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歷史學家繆鉞先生如何培養研究生？

本文見載于2018年9月中華書局《魏晉文史尋微》，原文題名“殷殷滋蘭意--淺記彥威師晚年對學生的辛勤培養”，轉引自“天下中文系”公眾號，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

引 言

屈子滋蘭意，千秋共此心。春風開絳帳，霧月見幽襟。虛室塵囂遠，青燈竹影深。弦歌七十載，嘉樹已成陰。

繆鉞（1904--1995），字彥威，江蘇溧陽人。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歷任河南大學中文系、廣州學海書院、四川大學教授、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

1989年清明，彥威師為我講授汪容甫名篇《漢上琴臺之銘》畢，嘗賦詩一首以寄感慨，中有句云：“人生幾度清明節，應記滋蘭此日心。”拜誦先生之作，我內心極為感動。伏想先生之治學為人，誠如后漢郭林宗品鑒黃憲之言：“叔度汪汪如萬頃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我輩后學無法蠡測。然九十年學者生涯，先生著述斐然，成果累累，文史方面，無疑卓然大家。盡管如此，先生評價自己一生，仍然認為，他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學術研究，另一件是教育人才，后者的價值不在前者之下。的確，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師，他將培養人才，視如屈子當年的“滋蘭九畹”，從教七十年間，為之拋盡心血。而“滋蘭”一語，真可見出先生對事業所投入的摯愛深情，其境界，是遠遠超乎一般意義上的以教育為職業的。

盡管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早已由他許多昔日的弟子在事業上的成功所充分證明，然而，要想在先生畢生從事的育才工作中舉出若干顯赫的例子，究非易事。因為，先生默默耕耘幾十年，教學藝術幾入化境，他培養學生，更多表現為一種春風化雨、布葉流根的自然過程，其主要的成功之處，隱藏在“潤物細無聲”的平淡之中。而先生為此付出的勞動，更難以盡為人道。作為先生最后的一批學生，除本科不算，我前后忝列先生門墻七年，對先生在耄耋之年，苦心孤詣，殷勤滋蘭，有著很深切的感受和體會。在此掛一漏萬，寫出我的一些印象。

二

彥威師早年執教浙江大學，深受當時浙大竺可楨校長所倡導的愛護青年、培植士氣的優秀校風影響。在1982年的浙大八十五周年校慶紀念之際和1990年教師節時，先生都曾作詩撰文，懷念竺先生的民主治校，鼓勵學生進取，“愛才尊士氣，汲古繼賢蹤”。秉此遺澤，先生在教學中，對弟子思想、學習、工作、生活諸方面，既嚴格要求，又無微不至地予以關懷。先生崇尚“經世致用”之學，從不把學問和做人分割開來，所寄懷于學生的，既不是侈談“理論”，空疏無學，也不是死守書齋，不通時務，而是要胸懷大志，不捐細小，腳踏實地，發奮努力，對社會負起應盡的責任。正如先生自己所說，他“通過講授文史課程，闡述中國文化之優秀傳統，古代賢人志士高風亮節，以培養學生廣闊的襟懷，遠大的志向，為國家民族做出貢獻的責任感”。

我在本科讀書的最后一年，曾經聽過好幾次先生的學術報告，先生在褒揚古代優秀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同時，每一次都極力闡釋發揮清初顧炎武“行己有恥，博學于文”的治學宗旨，在道德學問上給我們提出榜樣目標。以后，先生又把對弟子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為“為人耿介，治學謹嚴，做事勤敏”，教育學生正直、坦誠，不曲學阿世，媚俗取容。由于先生的品格學識加上身體力行的作用，他對學生思想上的嚴格要求，絕非只是空洞抽象的說教。而我們耳濡目染，在先生那里所學到的，又何止課堂上講授的有限內容。

