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東嶺：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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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左東嶺教授

摘要

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是以求真為目的，以文學審美為核心，以經典研究與文學思潮史研究為路徑，從而達到從整體上揭示《文心雕龍》的內涵。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共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論述《文心雕龍》，不僅全面論述該書的理論范疇與重要創獲，尤其側重對其文章學的屬性與追求辭采、情感、性靈與審美等主導傾向的探討。其《讀文心雕龍手記》一書，則采取以點帶面的方法對該書的重要范疇、術語與關鍵詞進行深入的探討，從而顯示了自己獨有的研究特點。從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經驗中，還可以引申出以“體要”為核心的動態整體研究方法和分層次研究文學思想史兩方面的重要學術啟示。

關鍵詞

羅宗強；《文心雕龍》；文學思想；文論經典；以點帶面

在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高校中，共有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與四川大學四校設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博士學位二級學位點。巧合的是，這四個學位點都把《文心雕龍》作為各自的研究重點。四川大學楊明照是龍學文獻研究的頂流專家，其《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乃是研究龍學繞不開的著作；華東師范大學王元化則是從創作論的角度、并采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龍學的代表性學者，其《文心雕龍創作論》早已成為龍學的典范著作；復旦大學王運熙不僅從文章學的角度系統研究龍學，而且還出版了《文心雕龍》的注本。南開大學的王達津和羅宗強更是師徒相傳，對《文心雕龍》進行了長期的研究，而且南開大學一直將《文心雕龍》研究作為研究生的必修課。由此可知，《文心雕龍》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的重要性，以及在研究生培養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本文僅就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經驗予以檢討，總結其學術經驗與研究方法，以期對后學有所啟發。

羅宗強

一、羅宗強《文心雕龍》研究的起步與前期經驗

如果要追溯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最早應是他跟隨王達津攻讀研究生時，他的碩士畢業論文內容便是研究《文心雕龍》，這初步奠定了他對這部文論經典研究的興趣與基礎。王達津是國內著名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專家，盡管像其他前輩學者一樣，他一生的著述并不是很多，但對《文心雕龍》的研究卻下過很大功夫，先后撰寫過十余篇很有分量的專題論文，其中對《正緯》《辨騷》《風骨》等篇具有深入的探討，尤其是有關《隱秀》篇補文的真偽問題，發表過影響很大的研究論文，并與詹锳展開過熱烈的學術討論，并留下了書面諍友而生活摯友的文壇佳話。羅宗強出自王達津門下，自然受到了文獻考辨、理論思辨與審美鑒賞的嚴格訓練，尤其是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更是情有獨鐘。中國文學批評史在20世紀初期的起步階段，便是以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作為標志性成果的，由此可以悟出如何進入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門徑。

羅宗強最早的關于《文心雕龍》的研究論文，是發表在《文學評論》1978年第2期上的《〈文心雕龍〉駁議——評〈學習與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兼論批判繼承我國古典文藝理論遺產》，那篇題名為《略論〈文心雕龍〉》的文章發表在《學習與批判》1975年第11期，其作者是志培、松筆，顯然都是筆名，二位作者的真實姓名已不可考。那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說《文心雕龍》的思想是唯心主義，尊崇儒家思想與溫柔敦厚審美原則，以及批評六朝形式主義是復古倒退等三個方面，羅宗強對此一一予以有針對性的反駁，并提出了辨正地研究古代文藝理論的原則，主張采取一分為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本文寫于學術界重新起步的初期，應該說對當時的《文心雕龍》研究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撥亂反正作用。但羅宗強后來大概還是對這篇文章不太滿意，最終并沒有收進其所編定的《羅宗強文集》中。然而，本文依然具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它說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在新時期的重新起步，還是離不開對《文心雕龍》這部經典作品的討論。

