煙，那就交罰款。

在他的推動下，敘府這座不過萬戶的小城，公開掛牌的大煙館居然有一百多家。每盞煙燈每月還要交三塊五的“煙燈稅”。

光靠鴉片這一項，劉文彩每年從敘府一個地方就能撈走大約八百萬。

但這還不夠。劉文彩搞起苛捐雜稅來，那是真正的“花樣百出”。妓女要交“從良捐”，乞丐要交“花子捐”，上廁所要交“茅廁捐”，走路要交“馬路捐”，連鋤頭都要交“鋤頭捐”。

有人統計過，光敘府一個地方，他開征的稅目就有四十四種。

當時老百姓編了句順口溜：“自古未聞屎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夠形象了吧。

從樂山到敘府二百多里水路，劉文彩設了三十多個關卡。

一船價值五百塊的貨，光稅就要交四百多。從成都到內江四百多里陸路，他設了五十多個關卡，三百塊的貨要交三百塊的稅。

等于說你這貨還沒賣出去，利潤已經被他抽干了。

靠著這種橫征暴斂，劉文彩名下的土地達到了一萬二千多畝，各種房產上百座，古玩玉器數都數不清。

敘府的老百姓私下里都叫他“劉老虎”，說他“吃人不吐骨頭”。

但劉文彩手里不只是錢，還有人命。

1947年，劉文彩從外地購回一臺造幣機，直接在莊園里秘密印制假鈔，擾亂市場。1948年6月，他下令逮捕并殺害了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裝負責人蕭汝霖和共產黨員徐達人。

據后來調查，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死在劉文彩這個“中將清鄉司令”手里的共產黨員不下十位。

他對自己人也毫不手軟。楊炳元是劉文輝正房夫人的侄子，有回喝醉了酒說了幾句對劉文彩不滿的話。

劉文彩知道后，直接讓手下在鬧市街區把他槍殺了。

這就是劉文彩。

1949年10月17日，劉文彩在成都病死了，終年六十二歲。

據說他死前正從成都往老家安仁趕，走到簇橋一帶突然發病，只好折返成都搶救，最終還是沒救過來。

他死后，那些被他壓迫了半輩子的農民，憤怒地把他從墳里刨出來鞭尸。

后來他的莊園被政府沒收，1958年設立為地主階級罪行陳列館，1965年四川美術學院的師生們以他為原型創作了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

這組泥塑大大小小一百一十四個，后來復制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成了那個時代最難以忘懷的集體記憶標本之一。

可問題出在后頭。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有人開始嘗試給劉文彩“翻案”了。拿他做過的幾件好事——比如創辦文彩中學——替他洗白，說他是什么“商界奇才”“開明士紳”。

劉文彩確實做過辦學這種事，這不用否認。人是立體的，地主也不可能一輩子一件好事沒干過。

但問題是，拿這點“善舉”就想把他洗白成一個“開明士紳”，這不是顛倒黑白是什么？

他殺的那些人呢？他逼得家破人亡的那些農民呢？他那座占地七萬平方米的莊園，是靠辦學賺來的嗎？敘府大街上那幾十種荒唐的苛捐雜稅，他收得心安理得的時候，想過自己是“開明士紳”嗎？

2010年那場祭祖活動，劉家后人說只是祭祖。

但你只準備75桌，卻來了一千多不相干的人，大張旗鼓地給劉文彩“鳴冤”，這還叫普通祭祖嗎？網上有人說得挺直白：這不是祭祖，這是“胡漢三又回來了”。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