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從傳統到現代：中國近現代教育的源流與變革

中國近現代教育如何實現從傳統向現代的深刻轉型？這一轉型又何以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從明清商業教育的獨特精神，到留美學生與早期現代化深度鏈接；從同光年間的翰詹大考與人才選拔，到智力測驗在近代教育中的引入；從晚清官立學堂的制度建構，到戰時大學的治理困境與突圍……這些議題共同貫穿著一條核心線索：教育變革如何塑造近代中國，而中國自身的教育傳統又如何在與西學的碰撞、調適與融合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2026年4月11日至12日，由上海交通大學檔案文博管理中心、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教育史工作坊“從傳統到現代：中國近現代教育的源流與變革”在徐匯校區召開。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三十余位學者齊聚一堂，圍繞教育制度、知識轉型、大學治理、教育家群體等議題展開深入研討。

與會學者合影

上海交通大學檔案文博中心主任曹永康教授主持開幕式，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管海兵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校史研究分會理事長、華東師范大學檔案館館長湯濤教授分別致辭。管海兵教授強調校史與教育史研究對于傳承“求實學、務實業”宗旨、弘揚西遷精神、服務國家戰略的重大意義，是理解當下、展望未來的關鍵。他指出，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源地之一，上海交通大學見證并深度參與了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本次工作坊旨在深化交大校史與教育史的交叉研究，推動兩者深度融合，將為新時代教育改革提供歷史智慧與理論支撐。湯濤教授強調了教育史和大學史研究的互補性，提出未來研究的三個方向：從“制度史”向“生活史”轉向，關注具體生命經驗；從“國內視角”向“跨國流轉”轉向，關注全球知識流動；從“以史鑒今”向“當代價值”轉向，回應時代關切。

隨后進行的主旨報告環節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蔣勤教授主持，四位專家學者呈現了從明清到近代、從制度到觀念的多維圖景。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以“明清中國的商業教育以及商業精神”為題，通過梳理16世紀以后中國出版市場上涌現的大量“商業手冊”，揭示明清時期商業知識如何從口傳走向寫、刊，商業教育如何形成體系，以及商人精神如何在儒家倫理之外發展出獨特的“賈道”。

邱澎生教授將這一時期的“商業手冊”分為商業旅行地圖（如明代黃汴所輯《一統路程圖記》）、行商注意事項（如明代徽商程春宇所輯《士商類要》）、坐賈經營守則（如清代吳中孚《商賈便覽》）、手工業經理手冊（如清代范銅《布經》）四大類，探討其不同特色。他著重分析了吳中孚《商賈便覽》傳遞出的“中質者，學工商”之觀念以及“大富由命，小富由人”的財富觀，帶領讀者從中窺見明清時代的商業教育理念及商業倫理，探析這一時期中國商業與社會的互動關系。

《士商類要》中的九邊總圖

報告引導聽眾反思長期以來圍繞“中國為何未能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韋伯式命題。邱澎生教授指出，明清商業書確實不像新教倫理那樣懷有“營利與仁義之間的矛盾苦惱”，但這并不意味著商人精神的缺失；恰恰相反，明清商人通過務實的手冊、傳抄的布經、同鄉會館的講習，發展出了一套嵌入具體社會經濟結構中的“賈道”。例如，蘇州棉布業中的三類“賈師”（看白布、看缸水、售賣）分別面對農戶、染坊、中小盤商人等不同對手，這種精細化的分工與管理知識，早已超越了簡單的品德說教。最后，邱澎生教授提出應在全球比較的視野下審視商業與道德互動關系，并指出應看到不同地區的市場演化，以一種不卑不亢的態度來看待中國的市場經濟演化。

邱澎生教授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梁晨教授的報告題為“留學生與中國早期現代化芻議——以清華留美生為中心的考察”。他指出，過去對留學生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名人個體，如胡適、竺可楨等人物研究成果斐然，而群體研究仍有極大的空間；過去對留學群體重在考察學業，而疏于對職業的長期追蹤。當前數字技術及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為上述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梁晨教授展示了研究團隊所構建出的數據鏈較為完整的民國清華留美生職業數據庫。量化分析各階段職業數據發現，清華留美生很好地溝通了教育、實業等業界，體現出“產學結合”的職業特色，在興實業、育新材等方面推動中國早期現代化，幫助中國高等教育和輕重工業逐步擺脫外國人才和技術支配，部分實現了從依靠外力培養人才到國人主導現代化建設的留學目標。

梁晨教授指出，通過數據庫動態觀察清華留美學生的職業發展，得出的結論與此前的一些固有印象頗有出入。例如有觀點認為，近代中國產業落后，留學生所學的先進專業回國后并無用武之地，往往只能在大學教書。但事實上留美學生的職業發展注重“產學并重”與“產學結合”，大學教員與實業界的交流也遠比想象中頻繁。