劉勰著《文心雕龍》

較早系統表達羅宗強《文心雕龍》研究學術思想的，是其《讀〈文心雕龍論稿〉隨想》（《文學遺產》1987年第1期）一文，本文是為畢萬忱、李淼二人所撰的《文心雕龍論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所寫的書評。盡管該文最終也沒有被收入《羅宗強文集》中，但我認為這是一篇初次展現羅宗強關于《文心雕龍》研究學術思想的重要文章，其中有兩點至今依然值得重視：一是關于《文心雕龍》研究的目的與方法，他評價畢、李二人的著作說：“表現了一種力圖按劉勰的思想原貌來把握劉勰思想的認真努力；與支離掇錄劉勰片言只語，而附會以現代文學理論、滔滔游談者異。”在此體現了羅宗強的三點看法：歷史還原的研究目的，從整體上研究《文心雕龍》的方法，以及不能將《文心雕龍》比附為現代文學理論的學術警示。二是將《文心雕龍》是部什么書此一問題明確提了出來，并由此提出相關的兩個重要學術問題：首先，《文心雕龍》是文學理論著作還是文章學著作，因為這牽涉到如何處理應用性文體的問題，這就必須回到今人所說的“文學”與劉勰時代的“文學”有無區別的根本立場上來：“這個問題不外有兩種可能：有區別，這些不應包括在文學之內；沒有區別，應包括在文學之內。如果是第一種可能，那么劉勰把它包括進去，便不能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純文學理論著作’。如果是第二種可能，那么我們對于‘文學’的含義，便不能用現在常用的形象、現象、虛構之類的特點去理解，而必須要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解釋。”羅宗強自己認為劉勰論的是文章而不是文學，所以他說：“聽說王運熙先生認為《文心雕龍》是論文章的，我以為甚有道理。”盡管羅、王這些看法已經提出將近40年了，但至今仍然有不少人還是將本書視為文學理論的經典之作，甚至用純審美的眼光對其加以評判。其次，既然是文章學著作，就應該“把《文心雕龍》的研究視野擴大些，把它放在整個文化背景上來考察。”羅宗強舉有關對劉勰思想評價為例說：“有時候對他的某些思想的評價，不僅會存在原則上的爭論，而且還存在不同側面的是是非非。征圣宗經，如果從反對浮靡文風的角度看，有其積極意義；如果從文化史上的是非得失看，問題就會是另外的樣子。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沉重負擔。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在整個封建社會里不僅作為行為規范，而且形成潛意識，深入民族心理之中，造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盲從心理。這種心理形成一種巨大的思想惰性，守舊、封閉，少有異端思想家。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異端思想一出現便是錯誤的，人們首先不是問是否真理，而問是否是圣人說過的，異端思想家也少有好結局，從王安石到李卓吾無不如此。思想的封閉帶來社會的封閉、停滯。”羅宗強的這些看法至今依然是深刻的，尤其是如今強調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的局面下，更有必要從整個文化史上探討、辨析何者為優秀文化，何者為僵死的歷史陳跡，以及優秀文化自身的復雜性，才能更好地繼承這份優秀遺產。歷史還原的研究目的，整體的研究方式，文章學的著作屬性，以及從文化角度研究《文心雕龍》的學術視野，至今都依然是研究這部文論經典的重要問題。

畢萬忱、李淼著《文心雕龍論稿》

二、文學思潮史與文論經典的關系研究

羅宗強的《文心雕龍》研究成果除了單篇論文外，主要體現在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和《讀文心雕龍手記》這兩部著作中，其中不僅表達了他對《文心雕龍》的學術觀點與價值評判，更展示了他的研究特點與研究方法。《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雖然是一部文學思想研究的斷代史著作，但《文心雕龍》在該書中所占比重相當大。全書共有十章34.8萬字所構成，《文心雕龍》占了三章近10萬字的內容，將近全書三分之一的比重，說明了《文心雕龍》一書在其心目中的學術分量。在這三章文字中，羅宗強對《文心雕龍》產生的背景與劉勰的生平、劉勰的文學觀，以及劉勰的理論成就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但他用力最勤的是關于《文心雕龍》與當時文學主潮的關系，也就是說，他并非孤立地研究這部書，而是如何把握該書與當時文學主潮的關系以及在當時文壇上的位置。他在該書后記中說：

