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訊熬審、推核驗證：古代法官的破案術

拷訊熬審

口供是古代最主要的證據，法官結案，必須有罪犯認罪的口供，并有親筆畫押的“服辯”（認罪書）。法官審判的最主要目的也在于獲得被告口供。如果經“五聽”審訊，被告仍沒有吐供，法官就只能動用刑具，嚴刑拷打，逼迫被告吐供。這在古代法律中正式稱為“拷訊”，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刑訊”。清代稱“熬審”。有的時候也稱為拷鞫、掠治、捶楚等。

清朝知縣衙門

1、法定審訊手段

拷訊起源很早，可能當被告口供取代了神判、宣誓之類原始方法成為最主要證據之后，拷訊也就成為訴訟審判活動的不可或缺的內容。在西周時的青銅器“曶鼎”銘文中，身為官員的被告匡季一上來就懇求法官不要鞭打他，表示愿意如實供述。

儒家經典《禮記·月令》中說：在仲春之月，“毋肆掠”，即在這一個月里不要拷打犯人，可見，在其余十一個月里都可以拷訊的。儒家理想中的社會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現實社會中拷訊的普遍。

就法律而言，一般法律總是規定拷訊是迫不得已才采取的審訊方式。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代竹簡《封診式·治獄》中說：“審訊能按供詞線索追查得實為上；施行拷打為下；恐嚇犯人而仍沒有口供的為失敗。”另一篇《訊獄》中規定：只有在犯人理屈詞窮，而仍舊百般抵賴不肯服罪的，依法應當拷打。拷打要由法官寫成“爰書”記錄在案：某某多次翻供，無從辯解，對某某進行拷打。

唐代法典《唐律疏議》規定審案“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時，法官才可以會同輔助官員立案，報告上級后才能施行拷訊。以后歷代的法典也都有類似的規定，要求法官把拷訊作為不得已而使用的最后手段。然而在實際司法中，法官卻往往把拷訊當作首要的手段。

宋代沿襲唐代的法律。北宋法官李元弼在他的《作邑自箴》中總結自己拷訊的方法，說在拷訊中要借助拷訊的心理壓力，逐次加重。在拷訊前，先要報出拷打的數目，喝令拷打前先停頓一下，待受訊者“欲說不說、持疑之際”，乘勢大聲喝令“打！”也不要一次打完，分幾次停頓，使之“自然畏懾，不敢抵諱”。如果還不肯招供，不能任意法外用刑，可以用繩子吊起被告一只腳，叫他直立，就夠他難受的了。如果還是嘴硬不肯吐供，可以罰被告日夜站立，不準躺臥，“不過三兩日，便吐本情”。

2、拷訊的方法

拷訊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用竹片、木棍抽打被告。所以稱“拷”“掠”“榜”“笞”“捶”等。漢代以前的法律對于拷訊方式及刑具好像沒有正式的規定，直到西漢景帝時（公元前156-前142年）頒布“棰令”，詳細規定行刑用的竹板的規格：長五尺、寬一寸、厚半寸，并要除去竹節，行刑時只能一個人執行。到了東漢章帝（76-88）時又具體規定拷訊的方式只能使用榜、笞、立三種。即只能用木棍、竹板抽打和罰被告站立的方式，但對于抽打的數目沒有規定。

漢代以后，法律發展的趨勢是對拷訊逐漸加強限制。南梁規定對于士大夫不能采用拷掠抽打的拷訊方式，而改用“測罰”。實際上是讓被告挨餓代替挨打，是讓不肯服罪的被告斷食三天，然后可以進粥二升；再斷食三天。斷食天數加起來不能超過十天。婦女、老人、小孩，斷食一百五十刻（一百刻為一晝夜）進粥。南陳又設“立測”，對不服罪的被告，抽二十下鞭子、打三十下竹板，然后戴上枷鎖戒具，要被告站在一個一尺高的圓頂土垛上，站七刻鐘（約合現在1小時40分）。每天站三次；連續七天后仍不認罪的，就可以免罪釋放。北方政權北魏則仍沿用榜笞，但曾規定拷訊抽打總數不能超過五十下。

歷代對拷訊制度規定得最詳細的是《唐律疏議》。《唐律疏議·斷獄律》規定：官僚貴族，以及年紀在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或殘疾人都不能進行拷訊。拷訊的方式只能是用竹板抽打，而且不能超過三次，每次要間隔二十日，累計次數不能超過二百下。如果被告被控的罪名是笞杖刑，不得超過該罪名的最高刑的數目。拷訊限滿后被告仍不肯承認的，取保釋放。