梁晨教授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聘副教授韓策從“翰詹大考與晚清政情”切入，揭示科舉之外的翰林考核如何影響高層政治生態與人才流動。尤其是，通常情況下六年左右舉行一次的翰詹大考，在晚清同光數十年僅舉行了三次，且最后兩次間隔十九年之久，為乾隆以來最長。這一時期的翰詹大考為何有此“異變”，其中包含著怎樣的政治意蘊，帶來何種政治影響，是這一研究的核心關切。

韓策教授指出，清代翰林群體是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最精英人才。他們既是內外高官的重要儲備，也是科舉考官的主要來源，還代表著清流文化風尚。翰詹大考就是針對翰林群體而設計的甄拔、考核制度，是皇帝用人、清流升遷和官場流動的一大機制，廣受朝野關注。盡管流行“翰林怕大考”的說法，但追求上進的年輕翰林也往往翹首期盼大考。

晚清同光時期翰詹大考的異變，反映晚清高層政治權力的演變。從乾綱獨斷的皇帝親自主考，到光緒皇帝即位后由恭親王代為命題，主導黜陟，再到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權力交接，考與不考、何時考、由誰來考，每一個環節都成為權力博弈的晴雨表。這一制度的變異，不僅改變了翰林群體的升遷軌跡，也映照出晚清皇權運作的微妙轉向。

韓策教授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林則以“游移的標尺”為題，聚焦近代中國連續發行時間最久、影響最大的教育專業刊物《教育雜志》（1909—1948），勾勒出20世紀前半期智力測驗在中國引入、調適、實踐與反思的縮微圖景，展現了“科學化”教育測量在跨文化流動中的復雜歷程。

《教育雜志》

李林教授指出，現代智力測驗發軔于1905年法國比納—西蒙量表，后經美國推孟修訂并引入“智力商數”算法，各國接續修訂和推進，成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探索之一。以陳鶴琴、廖世承、陸志韋、吳天敏為代表的中國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積極譯介并修訂量表，使之適用于中國本土情形，并在《教育雜志》上持續討論其原理與方法，推動了“標準測驗運動”在中國的展開。然而，這把測度心智的“標尺”也始終在游移。對于外來方案，中國學者并非全盤照搬，而是對其文化適用性、題目設計與實施測驗等提出質疑與修正。《教育雜志》既登載大量引介文章，也保留了反思之聲。

在拓展討論部分，李林教授提示各類智力測驗至今尚在延續，有其價值，也有限度。從歷史角度審視，尤其應當留意傳統智力測驗在追求標準化、可比較的同時，簡化了人類心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以“差值”代表“差距”，可能遮蔽了多元“差異”。而在人工智能時代，AI已在傳統測驗項目上逐漸超越人類均值，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智力”與“智慧”的本質問題。

李林教授

主旨報告之后，與會學者分兩組展開專題報告與深入討論，分別聚焦“教育轉型中的制度、文本與地域”“時局變動中的大學應對”“知識變革視域下的教育發展”“政學之間的教育家個體與群體”以及特別專題“盛宣懷與近代中國近代教育研究”，最后由上海交通大學檔案文博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歐七斤主持閉幕式并作學術總結。歐七斤研究員表示，本次會議延續前兩屆工作坊所確立的學術傳統，為歷史學、教育史、校史研究學者提供高質量的交流平臺，今后將繼續拓展研究視野，依托檔案文博資源與歷史學科優勢，推進大學校史界、歷史學界、教育史學界的持續對話與跨領域合作。

與會學者在討論中指出，教育史研究的傳統路徑，大致以思想、制度、精英人物為主軸，輔以辦學成就的討論；又或遵循學科史的路徑，重點關注文史哲學、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工農醫科的關注不夠。近年來，教育史研究更加回歸教育本身，社會服務的邏輯、知識傳播的機制、教育評價的科學化與本土化調適等議題日益受到重視，這一點在本屆工作坊的議題中有所體現。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突飛猛進的當下，教育史領域中的諸多課題本身就包含大量結構化數據，如科舉錄、學生檔案等，為量化分析與AI輔助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優勢條件。本屆工作坊中，亦有多項研究在量化數據庫及人工智能的應用方面做了深入的嘗試。

時值上海交通大學130周年校慶，會議期間，與會學者還參觀了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新校史博物館、黨史館及英烈館，在實物與檔案中感受百年學府的歷史積淀。會議展示了中國教育史研究的前沿成果，更在“從傳統到現代”這一總議題下，推動了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科技史等多學科的深度對話，推進了我們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源流與變革的理解，亦是對當代教育改革與大學精神傳承的有力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