魏晉南北朝這一個時間段落，實在是我國文學思想史上異樣的、又是十分重要的時期，許多的問題，如何認識，如何評價，似都需要重新回答。尤其是《文心雕龍》，既艱深復雜而又隱約朦朧，把握不易。而由于它的地位的重要，一直成為古文論研究者關注的中心，研究專著數百種，研究論文數千篇，能夠說的話似乎已經說盡，我還能說出些什么新意來呢？幾次傅璇琮先生問我書的進展如何，我都回答說《文心雕龍》不知道該怎么寫。有三四年時間，就在《文心雕龍》上徘徊，一遍一遍的讀，一遍一遍的想，把它放到當時的文學創作實際中考察，把它與當時的其他批評家比較，當然也讀已有的研究成果。終于慢慢的有了一點看法，覺得這《文心雕龍》所表述的文學思想，并非如學界所曾經認為的那樣，與其時之文學主潮異趣，它們之間，其實是一致的。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逐步梳理它的理論的脈絡，寫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羅宗強著《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在現代《文心雕龍》研究界，長期以來形成了該書反對六朝形式主義的看法，而且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學術共識。這種判斷，從《文心雕龍》本身講，似乎突出了它的價值與地位。但從文學思潮的角度，就難以找出它對當時文學演進所做出的貢獻。更重要的還牽涉到，當時文學思潮的真實面貌到底是怎么樣的。為此，羅宗強在“劉勰的文學觀”一章中，專門設立了“劉勰的雜文學觀念”和“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兩節文字來談這個問題。探討劉勰的雜文學觀念，是為了弄清其文學觀念的本來面目與復雜內涵。他認為，劉勰的“文”既有泛指一切事物文采的廣義之文，它“包籠范圍極廣，舉凡禮制、文章學問、言辭文采等等，無不包括在內”。同時又有狹義的文章之文，而且即使在狹義之文中，也是“既包括文學，也包括非文學（如哲學、史學、科技方面的文章，以致包括一切應用文）”。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個傳統的文的概念，是一個泛文學或者說雜文學的概念，而不是純文學的概念。”但羅宗強同時又說：“他下篇論文術，涉及的可以說多是文學的寫作問題，著眼點差不多都在文學的特點上，論神思，論物色，論風骨體勢，論夸飾聲律，論麗辭事類，論比興練字，無不如此。”最終得出結論說：“它是一種折衷，是古代的‘文’的觀念加上已經發展了的文學觀念的折衷，是復歸，又不完全是復歸，是一種全新的雜文學觀念。這種折衷的思想特征，在《文心》一書中處處可見。”在龍學界，或以為劉勰的觀念是宗經復古的，或以為是文章學的，也有人認為是純審美的，長期莫衷一是。羅宗強本著還原歷史的原則，尤其是遵循劉勰折衷的學術理念，將其綜合為一種新舊交雜的“雜文學觀”，我認為這是符合《文心雕龍》一書的實際內涵的，達到了歷史還原的研究目的。

但雜文學觀隱含著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劉勰到底傾向于什么，他論文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這就必須作出進一步的探討。為此，他又寫了“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一節。經過對《文心雕龍》前五篇“文之樞紐”的認真細致分析，他得出結論說：

如果我們勉力來對劉勰的文學思想傾向作一個簡略的概括的話，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是看到文學發展的事實了。文學原本之自然，文學發展中處處反映著個人情性抒發的本然之義，處處表現出辭采華美的動人之處，處處表現出文學與人的個性、與自我的不可分的聯系。他感受到了，而且不管他自覺不自覺，他也接受了。但是他的理知告訴他，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過分，是不是有著一些離經叛道的東西。思想傳統的復雜的種種影響左右著他，推動著他，他要來做引導的工作，要去掉過分，防止離經叛道，于是提出了宗經的主張。宗經不是載道，不是明圣人之道，而是宗圣人的作文之法，只是宗經書的寫法而已。他似乎生怕問題說不清楚，于是又小心翼翼地從不同角度來說明，提出了酌緯變騷，力圖把自己的主張說得更周全一些。

