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中國經濟再平衡：增長模式轉型與創新驅動之路

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以下觀點整理自黃益平在CMF季度論壇（2026年第一季度）（總第72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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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經濟形勢評估

今年年初一二月份數據比預期好，但仍有兩個問題須在未來進一步思考。

第一個問題，過去一直擔心在“供強需弱”情況下，低通脹問題會成為非常大的挑戰，低通脹造成的后果很嚴重。但去年第四季度通脹起來了，今年年初也還不錯，現在大家討論中東局勢、石油價格，一方面價格水平比較低，消化空間適度大一些；另一方面是否意味著將來走出低通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值得觀察。客觀來說并沒有結論，因為未來一段時間經濟會再平衡，增長有可能持續，但“供強需弱”也許會持續一段時間。

第二個問題，今年開局很好，“開門紅”會如何演變，此事也不很確定。2023-2025年均呈現年初經濟狀況良好，但年中開始下行，今年到底會如何，有很多不確定性。但確實有一個以前沒有的可能：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政府有很多規劃、很多項目，這些是否能維持下去，經濟能否保持穩定增長，需要觀察。總之，每年特殊的格局值得關注，經濟增長年初過去之后，往后如何演變。

此前，國際市場曾有一些討論，主要源于我國今年將增長目標適度下調至4.5%至5%區間，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安排。類似于跑步，如果起跑時過于用力，很容易導致體能透支、無法持續；而保持較慢的配速，反而能夠跑得更久。這一規律同樣適用于經濟發展——若將增長目標設定得過于緊張，每年都必須全力達成，則后續面臨的壓力將逐年遞增，最終難以為繼。

二、經濟再平衡的進展與爭議

對我國而言，關鍵在于全要素生產率。我們所指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其中一個核心指標便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改善，唯有如此，增長方能得以延續。但這僅是從效率維度考量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關于此前提及的“供強需弱”現象，客觀而言消費需求不足的成因較為復雜。其中既涉及政府行為因素，也涉及居民自身行為因素，還包括歷史因素——過去勞動力供給充裕，長期來看工資水平偏低，但依托大量勞動密集型制造品出口，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與此同時，由于勞動力富余，工資水平未能同步提升，導致一定時期內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實際消費隨之走低。這一現象并非中國獨有，過去幾十年在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均曾出現。然而，在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后，工資水平大幅上升，消費占比開始回升。日本的數據清晰呈現了這一趨勢：1970年其消費占比處于最低水平，歷經40年，至2010年已回升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我國消費占比最低時出現在2010年，目前正處于上升通道。但當前亦面臨新的問題。據蔡昉老師判斷，我國“劉易斯轉折點”約在2006年前后，按常理此時應出現工資大幅提升、失業率下降的局面，盡管經濟減速對勞動力市場及就業市場形成了一定壓力。此外，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數字技術及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雖提升了效率，但對就業市場造成了一定沖擊，從而使消費回升態勢更趨復雜。但必須指出的是，消費已然處于回升通道，并非持續下降。

另外一個指標來看，近期參與國際討論，議題涉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各方關注點均集中于中國。有一點需要指出，不少國外專家對此并不認同。中國經濟的再平衡其實已在發生。二十年前增長模式不夠平衡，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與二十年前相比，投資占比已明顯下降，消費率已顯著上升。經常項目順差最高時曾接近GDP的10%，而2018年以來年均已降至2%以下。若二十年前向國際專家提出，爭取用十至二十年時間將經常項目順差壓降至GDP的2%左右，想必其會表示滿意，當時其所提目標實為4%。去年確有反彈，達到3.7%，但仍低于G20討論時所提4%的指標。因此，從比例來看，再平衡確已發生，進展頗為顯著。

但為何時至今日，不平衡程度已顯著收窄，該問題在國際上仍受高度關注？重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間中國已從過去的小國經濟轉變為大國經濟。需意識到，雖順差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占世界GDP的比例可能上升。這意味著我國仍在出口，自身感知比例下降，但對世界其他地區而言，已對其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帶來一定影響。這一觀點合乎情理，即發展過程中，成為大國經濟后，需考慮與經濟伙伴共同成長，方是可持續之道。

三、新增長模式的核心支柱

如前所述，我國經濟確實面臨一定壓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按照二十年前的判斷，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現需實現再平衡。再平衡即“雙循環”，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構建與暢通涉及供給與需求兩個層面。供給方面，過去多為傳統產業，具有低附加值、低技術、低勞動成本的特征，該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此類領域的競爭力已然消逝。因此，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在“十五五”規劃中至關重要。若能成功轉型升級，未來便有機會持續保持競爭力；若未能實現，后續困難將顯著加大，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若無法創新、無法持續向上突破，便會被困于特定發展階段。

該“陷阱”并非僅存在于中等收入階段，部分經濟體在低收入階段即長期停滯，亦有經濟體在達到高收入一定水平后難以突破。關鍵節點并非中等收入，而是人均GDP達16000美元之時，進入高收入區間后再難上行。總之，各發展階段均可能面臨停滯風險，關鍵在于能否持續實現向上突破。

