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胡適和陳獨秀的分道揚鑣

《炎黃春秋》雜志(2008.1)發表邵建《胡適與陳獨秀關于帝國主義的爭論》(簡稱‘邵文’)。邵文說：1925年，陳獨秀反對帝國主義而胡適不承認有帝國主義。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

這個八十年前的“舊聞”，對孤陋寡聞的我來說，是一條聞所未聞的“新聞”，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掌故：一、最早的改革開放思想；二、反帝運動的歷史來歷。八十年前的外交形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但是只派華工不派軍隊。戰后1919年舉行“巴黎和會”，訂立《凡爾賽條約}。中國參加和會，派出的代表有北洋政府的陸徽祥、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以及國民黨廣東軍政府的王正廷。(當時南北兩個敵對政府合作對外)。

《凡爾賽條約》不顧中國的反對，規定把德國侵占的膠州灣、膠州鐵路和山東各種權益，轉讓給日本。日本乘歐美無暇東顧，急于獨吞中國，給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密約，強迫同意，內容有：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日本在南滿和內蒙有廣泛特權，中日合辦警察和兵工廠，日本在中國有建筑鐵路和公共工程的優先權等等。

巴黎和會的不利消息，加上“二十一條”密約的泄露，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全國罷課、罷工、罷市、大游行。這就是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中國代表在激昂的民氣支持下，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美國也對《凡爾賽條約》不滿，美國代表簽了字，美國國會拒絕批準條約。1921年，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解決遠東和太平洋問題。

1922年訂立《九國公約》和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限制日本太平洋海軍，維持美國太平洋海軍的優勢；日本把膠州灣和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歸還中國，將膠州灣地區開辟為商埠，實行“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各國有同樣的通商權利；日本放棄“二十一條”密約，尊重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

日本當然非常不滿，但是當時日本無力反對。關于華盛頓會議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評價。其一，認為門戶開放便利美國侵略中國，使中國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列強公共殖民地，這是美國的侵華策略。

其二認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列強放棄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有利于中國。孰是孰非，今天能冷靜思考了嗎?歷史道路的崎嶇曲折國民黨北伐勝利，統一了軍閥割據的中國。但是，共產黨勢力日益壯大。日本占領東北、準備侵吞整個中國。內憂外患不能同時解決。國民黨決定先消滅共產黨，然后抗日，“攘外必先安內”。

共產黨和革命群眾認為，大敵當前，怎能自相殘殺，要求“全國團結、一致攘外”。國民黨正在全力“剿共”的時候，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扣留蔣介石，逼迫國民黨立即抗戰。親美、親蘇，東西搖擺，一波三折。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親美，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幫助了中國，抗日戰爭中美國給中國的幫助更大。

1949年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大力宣傳向蘇聯—邊倒，“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口號震耳欲聾，不僅政府反美，群眾也在政府的號召下反美。

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國以“九評”強烈批判“蘇修”，中蘇幾乎兵戎相見。尼克松來華，中美建交；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訪美。留學以美國為首選，出口以美國為主要去處。最早的改革開放思想邵文說：華盛頓會議之后的1923年，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發出指示，“要堅持我們早先采取的立場即中國的中心任務是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走狗”。陳獨秀當然奉行共產國際的指示。

胡適認為，當時外交形勢好轉，在這個時候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并以美國為重點，無法理解。邵文說：胡適在1922年《努力》雜志上發表《國際的中國》，提出了最早的近似“改革開放”的思想。胡適認為，“華盛頓會議之后，因帝國主義而造成的侵略危機不是更嚴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轉化了”。

他說：“老實說，現在中國已經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緊要的是同心協力地把自己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后，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大部分可以自然解決了”。胡適贊成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開辟商埠，發展中外貿易，歡迎外來投資。他說，“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希望所在國家享有安寧與統一。我們并不想替外國的資本主義作辯護，但是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統一，實在不下于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統一”。邵文說：胡適這種思想跟六十年后的“改革開放”頗多近似之處。開辟商埠近似建立特區，歡迎外資近似接受外包，不談反帝近似不談性社性資。

胡適的“哪有帝國主義”論，“國際的中國”論，可說是最早的“改革開放”論。可惜太早了，太超前了，在當時只是一聲空谷長嘯，沒有回響。胡適超前了一個甲子。反帝運動的歷史來歷反帝主要是反美。中國原來有親美傳統而沒有反美背景。新中國成立之后，突然變成激烈的反美國家。這是什么緣故?邵文初次提出這個問題，也初次給了答案。第—次世界大戰，俄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不幸慘敗。1917年，列寧的共產黨掀起“十月革命”，奪取政權，退出戰爭，對德割地賠款。德國投降后，蘇聯不能參加“巴黎和會”，因為它已經中途退出戰爭。