莒州博物館劉勰雕像

在此，羅宗強認為劉勰的文學思想主導的一面是和當時重審美、重辭采、重抒情、重性靈的時代主潮相一致的，他只是想做一些引導工作，防止過于形式化的東西。因此，最終得出結論說：“劉勰站在其時文學思想的發展潮流之中，而比同時的其他思想家更冷靜地思考問題。對于其時文學思潮發展的許多實質問題，他是接受的，認可的，但是他要把這個思潮引向雅正。這就是劉勰文學思想的傾向。”從以上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羅宗強在兩節文字中所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都強調了劉勰文學思想的復雜性。區別在于，“雜文學觀”一節更傾向于對劉勰文學思想的整體性、立體性與復雜性做出全面的概括，以達到真實揭示其思想內涵的目的；而“主導傾向”一節則重在凸顯劉勰重視審美抒情的一面，意在梳理其與當時文學主潮相一致的屬性。羅宗強所創立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其重要特點之一便是重視文學主潮的把握，尤其是對于新的文學思潮、新的創作傾向的發掘與揭示。從此一角度出發，他的《文心雕龍》研究就不是單純的經典文論著作的介紹與評論，而必須與時代主潮結合起來予以觀照，并在文學思潮的發展演變中為其定位。或許這也是他與其他學者的同類研究的重要差異之處，也是其獨特之處。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盡管羅宗強文學思想史研究重在關注文學主潮的特點，使其往往從大處著眼，重主線、重體系與重總體，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會忽視具體文本的解讀與文獻考辨的作用。目前學界大都知道羅宗強的文學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將文學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結合起來以提煉文學觀念，所以更關注其從詩文作品中概括文學思想的做法，而往往忽略了他對于古代文論中理論批評文獻的文本解讀功夫。從他對劉勰文學思想的主要傾向概括的行文路徑看，他并不是像其他許多學者所做的那樣，將劉勰的思想先建構一個理論體系，然后分別從《文心雕龍》中找出相關材料予以佐證。他的做法是遵循《文心雕龍》前五篇“文之樞紐”的具體文本，分析每一篇的具體內涵，《原道》的文源于自然，《征圣》的以圣人重文為法則，《宗經》的以經書為文之源頭與寫作法式，《正緯》的重視用事與辭采，以及《辨騷》的執正馭奇的原則等等，均有具體的層次分析與脈絡梳理，同時又注重這五篇文本之間的內在關聯，疏通從重自然之文到圣人經書的轉換，以及如何彌補經書之不足而擴展至緯書、楚辭之討論的整個過程。因為《文心雕龍》是正規的論文，因而也就有必要從論文寫作的特點進行文本分析。這也啟示我們，《文心雕龍》的研究必須具備文本分析的解讀能力，應該首先弄清每一篇的運思路徑與內在理路，然后再去打通篇與篇的內在聯系，最終再從總體上概括其理論體系與思想內涵。后來，我受到羅宗強此種研究方式的啟發，撰寫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文體意識》（《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一文，強調了傳統文論研究的平面歸納文獻材料與文學思想史研究細致解讀詩文文本的不同處理方式，認為只有達到了先細致解讀文本然后再歸納思想觀念的地步，才算真正是精細化的古代文論與古代文學研究。