從這一視角觀察，過去一段時間已看到一些積極信號。近年來，中國已在諸多領域實現專利數量的顯著趕超，與美國不相上下；日本雖原有領先優勢，目前僅在部分領域保持一定地位，但數量已呈縮減態勢；歐洲則基本已無特別明顯的領先領域。這一格局變化對我國意義重大。

當然，亦常有觀點指出，專利數量僅反映數量維度，質量層面或仍存在差異。簡言之，部分專利多為原創性成果，部分則為應用性創新，對此我們理應正視。以中美人工智能競爭為例，雙方雖均處于前沿領域，但客觀而言差異仍較明顯，美國在“0到1”的原創階段優勢突出，我國則在“1到100”的應用拓展方面具備長處。然而，對此不應持悲觀態度。我國仍為發展中國家，若期望一夜之間實現科技全面趕超美國，顯然不切實際。趕超需要時間，需要過程。黃仁勛曾言，當一項原創性技術問世后，獲益最大的未必是技術原創國，而是能夠更好更快應用該技術的國家。美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獲益頗豐，即為明證。我國原創創新能力或仍需學習追趕，但應用能力與擴散能力較強，若能充分發揮，經濟發展將獲重大機遇。歷經此次工業革命，中國經濟有望邁上新臺階。唯有發展水平持續提升，原創能力方能進一步增強，二者相輔相成。不可能經濟仍處于發展中國家階段，科技已全面全球領先，個別領域領先確已實現，因此，“十五五”規劃對此亦作出諸多部署。

同時亦有“索羅悖論”之討論。當前各方熱議人工智能，但其最終能否體現于全要素生產率，簡要結論如下：微觀層面，提高效率、改善生產率的證據較為清晰，無論企業數據抑或行業數據均可佐證；但宏觀層面，目前尚未觀察到人工智能已顯著提升全國全要素生產率。

同時，需意識到創新不僅限于技術層面、生產過程及供給端，消費端創新亦在持續涌現。我們曾構建“線上消費品牌指數”，基于淘天全系統數據對線上產品進行品牌評分。研究發現，優秀品牌主要涵蓋兩類：一類為傳統品牌，其質量優異、聲譽卓著，諸如蘋果、華為等產品，價格雖高但品質上乘。

另有一類頗具特色的快消新銳品牌，此前多未聽聞，現開辟全新賽道，迅速成為熱門領域。例如嬰兒專用防曬霜，傳統認知中防曬霜僅區分強度與防護等級，無需按年齡段細分，然而產品推出后即成爆款。此外，寵物用品亦屬熱門，據稱當前最火爆的兩大領域即為寵物用品與女士用品，兒童用品亦屬熱門范疇。在這一領域，存在一個頗具意義的現象：當前火爆的快消品牌絕大部分均為中國品牌，而非國際品牌。且中國品牌定價高于國際品牌，這表明我國已具備創新能力，跨越了過往依賴低成本競爭的階段。因此，創新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宏大概念。

當然，我國當前亦面臨諸多問題與壓力，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房地產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地方債務問題，今日或可再增列國際局勢問題。

展望未來發展態勢，總體而言，我國正邁向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該模式主要涵蓋三個重要方面：

1、產業層面，需發展新質生產力，以一批新興產業持續引領未來經濟增長。客觀而言，壓力頗為巨大，但在各領域均已觀察到積極信號，大批企業涌現。近期與投資者及創投機構交流，各方普遍認為現已進入創新創業的黃金時期——新技術浪潮之下，幾乎所有行業均面臨提升、改造與重構的機遇。因此，創業又逢黃金時期。

2、提升需求。此非易事，消費需求歸根結底需落實兩方面：一為有收入，二為有信心。各項政策最終需落腳于此兩點，消費方能提升。日本歷時四十年提升消費需求，我國期望更快，但需更大力度舉措。

3、國際秩序層面亦發生一定變化，我國能否通過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共同助力、改進或提升現有經濟秩序，特別是使其更契合發展中國家需求。

四、政策取向

1、本輪增長下行恐非簡單周期性因素所致，故所需不僅是宏觀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用盡后經濟自然回升。或需一套組合拳：宏觀政策固然必要，但創新創業尚需諸多行業政策支撐，最終更需改革政策與之相配合。因此，關于如何保持“開門紅”態勢延續，關鍵在于落實可持續性，而非將下一季度、下下季度GDP拉升作為重點。故首要之策為政策組合。

2、本輪經濟轉型過程中，涉及政府功能與政府行為的轉變。過去數十年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極大作用，將來當然仍需發揮重要作用，但功能應有所調整。一方面，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明確改革方向，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政府或需讓渡部分資源配置權予企業與市場；另一方面，過去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大規模工業化推進方面成效顯著、獲益頗豐，但政府是否仍最擅長支持創新活動，需重新考量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分工問題。

3、聚焦于“投資于人”這一議題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投資于人”頗具獨創性，但確有道理與獨特之處：一方面，發展至現階段，人的因素愈發重要；另一方面，“投資于人”內涵豐富，既包括提升人力資本，亦包括增強生活安全感，同時亦可反哺新質生產力發展。因此，可以增設相關討論，“投資于人”或將成為下一輪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關鍵步驟。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