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千年古城出土漢字申遺失敗，指責中國奪走他們文化，無恥至極

公元538年的春天，百濟王城泗沘附近，江水剛剛解凍。史書記載，當時的百濟圣王下令在國都北面修筑長城式羅城，要把京畿之地牢牢圈在防御體系里。沒想到一千四百多年后，這道羅城會因為幾塊瓦當、幾枚金屬活字，再次被推上東亞輿論的風口浪尖。

現代的扶余郡，在許多韓國人眼里，一直是“百濟文化搖籃”的象征。百濟滅亡已久，但關于這片古都的想象從未中斷：王城在何處，宮殿怎樣布局，百濟究竟有多少自創的文明成果，這些問題，既屬于考古學，也被賦予了強烈的現實寓意。

有意思的是，真正讓扶余羅城在國際上被頻繁提起的，卻不是城墻規模有多宏大，而是從城墻附近的遺址里，挖出的一批扎扎實實的漢字遺物。出土瞬間，本來寄托著韓國考古界巨大申遺期望的古城，變成了一個讓韓國輿論頗為尷尬的現場。

這種微妙情緒，是理解這場“申遺風波”的鑰匙。

一、漢字從土里鉆出來，打亂了既定劇本

扶余羅城在韓國史書中的名字并不陌生。根據《三國史記》記載，百濟圣王在公元538年遷都泗沘，也就是今天的忠清南道扶余郡一帶。為了鞏固首都防御，修建了規模龐大的羅城，環繞都城，長達八十余公里，堪稱當時百濟的國家工程。

從工程量來看，這座羅城不僅是軍事設施，也是百濟王權的“面子工程”。韓國學界長期認為，這里能集中展示百濟的建筑技術、城防理念以及所謂的“百濟式美學”。于是，在現代申遺熱潮中，扶余羅城自然成了重點項目。

考古發掘從二十世紀末開始，進入二十一世紀后，韓國文化財廳和地方政府持續投入，尤其是北門一帶，被寄予厚望。韓國不少學者、媒體公開表示，希望能從這里發掘出大量“具有百濟特色、自主原創”的文物，以凸顯其與中國同時期城郭的差異，從而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增加籌碼。

然而，試圖凸顯“差異”的挖掘行動，意外挖出了“共通”的證據。

在北門遺址附近，一批瓦當、磚塊和金屬活字陸續出土。瓦當上刻著工整的漢字，有的是紀年，有的是工坊名號，還有的是祝福吉語。更令韓國學界無法回避的是，那些金屬活字上，赫然也是標準漢字，而且字形成熟、結構規范，不是隨手刻畫的符號，而是已經形成體系的金屬印字。

現場的考古報告顯示，這些金屬活字使用痕跡明顯，不是祭祀用品，更像是當時印刷或蓋章用的實用工具。這意味著，在百濟王都，使用漢字不僅是書寫行為，甚至延伸到了早期印刷、鈐印領域。

這一發現極大沖擊了韓國國內多年來構建的敘事：韓國長期強調金屬活字印刷術為其自主發明的文化成果，尤其是朝鮮王朝的《直指心體要節》，常常被用作“世界最早金屬活字印刷品”的代表符號。如今，在百濟遺址中發現帶有漢字的金屬活字，時間上至少要早于朝鮮王朝，給人留下的印象就十分微妙——技術路徑似乎比宣傳的更復雜，也更接近東亞共同文化圈的整體發展。

這時，扶余羅城的身份悄悄發生了變化。對韓國申遺團隊來說，它原本被當作“證明百濟文化獨創性”的王牌，結果眼前的考古材料卻不斷提醒：百濟時代，漢字已經深入這個政權的行政和文化肌理，羅城是百濟的，但文字體系的源頭卻在中國。

二、百濟的“漢字臉面”，本就是國家自覺選擇

如果把視線從挖掘現場移向史書，就會發現扶余羅城出土漢字，并不是什么“驚天新發現”，反而有點“印證常識”的意味。

公元538年，北方的中國正處于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武帝在位。百濟與梁朝交往頻繁，《梁書》《南史》中都有關于百濟遣使、奉表、獻方物的記載。百濟通過向梁朝稱臣納貢，在政治上換取承認，在文化上則主動引進中原制度和禮制。