羅宗強國畫作品

三、以點帶面的專題式研究

羅宗強的另一種《文心雕龍》研究著作，是其《讀文心雕龍手記》。正如本書后記中所說：“2006年秋，在首都師大文學院為研究生開《文心雕龍》導讀課，是我開此一課程的最后一次。開罷此最后一課，就想把二十年來開課過程中的點滴體會集中起來，留下一點紀念，于是編了這個小冊子。”2005年羅宗強在南開大學中文系榮休后，我特意邀請他到我校文學院擔任特聘教授，指導我們中國文學思想研究中心的籌建和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建設，因而我院師生有幸聆聽羅宗強講授其《文心雕龍》的研究心得。其實我本人早已經在10多年前就聽過這門課程，并在為研究生講授《文心雕龍》中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本書共收文章13篇和2篇附錄，盡管數量不算很多，但卻集中體現了羅宗強的獨特研究方法。該書小引說：“這些札記，大體關乎一辭一句之訓讀，無關宏旨。愚者識其小，只是小小的一點一得之見而已。”“無關宏旨”“愚者識其小”當然是其自謙，而關注“一辭一句之訓讀”而以求“一得之見”確實是羅宗強該書研究《文心雕龍》的主要方法。比如書中所收的《釋“文之為德也大矣”》之“德”，《釋“唯人參之”》之“參”，《釋“詞來切今”》之“切”，《釋“五言流調”》之“流”，《釋“入興貴閑”》之“賢”，《釋“阮籍使氣以命詩”》之“使”等等，均為著名的例子。羅宗強的具體做法是，抓住某一篇中的重要范疇、關鍵術語與有爭議的文辭，詳細梳理歷代各家之不同訓讀注解，結合在該篇文本中行文脈絡之分析，并考察《文心雕龍》其他篇章中的使用情況，再證之以歷代典籍之用法或者在詩文創作中之體現，最終與劉勰的整體思想相聯系，確定其準確含義、對該篇之作用，以及其價值意義等。比如《釋“為人參之”》一文，先列舉了郭晉稀、詹锳、周振甫、李曰剛、龍必錕、趙仲邑、王禮卿、陸侃如、牟世金、向長青等人對“參”的各種解釋，并總結其“三”“等齊”“加入”的不同釋意。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這樣，在我們面前，“為人參之”的“參”就有三、等齊、加入等解釋。以“三、等齊、加入”釋此“參”字，于理雖可通，但若考察《原道》全篇之論述意向，則又似有未盡人意者。彥和謂天地有文，人參之，人亦有文，故《贊》謂：“天文斯觀，民胥以效。”這“天文斯觀，民胥以效”，乃是彥和論天文、人文之基本觀點，人文乃仿效天文而來，是則論述天地有文采之后，論人亦有文，仿效的意義自亦不言而在其中。這樣，“惟人參之”就存在著另一種解釋，即：人仿效天地。參，參擬、模擬、效法。

這是從《原道》篇的文意梳理來進行疏解，尤其是用了該文贊語中的“天文斯觀，民胥以效”的話，可以說很有說服力。但羅宗強并未至于此，他又溯本窮源地追述了此種比象比德的古老傳統和在各家思想中的使用情況，將其上升為一種思維的方式以及天人關系的呈現。最后，總結此一釋意的價值說：“人比象天地，所以有人文。這樣一種觀點，乃是劉勰文學觀中重自然的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重自然，便亦必然重視自然稟賦，重視性情氣質，重視情性與外物的交通。”本文盡管只是對《原道》中“參”一個字的解釋，卻牽涉到劉勰的思維方式，文學觀念，以及對《文心雕龍》全書總體思想傾向的理解。這是一種典型的小題大做的寫法，既能自出新意而落到實處，又能有助于對《文心雕龍》篇章及全書的認識，看似一點一滴，但積累起來卻對本領域的研究具有切實的推進之功。

羅宗強著《讀文心雕龍手記》

我在跟隨羅宗強讀書時就非常希望也能夠運用此種方式進行研究。畢業后在首都師范大學任教，從1997年至今，已經為碩士研究生上了二十多年《文心雕龍》的課程，逐漸也有了自己的一些體會，并嘗試用羅宗強的方法撰寫研究文章。《風骨之“骨”內涵再釋》（《新亞學刊》2003年第2期）與《文體意識、創作經驗與〈文心雕龍〉研究》（《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就是具體的實踐。尤其是后一篇，抓住《神思》篇“拙辭或孕于巧義，庸事或萌于新意”進行深入考察，黃侃對該句解釋說：“此言文貴修飾潤色。拙辭孕巧義，修飾則巧義顯；庸事萌新意，潤色則新意出。”后來從范文瀾到劉永濟再到當今的研究者，都是跟著黃侃走，似乎已經成為不可移易的定論。但我通過認真解讀該文的行文脈絡與立論宗旨，并結合《文心雕龍》駢體文的寫作特點，認為黃侃的看法是有問題的，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因為首先是該句不能理解為談“修飾”問題而是分明談構思問題，其次是黃侃沒有理由將被動句式不加交代地改為主動句式。其實該句的真實意思是：“拙劣的文辭有可能出自巧妙的立意，平庸的用典也可能在新奇的想法中萌發。”用現代的話說除了要構思巧妙外，語言的組織也很重要。因為劉勰在前邊已經說過：“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心雕龍·神思》）可知構思可以分為思、意與言三個階段，即想象的萌發、意象的構成與言辭的安排。劉勰該句談的就是意與言的關系問題，只不過他是從反方向講的，又選了駢體文寫作中最為重要的文辭組織與用事用典兩個核心要素加以說明而已。盡管這僅僅是一句話，卻牽涉到對《神思》篇的內涵、性質的理解，還與劉勰駢體文的寫作經驗緊密相關。后來，周勛初認為我講的有道理，就把我的結論用在他的《文心雕龍解析》一書中，而且還特意加了我的論文出處。由此出發，我也倡導學生做這種由點到面的小題大做研究，并總結出有關對關鍵范疇、術語及辭句的解釋原則：1.要合乎前后行文的脈絡。2.要在同一書其他篇章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用法。3.要有字源學上的依據。4.要在同時期其他文獻中找到旁證。5.要與《文心雕龍》中相關范疇形成內在的關聯。后來我將這種方法又擴展到《莊子》的教學與研究中，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