除了被殺、被盜案件外，以被告受拷打的數目反過來拷打原告。用榜笞以外的方法進行拷訊，或榜笞數目超過法律規定的，法官要反坐。拷訊致死，法官要處徒刑二年。明、清時法典只規定官僚貴族以及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殘疾人不得拷訊，至于拷訊的方式、數目限額都沒有規定。

另外條例規定，對于強盜、盜竊、殺人之類的嚴重犯罪的被告，允許使用“夾棍”和“拶指”。“夾棍”是用三根木棍用繩索收緊、夾壓受訊者的腳踝，或脛骨、膝蓋骨，可能起源于南宋時一些酷吏創設的“夾幫”“超棍”之類的非法刑具。“拶”，是逼迫、收緊的意思。“拶指”，就是用小木棒夾束被訊者十指再逐漸收緊，往往用于婦女。

清朝條例規定，在一些嚴重犯罪的被告不肯承認時，可以使用熬審。除了夾棍、拶指外，還允許使用擰耳、掌嘴（打耳光）、壓膝、跪鏈。

3、種種酷刑

雖然漢以后法律對于法官拷訊被告有嚴格的限制，可是實效很小。法官很少因為拷訊傷人而丟官降職，相反因為破不了案而被彈劾罷官的卻很多，而且也很少因為這方面而受到彈劾。所以實際上這些法律規定常常只是具文而已。

西漢時的一些酷吏，往往使用鐵鑷子夾、鐵鉆刺、燒紅烙鐵燙，以及吊打、針戳、煙熏等酷刑逼被告人認罪。東漢末年已有“考掠五毒”的說法。五毒是指身體、四肢都受楚毒。也有人說是指鞭、笞、灼、徽（用三股繩捆綁吊打）、（用雙股繩捆綁）五種酷刑。

唐代酷吏慣用“泥耳籠首”“捶脅簽爪”“懸發熏目”等酷刑。尤其是酷吏索元禮“創造”十號重枷，逼人吐供。這些枷的名稱都令人恐怖，叫“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豬愁”“求即死”“求破家”。還有把人放入四周架炭火的大甕，“請君入甕”。種種名目繁多的酷刑不勝枚舉。

清末廣泛使用“站籠”作為審訊強盜的方法。站籠是一個頂上有個圓孔的木籠，把人關進去后，脖子部分被圓孔套住，用墊磚塊的辦法調整站籠高度，使人終日踮腳站立，稍有松懈，脖子就被卡住。既可以審訊逼供，也可以用來示眾。普通人有一兩個時辰就會求饒，愿意承認一切。強壯的人也熬不過兩三天就會喪命。

4.“何求不得”

拷訊是造成冤假錯案的最主要的原因。西漢時有個叫路溫舒的法官，向皇帝上書指責當時拷訊的種種弊病。他說：人都是安樂時喜歡生、痛苦時盼望死，所以“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被告受拷訊，疼痛難熬，就胡亂編造供詞，主審的法官乘機加以誘導，指引陷害無辜的人，羅織大獄，使各人供詞前后一致，“鍛煉而周內之”。如此上報朝廷，即使是皋陶復生，也會以為這個人死有余辜。（《漢書·路溫舒傳》）

歷史上較早的因拷訊而造成的著名冤獄，要算是秦代李斯被誣謀反案了。李斯是秦始皇的重要大臣，曾長期擔任廷尉，向秦始皇建議終止分封、下達焚書令。秦始皇死后，李斯與趙高先是合謀擁立胡亥，官升丞相。可是不久就和趙高發生矛盾。趙高誣陷李斯圖謀造反，李斯全家及賓客、宗族全部被捕入獄。

李斯被捕后，趙高指使主審法官使用拷訊，“榜掠千余”，李斯疼痛難熬，只得承認謀反。按當時法律，重大案件結案后，還要由皇帝派出專使復審。趙高就派手下假扮皇帝的御史、謁者、侍中之類的官員反復審訊李斯，李斯不知是詐，翻供并以實相告，結果又被拷掠。以后秦二世派出使者真的前來復審，李斯也不敢翻供。于是李斯謀反成為鐵案。最終被處具五刑、夷三族的極刑，落了個可悲的下場。