先生勤勞工作一生，有非常良好的工作生活習慣，幾十年來，沒有節假日，沒有午休，不論寒暑，筆耕不輟。但只要有人求教，先生總是熱心指點，誨人不倦，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1977年后，有許多好學上進的中、青年人，從全國各地給先生寫信，討論學術，請教問題，以至傾吐心中的苦悶。先生總是不厭其詳地及時覆信，為他們解疑釋難，開導思想，對其中有才華者多方獎掖扶助。這種通訊關系，往往持續若干年，以至許多收信人雖與先生素未謀面，但早已把先生作為他們精神上最親近的老師了。盡管這些書信往來很費工夫，先生日常的教學科研任務也很繁重，但先生卻長期樂此不疲，不僅工作安排得井然有秩，書案上也永遠整潔清爽。先生告訴我，他平生的座右銘就是“好整以暇，案無留牘”。我知道，這八個字看似容易，做起來實難，它所體現的前輩學術大師閑雅從容的風度修養，我輩雖難企及，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學到先生的勤奮和對他人、對世事的關心負責態度。

有一件小事我很有感觸：先生本身書法造詣甚高，且作風認真嚴謹，所以雖然目力不好，但只要著文寫字，總是一筆清逸娟秀的小楷。受先生熏陶，同門之中，亦大都字體娟好。但我卻書法甚劣，又往往字形潦草，不合規范。記得讀碩士時，有一年暑假中完成論文初稿，沒有謄寫得工整就帶去給先生看，先生為此相當嚴厲地批評了我。我對此感到震動，同時多少也有點不解：不過是一篇草稿，為何如此認真？但是經過這次教訓，以后我每次抄寫文章，都不吝花費時間，盡量一筆一劃寫工整。在先生指點下，還臨帖練習過一段時間的書法。畢業后到了工作單位，有一次一家刊物來約稿，我按照在先生教育下養成的習慣，撰成后工整眷錄寄出。不久后約稿者特意來信，肯定了稿子的質量和我的認真，還頗為感觸地說：“不愧是繆老的學生。”直到那時，我才真正悟到先生在這些看似枝末的地方對我們不放松要求的深意。實際上，這是個做人的態度問題，其中所表現的，既有在治學和處世上的嚴肅而不茍且，也有在現實生活中對他人的尊重。

先生是20世紀的同齡人，親歷了時代社會的種種變遷，非常希望下一代學人能有一個較好的學習成長環境，將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保存承繼下去。記得在1988年前后，校園經商之風大起，新的“讀書無用論”又見流行，許多刻苦學習的學生，由于種種精神和物質的干擾而處境維艱。先生對這種狀況十分憂慮，一再在《群言》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呼吁愛護人才，理解人才，改善青年學生的學習生活環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今物價飛漲，生計艱難，而賺錢至上，讀書無用之思潮彌漫于社會之時，仍有不少的研究生甘處窮困，黽勉向學，希望將來能以所學專長貢獻于國家，他們的志向是可貴的。我希望中央決策的同志能理解他們的心情，而提高其待遇，使他們能安心治學，不憂生計，于畢業涉世之后，又能給他們適當安排工作，使其所學有所用，發揮專長，決不可使他們常懷淪落之感，而斫喪人才于冥冥之中。”文中一片至熱至誠之心，令讀之者動容。

當時我正在撰寫博士論文，面對現實，亦難免迷惘。先生覺察到我的困惑，特手書一詩相贈，鼓勵我立志堅定，毋為眼前逆境所擾。詩云：“治學長宜放眼寬，平蕪千里獨憑欄。從來魏晉稱衰世，每讀歌辭感百端。作者數人神不滅，奇文萬字寫應難。君看梅蕊垂垂發，能抵春風十日寒。”先生的這份關切勖勉之情，成為我在以后學習工作中克服諸多困難，努力進取的動力之一。

三

大學畢業前夕，指導我畢業論文的柯建中老師給了我一個忠告：如果想報考研究生，就一定要選擇繆老這樣“學有素養”的老先生。十余年后的今天，回想先生對我們的培養過程，我深深感到，能夠師從先生，對我們來說實在是非常幸運的。先生很重視基礎教育，常說，做學問如果不是先切實讀書，打好基礎，而是急于找題目、寫論文，“就像在溫室中培養植物，可能見速效，開幾朵花，但是再繼續多開就不容易了。至于生長在平原廣野深山大澤中的花樹，經過日光的照曬與雨露的滋潤，雖然生長得慢一些，但是根深葉茂，經受風霜，可以開放無窮的花朵，結成豐碩的果實”。