梁朝的經典著作，五經、史書，以及與禮儀、律令相關的文獻，經由使節、譯官和僧侶傳入百濟國都。這些典籍，很快成為百濟貴族子弟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會讀會寫漢字，在百濟上層社會，不僅是知識水平的標志，更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征。

百濟王室對漢字的態度并不矛盾。對內，漢字是統治工具；對外，漢字是通行證。行政命令、軍令文書、外交信函，幾乎一律使用漢字書寫。寺廟碑刻、墓志銘中，也常常能看到相當精致的漢字碑文。可以說，沒有漢字，就沒有百濟與當時東亞其他國家之間的有效溝通。

更值得注意的是，百濟并不滿足于“照搬”，而是在吸收過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百濟貴族熱衷于用漢詩表達情感和政治立場。會寫詩，會用典，讓他們在與梁朝使者、日本使節接觸時，更容易獲得“文明國家”的承認。

從考古角度看，扶余羅城出土的漢字瓦當、金屬活字，不過是這一歷史事實的物證之一。羅城作為國都防御體系的一部分，周邊自然會集中大量官方工坊和行政建筑。工匠在瓦當上刻字標記工坊來源，官署在文書上鈐印金屬字印章，這些都再正常不過。

有意思的是，這種本來十分正常、甚至可以說讓百濟王室驕傲的文化吸收行為，在當代的部分韓國輿論中，卻變成了難以輕松面對的話題。原因很簡單：只要承認百濟時期對漢字、對中原文化的大量吸收，就很難再把今天的文化形象，包裝成一個完全自成體系、與旁邊文明“涇渭分明”的存在。

三、申遺受挫后“甩鍋”，暴露的其實是焦慮

圍繞扶余羅城的申遺行動，韓國投入不小。地方政府修繕遺址、完善展示設施，配合國家層面的申報資料準備，希望能把這片百濟古都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成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韓國古代文明代表”。

在申報材料中，韓國方面極力強調百濟在東亞文化傳播中的“橋梁角色”，也提到了與中國、日本之間的交流，但著重筆墨仍在“百濟文化獨特性”上。這種寫法在國際申遺項目中并不罕見，畢竟“突出普遍價值”中確實包含“獨特性”這一充分條件。

問題出在具體評審環節。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累積，羅城遺址中漢字文物占比較高的事實，很難在評審報告中被忽略。一座城，建筑方式、布局理念可以有本地特色，但城中的文字系統、行政符號卻清晰指向了一個更大的文化源頭。這就讓所謂“完全獨立的百濟文化體系”說法顯得底氣不足。

申遺結果不盡如人意之后，韓國輿論中出現了一種令人側目的聲音：有人開始把矛頭對準中國，稱中國在國際上“過度強調自己是東亞文化源頭”，影響了百濟相關遺址的申遺空間，甚至有人指責中國“搶走了屬于韓國的文化”。

這類說法邏輯上其實相當別扭。扶余羅城的城墻在韓國境內，遺址也由韓國管理，考古工作也是韓國主導。問題只在于，這座城反映的歷史事實，離不開當時百濟與中國南朝的密切聯系。把“漢字出土事實”等同于“中國搶走文化”，多少顯得有些焦躁。

對照其他國家在類似問題上的態度，差異就比較明顯。日本在奈良、飛鳥地區的遺址中，同樣出土了唐代風格的建筑構件、佛像和大量漢字文書，但日本學界和官方普遍將之視為“奈良時代積極學習唐文化”的實證。越南北部的漢字碑刻和唐宋時期建筑遺存，也被納入研究范圍，強調的是“本地在吸收中形成了自己的表達”。

相較之下，韓國在扶余羅城問題上的部分輿論表現，顯得格外敏感。出土漢字被視作“申遺障礙”，而不是“文化交流證據”。申遺不順，便轉而在輿論場上質疑中國“搶話語權”，這種把學術問題、歷史事實迅速拉向民族主義解讀的傾向，不得不說折射出一層不容易被正面承認的焦慮——一旦公開承認百濟對中原文化的依賴，就擔心會削弱今天在國際上強調“文化獨立性”的論述。

