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歲那年,我從省建工集團正式退休。退休金八千多,名下兩套房,兒女雙全且都已在城里安家立業。在旁人眼里,我是那種可以含飴弄弄孫、四處旅游,把日子過成詩的“成功老人”。可只有我自己知道,當那間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里只剩下墻上掛鐘滴答滴答的聲音時,那種孤獨感就像漲潮的海水,一點點淹沒脖頸,讓人窒息。
老伴兒走了五年,我習慣了把電視開得很大聲,哪怕不看,也要聽個響動。兒子總說:“爸,去我那兒住吧。”兒媳婦也客氣,但我知道,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節奏,我去,那是客,待久了就是累贅。
就在那種近乎枯萎的寂寞里,我遇見了秦秀。
秦秀那年四十五歲,是我老家遠房表嫂介紹的。表嫂說得直白:“老程,這女人命苦,男人沒得早,一個人拉扯閨女上大學,現在閨女出息了,在縣城當老師,她才算熬出頭。人踏實,話不多,你要是覺得行,就搭個伙過日子,你給人家個遮風擋雨的地方,人家照顧你個頭疼腦熱。”
第一次見面是在市郊的一個小公園里。秦秀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腳下是一雙很舊但擦得干干凈凈的布鞋。她局促地坐在長椅邊角,雙手絞在一起,指關節粗大,那是長期干農活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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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她:“秦妹子,我這人脾氣有點倔,你不介意吧?”
她抬頭看了我一眼,眼神清澈得像山里的泉水,輕聲說:“人老了都有脾氣,能理解。我沒啥要求,只要有個正經日子過就行。”
那種卑微和坦誠,莫名地扎了我一下。
我們當時商量的是,年紀大了也不辦什么盛大的婚禮,就是領個證,回她老家辦幾桌簡單的酒席,告訴親戚鄰里一聲,然后她跟我進城生活。
領證那天,兒子和女兒都沒反對,但也談不上熱情。兒媳婦甚至私下叮囑我:“爸,財產的事兒咱得說清楚,別到時候鬧麻煩。”我心里一陣悲哀,卻也明白這就是現實。
婚宴是在秦秀老家的村子里辦的。那是一個藏在大山深處的小村莊,路很窄,房子很舊。秦秀的娘家人看我的眼神,仿佛帶著一種看“大金主”的敬畏,那讓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覺得自己像是來扶貧的,而秦秀,就像是他們家“賣”給城里人的某種契約。
那天酒席散了,山里的夜靜得嚇人,只有草叢里的蟲鳴此起彼伏。
村里的老房子雖然翻新過,但也就是新房那間貼了紅喜字的堂屋。我坐在床沿,看著那簡陋的陳設,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悔意。當時我心想,我這是圖啥呢?放著城里的好日子不過,非要跑到這山溝溝里受罪。
“老程,累壞了吧?”她進門先是給我倒了一杯溫水,里面居然放了三顆大棗。
我接過水,悶聲說:“還行,明天一早就回城吧,這地方我住不慣。”
秦秀愣了一下,眼神里閃過一絲落寞,但隨即又溫柔地笑了笑:“好,聽你的。但我今天得把一樣東西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