羅宗強從思潮史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龍》，關注的是該書總的傾向以及與當時文學主潮的關系，構成了一種面與線的研究；他從重要范疇、重點術語與關鍵辭句的角度研究該書，看重的是對具體問題的解決與學術探討的深度，構成了一種點與篇的研究。這種點面結合的研究方式構成了羅宗強本人《文心雕龍》的學術特色。作為羅宗強的學生，從跟隨其讀書起便耳濡目染而受其影響，自己的思考與寫作也盡量吸收老師的學術經驗與學術方法。當然，作為一位《文心雕龍》研究者，肯定不能僅僅固守師門而無視學界的整體研究狀況。在長期的教學與研究中，經過對龍學前輩與時賢的研究成果的學習與研究經驗的汲取，逐漸形成了自己對龍學研究的一些看法。從守正出新的學術宗旨出發，我在此僅談一談對羅宗強上述兩方面的繼承與拓展。

黃侃著《文心雕龍札記》

四、羅宗強《文心雕龍》研究的學術啟示與推進方向

從《文心雕龍》本身的文本研究方面來說。羅宗強認為它是一部文章學的著作，形成了其泛文化與審美化包容并舉的雜文學觀，并認為其主要傾向是文學審美的。這一點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但在劉勰主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上，我覺得依然有繼續深入思考的余地。羅宗強說劉勰宗經的目的是復古觀念的體現，但對復古的內涵則有自己的認識，他認為“宗經不是載道，不是明圣人之道，而是宗圣人的作文之法，只是宗經書的寫法而已。”這就比以前許多學者說劉勰復古倒退要貼切得多。再進一步說，劉勰“宗”了經書的什么“作文之法”呢？龍學界許多學者都認識到是尊的文體，這符合劉勰的本意，因為他在《宗經》篇中明確提出經書既是各種文體的源頭，更是各種文體的楷模。羅宗強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認為宗經包括“以五經為祖”與“以經為法式”兩個方面。他還在《讀文心雕龍手記》專門寫了《劉勰文體論識微》和《劉勰文體論識微（續篇）》，前者論劉勰對體式之看法，后者論劉勰之體貌觀念。最近以來，龍學界對文體的研究日益重視，說明已經逐漸達成了共識。這也符合劉勰本人的思想實際，因為他在《序志》篇里就明確的提出，他要解決的就是文壇創作中“文體解散”的弊端。因此，《文心雕龍》最為重要的宗旨就是尊體，所謂的原道、征圣、宗經，都是為尊體而尋找的依據。當然，尊體的同時他也看重文采。所以提出“圣文之雅麗，銜華而佩實”的宗旨。前人論雅麗，認為“雅”就是“正”，“麗”就是“華美”，這當然不錯。但如果從尊體的角度看“雅麗”，這個就不是一般的“正”，而是指的文體之“正”，也就是說劉勰要糾正的乃是“文體散亂”，也可以簡稱之為“正文體”。我本人對此的看法是，僅僅認識到尊體對于龍學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因為大家論述劉勰的文體論都是分成體式、體貌、體派等獨立的范疇進行的，最多也就是再談一談《體性》的性情與體貌以及《定勢》中體式與體貌的關系。我認為這既不符合劉勰論文體的思維方式，也不符合《文心雕龍》的實際，更沒有體現出中國古代文論的特色。由此，我進一步提出“體要”是劉勰論文體的核心要素。劉勰在《序志》篇中概括其論文體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可見他對文體的論述乃是一種整體性描述的方式。就實際情況看，他往往是通過對題材與功用、性情與體貌、體式與體貌的各種關系中去進行綜合論述的，目的主要是讓作者認清各種文體的主要寫作目的，為實現此目的所采用的主要手段、以及由此所構成的體貌特征，并在此一過程中表達作者的自我性情才氣。為此，我寫了《文心雕龍范疇研究的解構與重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一文，認為體要盡管在《文心雕龍》中沒有列專文集中論述，但在上編20篇文體史論中，一直在使用此一范疇進行各種文體的敘述。后來又專門撰寫了《文心雕龍研究的基本途徑與方法》（《文學遺產》2023年第1期），正式提出了以“體要”為基本途徑研究《文心雕龍》的主張，認為這體現了該書以指導寫作實踐為目的的特點，以及中國古代文論往往在整體系統中進行各種關系的動態描述，而并非西方文論所擅長的邏輯清晰、邊界清楚的范疇討論，即中國古代文論更強調理論的實踐性與實用性。我想，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進入劉勰論文的內在理路，并彰顯中國古代文論的民族特色。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