更讓外界疑惑的是，這種情緒，并不局限于個別媒體，而是與韓國近幾十年來推行的“去漢字化”政策隱隱呼應。

四、刻意“去漢字化”，讓扶余羅城更像一面鏡子

上世紀后半葉以來，韓國社會在語言文字政策上，逐步推動以諺文為主、漢字弱化甚至退出公共空間的方向。街牌更換為全諺文，教科書中大幅刪減甚至取消漢字教學，年輕一代能認識的漢字寥寥無幾。

表面上看，這種做法提高了民族語言的辨識度，強化了所謂“韓文獨特性”。可從歷史角度來看，卻埋下了文化傳承的隱憂。

百濟、新羅、高麗、朝鮮王朝留下來的大部分文獻，幾乎清一色是漢字文書。無論是官修實錄、律令制度，還是家族譜牒、寺院典籍，全部依賴漢字來記錄。去漢字化之后，大量年輕人面對這些原始史料，只能依賴翻譯本。翻譯固然有必要，但畢竟隔了一層。如果缺乏足夠的古文字功底，連核對原文的能力都不具備，就很難說真正掌握了對自己歷史的解釋權。

學術界的無奈，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點。韓國高校中，研究古代史的學者通常需要額外花時間系統學習漢字、文言和古文獻學，這本來是基礎工具，卻成了“小眾技能”。久而久之，研究本國古代歷史反而要在工具層面向外求助，這種狀況在東亞文化圈內多少顯得有些尷尬。

在這樣的環境下，扶余羅城里那些從土里挖出來的漢字文物，就變成了一面不太好直視的鏡子。一旦正視它們，就必須承認：在百濟時期，漢字不僅普遍存在，而且處于極高的制度層級，是政令、典章、禮儀乃至信仰表達的核心媒介。

對于一些強調“純粹韓文化”的輿論來說，這顯然與其既有敘事不太相符。于是，出現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局面：原本可以成為“尋根”契機的考古發現，被部分聲音視作“影響民族文化獨立形象的證據”，需要從敘事中被淡化、被重新解釋，甚至干脆轉向外部“甩鍋”。

這種反應，與其說是對歷史的客觀面對，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記憶上的主動切割。

五、百濟、梁朝與日本之間，那條清晰的文化鏈條

扶余羅城發掘出的漢字文物，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價值：它恰好置于一條清晰的文化傳播鏈條的中段。

從時間節點看，公元六世紀的百濟，正處于南朝梁文化興盛的時期。梁武帝以崇佛著稱，南朝江左的都城建康，在制度設計、佛教建筑、文人文化方面，都在當時東亞具有無可爭議的號召力。

百濟主動向梁朝朝貢，并不只是為了政治上的“冊封資格”。在隨后的幾十年里，百濟通過使節和僧侶，不斷從建康汲取新的文化元素。建筑工匠被派往中國學習城防設計、宮殿結構；僧侶帶回佛教經典和寺院規制；文士則抄錄經史子集，帶回國都，供王室及貴族子弟學習。

扶余羅城的出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城墻修筑技術、布局思路，難免參考了中原和南朝的經驗。而城中的行政體系，更離不開梁朝成熟官僚體系的影響。漢字在這里不僅是文字，更是制度的載體。

進一步看，百濟又在這條鏈條上扮演了“中轉站”的角色。大量研究表明，日本飛鳥時代的許多文化元素，特別是佛教建筑、禮儀制度以及文學樣式，大多通過百濟傳入。當時的百濟僧人、工匠、文士，不少都曾受訓于以扶余為核心的百濟王都區域，其文化底色，自然打上了濃重的中原烙印。

如此一來，扶余羅城中的漢字遺物，很容易被納入一個更大的研究框架：它既是百濟吸收梁朝文化的現場證據，也是百濟向日本傳輸文化的起點之一。無論從哪一端看，它都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貼上“本國獨創”標簽的孤立遺址，而是一段文明流動過程中的節點。

從這一角度出發，“中國搶走韓國文化”這種說法就顯得尤為薄弱。百濟當年向梁朝學習，梁朝文化在百濟轉化再傳向日本，這一鏈條在史籍和考古中都有明確證據。與其說誰搶誰的文化，不如說，這是一個相互影響、層層傳遞的過程。源頭在何處、中間環節由誰承擔、末端如何本地化，這些都可以在學術框架內討論，沒必要賦予額外的悲情色彩。