1901年，中國天津，直隸總督衙門門口，戴著枷鎖的犯人

推核驗證

證據的證字，部首從言，說明古代法官賴以作出判決的證據，主要是被告的供述和證人的證詞。物證和書證只是用來核實供述和證詞的，單憑物證和書證而沒有供述，就無法確定事實，也就無法作出判決結案。只有在某些法律規定不能拷訊的情況下（如被告老幼、殘疾）才可以以“眾證”定罪，所謂眾證是指三個以上證人的共同證詞。對物證、書證進行推斷和核實，目的就是檢驗被告的供述是否真實。

1.書證的辨別

古代在訴訟中經常使用的書證是契約。《周禮》中說司寇屬下有叫“司約”的官員，專門負責保管諸侯貴族之間契約的副本，發生訴訟時，即提取契約與副本對照核實。戰國時也有同樣的制度。《商君書·定分》中說：“民間成立契約后，就要將右券（副本）交給主管法令的官員，保存在木匣中，用法令長印封緘。如在當事人死后發生爭議，即以契約為斷。”后代官府都設有從事居間接洽的牙行，凡由官牙行牙人介紹而訂立的契約，都要存一個副本。民間買賣土地房屋的契約也要經過官府蓋印稱為“紅契”，才能作為書證。法官在審判中，要對書證詳細辨別，才能判決。明、清時對于作為書證而提取的契約，常由官員或幕友親自在契約要害字句（如交易性質、數目、價格等）的旁邊或紙背蓋上私章，以防胥吏受賄剜補改動。

《折獄龜鑒》中收錄了很多法官仔細檢證契約文書的案例。以下列舉其中兩件：

宋代法官章頻任儀隴知縣時，鄰近眉州有個叫孫延世的土豪做假地契搶奪民田，知州不能判斷，轉交章頻審理。章頻仔細檢驗孫延世賴以為據的地契，發現地契墨跡在縣府蓋的紅色官印之上，肯定是先盜用官印再寫偽契。于是喚孫延世上前，指出“墨浮朱上”，孫延世只得認罪求饒。

另一位宋代法官江鎬，任仁壽縣知縣，縣里有個土豪洪氏，也造偽契吞并鄰人土地。為了使偽契看上去像是很久以前的舊契，洪氏用茶水將契紙染黃。江鎬仔細鑒別后說：“真的舊紙只是表層發黃，這張契紙表里一色，肯定是假契！”厲聲責問洪氏，洪氏大驚，俯首認罪。

元代著名法官潘澤，在任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時，當地有一起惡霸強逼良民一家十七口為奴的案件。在訴訟中，惡霸出示那戶人家的賣身契約，文字歷歷、官印鮮紅，官府無法裁斷，至拖延幾年仍未結案。潘澤接理此案，仔細檢驗契約。當時慣例，人口買賣契約上要由自愿賣身為奴人在自己名字下方畫出左（或右）手食指指節位置。潘澤發現這張契約上有個十三歲男孩畫的指節間隔很寬，就下令雙方到庭，當場讓這個十三歲男孩畫指節，再與契約上那個男孩畫指比較，證明是偽造契約。惡霸只得承認，偽契作廢。（《牧庵集》卷二十二）

2.物證的鑒定

《折獄龜鑒》也收錄了很多歷代法官對物證進行鑒定的案例，以下列舉三件：

西漢著名法官孫寶任京兆尹時，長安郊外的農民常常一早擔菜蔬、食品進城售賣。有一天早上，有個賣油炸馓子的小販挑著擔子進城，恰好與一個農民撞了一下，油炸馓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農民愿意賠償，可是小販說一共有三百個、農民說只有五十個，兩個人在路上爭論不休。正好孫寶經過，他就叫人從別的小販那兒買一只油炸馓子，用秤稱出重量。再叫小販將地上的馓子碎片掃在一起，也用秤稱出重量，除以單個馓子重量就得出了原有馓子的數目，解決了這場糾紛。