在讀碩士期間，我們看到有些專業的同學，一入學就著手準備學位論文；先生卻不然，最初幾個學期，對論文幾乎只字不提，只是針對我們知識結構的薄弱之處，指定了許多必讀書，開設了《文選》《魏晉南北朝史重要史料》等課程。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先生指導下，閱讀了這一時期的全部正史及《通鑒》《文選》《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清人、近人和今人的有關論著，以讀書筆記方式做了若干作業。

所設課程中，先生為我們講授的《文選》諸篇目，特別使我們獲益匪淺。先生從《文選》各卷中選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讓我們熟讀原文和李注，然后進行重點講解。針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先生在散文之外，著意給我們分析講解了許多駢文名篇，指出這種文體的主要特點、作法及閱讀理解的方法。對我們來說，往往是一篇文章雖然字面上讀熟，但并不一定盡得要領，然而一經先生講解提示，文中的警策精華之處就一一畢見，令人心折。由于先生給我們打下的基礎比較扎實，我后來選擇了一個涉及文史哲三方面的論文題目，下筆頗覺得心應手。

我因為自幼喜歡文學，在學習中，逐漸對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產生興趣，于是嘗試著用這一方法做了題為《郭璞〈游仙〉詩與魏晉玄學》的碩士學位論文，先生在對這一治學方向予以肯定和鼓勵的同時，也給我指出了努力的目標。或是針對我治學上的弱點，先生在我畢業時，曾手書一幅宋人趙德麟論學之語贈我：“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跡，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析，始終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余，則事之相戾者多矣。”我體會先生的意思，當是希望我細心讀書，更敏銳深刻地觀察理解所研究的時代和人物，對古人思想感情行為不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乃至不得不然的衷曲。在設身處地之中，將認識的對象和自己的一份同情，訴諸更高層次的理性批判。做不到這一點，文史結合、以詩文證史就是一句空話。所以，當我在三年后重回師門，并選定《魏晉詩人與政治》的博士論文題后，先生首先就要求我從此著手，深入認識魏晉南北朝時代與社會的本質特征及活動于這一環境中人們的命運遭遇。

先生多次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亂世，戰亂不絕，政權更迭頻繁，社會矛盾尖銳，階級斗爭、民族斗爭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斗爭錯綜復雜，政局經常變化。因此這一時代的詩人處世維艱，不論入仕與隱居，均在不同情況下，不同程度上受到心靈的或肉體的折磨打擊，由此造成他們在復雜環境中的種種復雜心情，而這種心情又往往通過詩歌隱微曲折地表現出來。”為了探尋魏晉政治對詩人的影響及詩人作品中所反映的歷史真相，先生還要我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反復研讀陳寅恪等先生的有關著作，學習前輩學者對問題的觀察力和靈活聯想力，以便更好地掌握文史互證的方法。

作為受歷史專業訓練的學生，采用以詩證史方法撰寫論文，真正的困難尚不在于單純的史論，而在于怎樣具備較高的文學欣賞水準，以深摯的情懷去感受古代詩人的作品，不僅通曉文字更要讀出“心聲”。先生向來認為：“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常是用比興、蘊藉、曲折、隱微的藝術手法表達情思，不像史冊記事那樣明顯易懂，這就要求治史者也應具有相當的文學欣賞能力。”為了提高我在這方面的素質修養，先生平時授課，常舉出前人之作，參度得失，剖析利病，有意識培養我對古代詩文作品的理解鑒賞批評能力。