關于《文心雕龍》與當時文學主潮關系的研究，羅宗強更為關注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也就是都重視辭采、情感、性靈與審美的表現。其目的有兩個，一是糾正龍學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認為劉勰宗經復古、反對六朝形式主義的學術偏見，二是弄清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的真實面目。如果認真加以檢討，羅宗強的第一個目的已經實現了。目前龍學界已經很少有人再認為劉勰的文學思想是單純的復古倒退與反形式主義了，而是向著更系統、更深入、更復雜、更立體的層面推進，并對其宗經復古的內涵具有了新的認識。但第二個目的我認為只有階段性的推進，還存在著比較大的研究空間。劉勰的文學思想與當時的文學主潮具有一致性當然是歷史的事實，從此一角度說可以認為羅宗強當初所設立的研究目的已經達成。然而如果從文學思想史的整體狀況看，可能其內涵比當初設想的更為豐富復雜。從經典研究的層面看，任何偉大思想家的著作既是時代所孕育的，而又是超越他所處的時代的，因而他所具有的思想認識可能遠遠高出文壇的普遍任何水平，這無論是創作還是理論批評都存在著此種情況。莊子、司馬遷、陶淵明、杜甫、蘇軾、李贄、黃宗羲等等，莫不如此。羅宗強其實已經認識到了此一點，故而稱贊劉勰是“冷靜的知者”，其思想“更帶理論色彩，更深刻”。其實其隱含的意思便是劉勰的認知水平是超越他所處的時代的。為了探究劉勰何以能夠寫出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龍》巨著，羅宗強專門撰寫了《〈文心雕龍〉的成書和劉勰的知識積累》（《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4期）一文，得出結論說：“劉勰為撰寫《文心雕龍》所做知識準備，如果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創見有所啟發的話，那就是要具備深厚的歷史、思想史、文學史的知識，要有敏銳的審美能力，還要對當前的文學創作走向有深入的了解。”可知劉勰從其素養與能力上是遠遠超越常人的。從此一立場看，則劉勰思想的價值就不僅僅是與當時文壇主潮的一致性此一點所能涵蓋，更包括其反思與折衷的能力與深度，這才是其經典文論家智慧與高度的體現。能夠達到劉勰《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系統性與深刻性的學者，在中國古代可能只有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堪與之比肩。