六、“給文化貼標簽”的申遺思路，難免與史實沖突

韓國近幾十年的申遺實踐，很有特點。端午祭、燃燈會、拔河、傳統醫書《東醫寶鑒》等，都相繼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或相關名錄。在這些項目的申報敘述中，一個常見做法，就是盡可能突出“韓國版本”的獨特性質。

這種操作從申遺技術角度看并不意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審標準中，對“獨特性”和“持續性”要求很高。申報方為了提高通過率，刻意弱化共同文化源頭，突出“與鄰國不同之處”，是一種現實層面的策略選擇。

問題在于，當這種申遺敘事，逐漸被一些人當成歷史本身，就容易出現認知錯位。扶余羅城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韓國方面申報時希望把它塑造為“百濟獨特城郭文化”的代表，但實地發掘卻不斷出土漢字文物，“獨特性”就不太容易說得圓滿。

這時，學術界與輿論場的態度就出現明顯分化。部分學者傾向于承認：百濟在城市建設與制度設計上，大量吸收了當時中國南朝的經驗，羅城遺址恰能說明這一點，有助于研究東亞古代城市發展。可在部分媒體和網絡輿論中，漢字文物被淡化、被重新解釋，申遺受挫被歸咎為“外部打壓”，以及“中國話語過大”等，歷史事實反而被退居次要位置。

這種“文化標簽化”的傾向，在區域文化爭議中表現尤為突出。無論是關于泡菜的命名，還是對傳統服飾、節慶的爭論，一旦進入輿論戰模式，原本可以在學術層面平靜討論的文化流變過程，就會被簡單粗暴地切割成“我方文化”“他方文化”的對立格局。

扶余羅城的漢字發現，之所以引起這么大情緒波動，不外乎觸及了一個敏感點：申遺敘述中的“純粹百濟文化”形象，與考古證據中的“深度中原化”現實之間存在明顯張力。要么調整敘述，承認百濟在東亞文化共同體中的角色；要么繼續維持既有話語框架，把矛盾轉嫁到“外部勢力”的身上。這種選擇，決定了接下來的輿論走向。

七、“源”和“流”之間，真正難以回避的問題

圍繞扶余羅城漢字文物的爭議，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一個更大的話題：如何看待文化的“源”和“流”。

在東亞，漢字長期扮演了類似“通用語”的角色。中國境內不同王朝，在不斷演變中形成了龐大而復雜的漢字文化體系。周邊國家在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引進漢字、吸收經典、學習制度，這在歷史上是極其普遍的現象。百濟、新羅、高麗、朝鮮，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越南的大部分封建王朝，莫不如此。

從邏輯上講，承認漢字源自中國，并不妨礙其他國家在使用漢字的過程中，形成本地特色。日本有自己的和制漢字和假名體系，越南曾經發展出字喃，朝鮮半島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諺文。源頭與流向之間，本可以是一種順暢的關系：源頭提供基礎，流向在此基礎上創新。

遺憾的是，一旦出于現實政治考慮，刻意強調“文化完全自主”，就很難平和對待這一關系。扶余羅城申遺失敗之后出現的“怪罪中國”聲音，其實并不是簡單的情緒宣泄，而是對“源”的存在感到不安。一旦承認漢字源頭，承認百濟與中原文化的深度連接，就擔心會削弱自身對文化解釋權的控制。

對外指責中國“搶文化”，在這種語境下，就變成了一種轉移視線的手段。把本該屬于學術討論范疇的“源流關系”包裝成“文化爭奪戰”，既能刺激民族情緒，也能暫時繞開對內部文化政策——比如去漢字化——的反思。

從扶余羅城的漢字瓦當和金屬活字上看，百濟當年的選擇其實非常清楚：為了參與當時東亞文明圈的運行，主動使用漢字，主動學習中原制度，這是一種現實而理性的決策。今天再回頭看這些文物，很難說誰“搶”了誰的文化，更合理的說法，是百濟在當時的文明網絡中做出了主動的文化選擇。

考古現場不會說話，但出土文物組成的時間線，不會因人為的情緒而改變。公元六世紀的百濟，用漢字寫下自己的制度和記憶，這個事實，扶余羅城已經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