當時，先生已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葉嘉瑩先生合作完成了詞學批評著作《靈谿詞說》，正在撰寫該書的續集。他不僅囑我認真閱讀已出版的《靈谿詞說》，體會其中論詞的幽情微旨，而且續集的文章每完成一篇，都要給我介紹該文對有關作者及作品的認識過程和批評方法、相關的背景材料等等，使我從中悟到很多字面以外的東西。到1988年，先生又出面提議并報請有關部門同意，聘請對中國古典文學有精深造詣的葉嘉瑩先生兼職作為我的導師，共同參加培養。葉先生學貫中西，有豐富的治學經驗，她講古典詩詞，特注意其內在的感發力量，同時又能運用西方意識批評、符號學、現象學、接受美學等新理論、新觀念，對古人作品進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分析透視，對于全面深入理解作者和作品極富啟發作用。而我也通過葉先生的授課指導，專業素養上獲益甚多。

為了提高我寫作時的文字表達力，先生還針對我的弱點，幾乎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寫好文章。先生少習古文，曾受教于清末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的再傳弟子，作文講究義法和文字的清疏雅潔，所以駢文散文均章法謹飭、雋麗可觀。在文史學界，先生所撰文章著作的文筆之美，是有口皆碑的。先生認為，好的文章，首先應是文氣相屬，句斷意連，宕折有致，結構則簡練精要，不枝不蔓，無蕪辭累句。為了糾正我作文時文氣捍格不通，邏輯不強，文字時見冗雜枝蔓之病，先生費盡了苦心。

記得有一次去見先生，先生拿出一部《宋文選》和一本《汪容甫文箋》讓我帶回去讀，并對我說：“為了糾正你寫文章的毛病，我思之再三，認為你首先應當用心揣摩熟讀宋代的好文章，汲取其結構嚴謹，語言精確，流暢婉轉，雅淡平和的優點。此外，汪中的文章是融合漢魏晉宋諸家之長而自成一家，文藻秀出，宕逸清美，尤其應當細加揣摩，領會學習其文能‘狀難寫之情，含不盡之意’的妙處。”此后，先生多次給我講解汪中的文章，其名篇如《黃鶴樓銘》并序、《漢上琴臺之銘》并序、《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并序、《吊黃祖文》并序等，都一一作過精辟的分析，結合作者身世，指出沉郁頓挫所在，變化開合之跡，以及言外之感，弦外之音。先生還常用他自己的舊作或書信為例，示范文章的寫法。后來出版的《冰繭庵序跋輯存》中許多篇文章，都曾被先生用作例證，詳盡地說明作文章的甘苦，應當如何起頭，如何結尾，何處當詳，何處當簡，何處點睛，語言如何清省優雅得體等等。

這些年來，我所寫的文字，大多交呈先生看過，不論它們繁簡長短，先生均不憚其煩，詳加批改，從邏輯結構、字句語匯，再到引文出處、書寫格式等，都悉心審訂。甚至連錯別字和用得不當的標點符號，先生也要親手加以改正，當稿子發還我時，往往已是朱墨滿紙。看到稿子上先生工整的蠅頭小字批語，想到先生白內障手術后僅有0.5的單眼視力，我內心的感動是難以言說的。但遺憾的是，才分所限，至今我仍舊沒有學好寫文章的本領，真是愧對先生。

與訓練我的文學鑒賞力、文學表達力等諸方面能力的工作相配合，先生在詩詞創作方面也用了很多心力培養和指點我。吟詩填詞對于我，本是一種業余愛好，以前不過隨意遣興，信筆涂鴉而已，并未真正入門。后來先生指導我們讀曹植《與楊德祖書》，書中有“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之語，我深有所感。常想，如果學者不能在詩詞創作上具備相當水準，那么讀前人之作，必定很難心領神會，體察到作者所以這樣寫的用意。譬如先生和葉先生，所以能夠知人論世，對古代文學作品體悟精深，與他們本身就能寫出很好的詩篇是分不開的。

先生少事吟詠，博采名家，對詩詞之道的見解、追求都十分高遠。他十分推崇黃晦聞、陳寅恪等前輩學者的詩，常說：好詩應兼有唐宋詩之長，既有情韻，綿邈幽深，復具哲理，曲折峭拔，二者融為一體，可創立新境。先生還曾在一首詩中用優美的文學語言概括詞的意境：“論詞似懸最高境，奇氣靈光兼有之。玉宇瓊樓饒遠想，斜陽煙柳寄幽思。由來此事關襟抱，莫向瑤箋費麗辭。察物觀生增妙趣，庭中嘉樹發華滋。”