北魏時，有一次雍州大道上，有一個背炭的和一個背鹽的行路人在一棵大樹旁休息，歇完上路時，兩人為爭奪一塊羊皮吵了起來，都說羊皮是自己用來墊背的。為此到官府告狀。雍州太守李惠升堂審案，叫兩個人先出去，然后笑著說：“這件案子該審問的是羊皮。”便下令拷打羊皮。他叫手下先在地上鋪一塊草席，然后要衙役用力抽打羊皮。手下人都以為他開玩笑。打了一陣，李惠仔細翻檢羊皮，并檢查地上的草席，看見草席上一些鹽屑，于是叫兩個人進來，指給他們看草席上的鹽屑。背炭的人只得認罪。

南朝劉宋時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傅琰任山陽縣令，有一個賣針的老太太和一個賣糖的老太太爭奪一團絲綿。傅琰就叫人把絲綿掛在樹上，用鞭子抽打。把絲綿打松后，發現里面混有一些鐵屑，就把絲綿還給賣針的老太太，而處罰賣糖的老太太。

3.實驗取證

古代一些聰明的法官，還用實驗的方法來獲取證據。《折獄龜鑒》也收錄了不少這樣的案例。可以舉出以下四件。

第一件，西漢黃霸任潁川太守時，當地有兄弟二人同居，兩妯娌同時懷孕。以后嫂子流產、弟媳生了個兒子，嫂子就硬奪弟媳的孩子。爭訟三年，無法判斷。黃霸就叫手下人抱了孩子站在院子中間，叫兩妯娌兩面搶奪，誰奪到手誰就是親生母親。嫂子果然奮臂來搶，而弟媳只是悲泣，不愿伸手。嫂子搶到孩子后上堂謝恩，黃霸喝道：“你為了爭奪家產而強奪孩子，毫不顧忌孩子死傷，絲毫沒有母親之心，快交出孩子還給弟媳！”嫂子目瞪口呆，只得伏地求饒。

黃霸的這個案例很有意思。因為在古希伯來人的《舊約》里，有所羅門王的一個故事，與黃霸這個故事幾乎一模一樣。而在古印度，也有這樣一個相同的故事。后來元代作家李行甫（李潛夫）創作的雜劇《包待制智勘灰欄記》，把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換成了包拯，成為一個具有世界聲譽的包公戲劇目，很早就傳播到國外，有多種外文譯本。1933年被選入《世界戲劇》一書，由英國倫敦阿普爾頓出版公司出版。德國現代戲劇家布萊希特還將這個劇目改編為《高加索灰欄記》，廣為傳播。

第二件，前秦苻融任冀州牧時，有天黑夜，有個行路老太太遭到搶劫，大聲呼救，有個行路人聞聲前來抓住強盜，強盜卻反過來扭住行路人說行路人是強盜。老太太老眼昏花，無法辨別，兩人都被抓進官府。苻融見了笑著說：“這太簡單了，你們兩個人賽跑，誰先出城門誰不是賊。”兩個人都拼命跑，苻融在門樓上等著，指著落后的人說：“你要是跑得快，昨晚早就逃走了，還敢再加一個誣陷罪名嗎？”盜賊只得認罪。

第三件更為科學，是三國東吳法官張舉的一個故事。張舉任句章縣令，當地有個婦女殺死丈夫后又放火焚燒房屋，破壞現場，聲稱丈夫是被火燒死的。夫家懷疑，來到縣衙告狀。張舉就牽來兩口豬，一口殺死，一口活豬，都綁在柴堆上，一起用火燒。待活豬燒死后，查看兩只豬的口腔，先殺死的豬口內無灰，燒死的豬口內有灰。再開棺驗尸，發現死者口中沒有炭灰，婦人謊言不攻自破，只得承認殺夫罪行。

第四件，唐朝宰相李德裕在任浙西節度使時，曾采用了證偽的實驗方法。當時甘露寺新的住持指控前任住持侵吞寺中黃金，并以寺中簿冊為證。曾經任住持的一些老和尚也做證說寺中原先有黃金。前任住持受不了拷打，只得服罪。可是因為追不到贓，無法結案。李德裕視察到此，親自審問，住持連聲喊冤，說寺中從無黃金，只是自己不肯隨大流，遭到僧眾排擠陷害。李德裕就傳喚所有和尚，一人一個坐兜，面壁而坐，每人給一塊黃泥，叫他們捏出寺中失竊黃金的大小、形狀。結果每個和尚捏出的泥塊都不相同。李德裕即把原來指控、做證的和尚都抓起來嚴審，和尚們只得承認誣陷罪行。

（本文摘自郭建著《法律與人心：古代法官的判案智慧與社會治理》，團結出版社，2026年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