蘇聯成立第三國際，掀起世界革命，企圖消滅整個資本主義但是在歐洲十分孤立，只有到亞洲來擴展革命。中國是最理想的對象，“國際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

在中國，蘇聯—手聯絡共產黨，一手聯絡國民黨，推進了中國的不斷革命。國民黨北伐成功，共產黨內戰勝利，都得到蘇聯的重大援助。。邵文說：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派代表參加蘇聯召集的“遠東被壓迫民族國際大會”(1921在莫斯科舉行)。

中共代表張國燾說：“(蘇聯駐華代表)馬林正式通知我參加大會，反對列強的華盛頓會議”；“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反帝國主義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張國燾說，“當時—般人還不知道帝國主義為何物，甚至像胡適這樣的著名學者也認為帝國主義是海外奇談。經過中共宣傳和出席會議代表們的多方介紹，‘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不久成為人所共知；不管后來中國革命起了些什么變化，這把‘反帝國主義’的火放得確實不小，它燒遍了東方各地”。邵文說：莫斯科會議是跟華盛頓會議對著干的，這是20世紀蘇美對立在國際擂臺上的第一次表現。在華盛頓會議客觀上作出對中國有利的決議時，中國本土卻掀起了反美的浪潮。這次莫斯科會議，國民黨也派代表(張秋白)參加。于是，蘇聯的反帝策略直接貫徹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綱中。

邵文說：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過去指排滿，后來改按蘇聯意圖作了新的解釋。蘇聯駐中國代表加拉罕向蘇聯報告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已按共產國際申明的精神解釋，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容許少數民族自決，也就是讓蒙古獨立。蘇聯的革命思想逐步滲入中國青年。1920年，蘇聯西伯利亞當局在向共產國際的匯報中說：“我們的上海分部利用這種影響對學生革命運動實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同時試圖使學生運動從思想上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團體和商人團體劃清界限，因為這些團體依靠民主美國；針對美國，我們提出了社會革命面向勞動群眾的方針；我們跟最激進的一部分學生一起,對在美國受教育的民主學生團體，作思想斗爭”。蘇聯代表索科洛夫給蘇聯的報告中說：“主要是廣州政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這場革命最終會把中國拋向協約國的敵人陣營”。

邵文說：把孫中山的中國作為反美的工具；以所謂民族革命，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敵人；蘇聯操縱中國革命，說得如此赤裸裸，如此真實!邵文說：我們要等到1990年代，在俄羅斯公開原蘇共中央大量檔案之后，才窺知其中有見不得人的秘密。當年的胡適、陳獨秀、孫中山，都沒有見到今天公開的蘇共檔案，他們不可能明白其中還有深藏的奧秘。邵文說：歷史的詭異在于蘇聯策動中國反帝，然而，1920年代，蘇聯對中國來說，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國主義。

這一年，蘇聯紅軍進入蒙古，使蒙古脫離中國，成為蘇聯的殖民地。中國在領土上，回歸了山東，丟失了蒙古。蘇聯成功了，美國成為中國一個世紀的敵人。胡適和陳獨秀的分道揚鑣胡適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旗手。胡適首先發動文學革命，改文言為白話。陳獨秀積極響應，并把文體解放擴大為思想解放。兩人共同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奠定“民主與科學”的基石。可是，從文化革命進入政治革命的時候，兩人分道揚鑣了。

陳獨秀皈依馬克思主義，創立從屬于蘇共的中共，不幸墜入托派噩夢。

胡適堅持美國式民主孤立獨行，百折不撓。他說的“哪有帝國主義”這個警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認為，華盛頓會議保證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久廢除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收回租界以及海關和鹽務的管理權；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經結束半殖民地的狀態這時候應當抓緊時機，建設國內的政治和經濟，不應當去追隨蘇聯搞世界革命。

陳獨秀認為，華盛頓會議是宰割中國的會議，中國面臨進—步殖民地化的危險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更加緊張了。

胡適的資本主義建國觀，跟陳獨秀的社會主義建國觀，南轅北撤，迥然不同。歷史的是非，久而愈明，真理等待時間來檢驗。

（作者：周有光 時間：2008-03-05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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