為了使我領悟到詩詞藝術的幽深曲折之美，高邈修遠之境，在創作上深入門徑而不流于凡庸，先生取法其上，常選取一些古今名篇佳作詳加析評，大致從唐宋名家之作到近代王國維、陳寅恪諸先生的作品都曾涉及，令我在此方面的理解力和品鑒力逐漸得到提升。在創作的方法技巧上，先生可謂金針度人，把手教繡，對詩的跌宕開合，詞的起勢換頭收束等若干肯綮之處，講解得詳密而具體。每次我將習作呈送先生，先生總是欣然圈點批改并告訴我理由，稍有進境，輒予嘉許。而先生所改之詩詞稿，有時僅易數字，便有脫胎換骨之效，令人感佩。

記得有一次，我作了兩首詠菊詩請先生看，先生認為過于板滯了，遂隨手錄出他早年所作的一首《詠菊》：“念亂憂時百不禁，半年辜負賞花心。忽驚黃紫東籬滿，頓覺凄清秋氣深。大化娛人留晚色，素懷對爾動高吟。漫同污濁人間世，彭澤遺風儻可尋。”先生以此詩為例，告訴我做詠物詩應在不即不離之間，做到曲折跳宕，空靈飄逸，寄意深遠，富于感發性。又抄示他自己所作的詠葡萄、詠杜鵑花等詩詞供我觀摹參考。先生這種透徹的點撥使我所悟良深，后來曾依法做了一首詠梅詞，得到先生肯定。經過先生多年悉心教誨，我自己感覺在古詩藝術修養方面較前有較大長進，不僅對古典詩詞深婉蘊藉、悱惻芬芳的意境神韻有了更深的體味把握，而且在分析前代詩人作品時，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辨識其妍媸而體會其隱衷，時或有探驪得珠之感。

在博士生學習的四年中，先生每周為我授課一到二次，寒暑假期從無中斷。所講的內容，并不只限于專業和論文寫作一隅之地，而是博涉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制度、文化。從先生的娓娓話語里，我體會到了何謂“通古今之變”，也領略了一位杰出學者的眼界和胸襟。我的學位論文，從提綱到草稿、定稿，都曾經由先生認真審訂，許多觀點，嘗與先生反復討論斟酌。其間，先生常以其多年治學的心得，啟迪我思維。比如先生提出，道與勢的矛盾與用世求知遇，是二千年來困擾文人士大夫的兩個情結。這一論點，對于我在論文中把握魏晉時期詩人基本心態，有很大指導作用。先生又曾指出，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反映了詩人對當時歷史和現實中若干問題的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在寫陶淵明這一章時，我從此點出發，分析闡述了陶淵明玄學思想的特點及產生的根源，頗有收獲。有時在寫作中思路受阻，先生往往能片言解惑，用簡要的提示幫助我打開茅塞。論文定稿后，我以感激的心情在“緒言”中寫道：“全篇的立論要點，構思設計以及每一章節、每一段落，甚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有先生傾注的心血”，然而此語遠不足以說明先生在此過程中之辛勞。

四

莊子有“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之言，多年的受業中，我曾不止一次聽先生講過“薪盡火傳”之義。在我博士生畢業時，先生作詩贈前來主持論文答辯的周一良先生，又有“衡文同此滋蘭意，且喜傳薪有替人”之句。我想，先生以“滋蘭”的心志，辛勤地培養學生，不僅傳授知識，更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分析鉆研問題的能力，也是為了傳遞文化事業的火種，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及學術事業生生不息，后繼有人。這一番宏愿，體現了老一輩學者為國家民族的未來作育人才的崇高使命感與偉大責任心，以及對我們后一輩學人寄予的殷切期望。但愿我們能夠真正汲取先生幾十年教育生涯中最值得珍視的財富，承擔起自己的一份職責，最終不負“滋蘭此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