由此出發則會引申出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不僅僅是理論范疇的總結，甚至不單純是高水準代表主家思想的探討，而是一個多層面的立體與動態的過程性研究。也就是說，當時多數作家都是在按照流行的時代風氣進行創作與評判作品，而少數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個性與作出突出的貢獻，至于能夠通覽全局、折衷融匯與提出文壇發展方向者就更是極少數的偉大作家與批評家。作為思想史的研究，如果要想弄清某一時段文學思想史的實際狀況，就應該既研究偉大的理論批評著作，也要關注具有個性與特色的作家的思想傾向，甚至不可忽視那些處于一般認知水平的大多數普通文人。更重要的是還要深入研究他們之間人際關系的互動與思想的關聯。這其中包括偉大思想家的理論產生的土壤與路徑，以及高深的思想如何落實到現實文壇的過程與方式。歷史學家王汎森曾經提出“思想史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的主張，認為研究思想史應該分成不同的層次以及層次之間的關聯，并且解釋說：“思想史之所以能分成各種不同層次去理解，即在于它是變動的、周流不息的，更像一個立體的結構，如同原子的構成，思想中不同的基本元素，在各種不同的作用下，聚合成不同層次的事物。”與此種理解相聯系，以前被學界認為無足輕重的普通人的觀念、意識、情緒與感受，就理所當然地被納入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也就是王汎森所說的：“它們不再是思想史的背景音樂，如果不特別強調這一面相，則思想史雷達的‘寬帶’不夠，所能捕捉到的就是寥寥幾樣東西，也就不能捕捉到那些非高度抽象的思想觀點，而這個范圍相當廣大。”在此種理念下，王汎森提出了“思想的存在與歷史的存在”“‘降一格’文本”“思想的層次”“擴散、滲透”等一系列研究路徑與方法，足以成為我們研究文學思想史方法的借鑒。

王汎森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具體到文學思想史研究，與《文心雕龍》同時或前后還產生過大量的文論著作，他們之間有何關聯，以前學界大多關注到的是它與《典論·論文》《文賦》《文選》之間的比較研究，其實說到底還是一種精英意識與經典研究，并沒有深入到思想史的分層認知。更沒有論及理論批評與創作之間的關聯與錯位。陶淵明的詩歌創作被后人譽之為高不可及的典范，可無論是劉勰還是鐘嶸，都未能給他以應有的地位，其中存在著何種復雜原因？又比如關于《文心雕龍》的接受，學界大多涉及的是刊刻、評點與評論，而在大量的其他文論文獻與創作實踐中是如何汲取接受《文心調龍》的，卻很少有人留意。其實這些才真正是《文心雕龍》的思想史價值。比如說元明之際的浙東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他們的論文思路都是從天文、地文與人文相統一的大系統中展開的，而且最終也都落實到禮樂制度的建設與文體功能的作用上，但其論述目的卻與劉勰大相徑庭。他們的核心主張是明道致用，從表面上看雖與劉勰幾乎相同，但他們對于辭采、情感、性靈與審美的認知與論述，則完全與劉勰不在同一個層面與高度。研究浙東派的文學思想，必須與《文心雕龍》的接受結合起來。盡管宋濂等人未能明確談及曾經閱讀過《文心雕龍》，但他們的論文之運思方式顯然與劉勰非常接近，試看此段文字：

日月照耀，風霆流行，云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圣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味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范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

《宋濂全集》

無論天地人的層次關系，還是圣人對天地之文的仿效，宋濂顯然是對這部文論經典相當熟悉并有意予以借鑒。那么宋濂是否有可能讀到《文心雕龍》呢？目前所保存的元至正十五年刻本，乃是嘉興府學所刻，而且又有錢惟善的序文。元代嘉興路屬于江浙行省，錢惟善也是元末東南一帶的著名文人，那么同屬江浙行省的金華文人能夠讀到此一刻本的《文心雕龍》也就并非難以理解之事了。因為嘉興知府劉貞之所以刊刻此書，其目的便是“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則近在咫尺的金華文人自然能夠近水樓臺，得以閱讀了。因此，說浙東派作家論文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顯然并非空穴來風。我想，如果采取分層次的思想史研究方式，《文心雕龍》的研究將會進一步開拓出巨大的學術空間，而且會對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也將具有巨大的推進。

盧盛江、張毅、左東嶺編《羅宗強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

以上是我在學習與研究中對羅宗強《文心雕龍》研究特點與方法的一些體會，還有自己多年研究《文心雕龍》的一些心得，所涉范圍極其有限，認識水平也難免淺薄之弊，談出來以就教于同仁與方家。

[原文載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2期，作者：左東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編輯：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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