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民營醫院宣布停診！院長：交不起房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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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北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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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天津市河西區津天兒童醫院通過其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則《停診退費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停止診療服務，不再接收新患者。這家成立于2018年5月、注冊資本500萬元的綜合性兒童醫院，匯聚了二十余位兒科專家，卻在運營近六年后走向了停診的結局。

翻閱企查查及相關裁判文書，津天兒童醫院的停診并非突如其來。早在2018年7月，醫院與房東天津某進出口有限公司簽訂了長達十年的租賃合同，承租五礦大廈裙樓一、二層共1718平方米。

合同明確約定了“租金連年遞增”條款：第一期年租金219.47萬元，第二期遞增3%至226.06萬元，第三期遞增4%至235.10萬元，第四期遞增5%至246.86萬元。

連年上漲的租金疊加疫情沖擊，醫院的資金鏈逐漸吃緊。即便2022年雙方達成疫情期間房租減免協議，免收了半年租金，醫院仍不堪重負，最終不得不將承租面積從1718平方米大幅縮減至368.32平方米。然而，退租并未徹底解決矛盾，雙方于2026年3月11日再度對簿公堂。

津天兒童醫院的遭遇絕非孤例。房租，這一看似基礎的運營成本，正逐漸成為懸在許多民營醫療機構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房租重壓下，民營醫院停診潮頻現

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的“欠租風波”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典型案例。

這家成立于2012年、由李亞鵬等人倡導發起的中國第一家民辦非營利兒童醫院，曾完成超過11000例唇腭裂手術。2020年原有租約到期后，房東將續約租金從最初的每月38萬元大幅上調至每月80萬元，漲幅超過一倍。

自2022年1月起，醫院因無力支付高昂的租金而開始違約，截至2025年9月，累計拖欠租金及物業費超過2668萬元。2025年3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一審判決醫院騰退房屋，并支付拖欠費用共計約2600萬元。

嫣然醫院回應稱，欠繳的是2020年以來上漲一倍租金的部分，醫院目前可以維持正常運轉，但無力支付高于市場價格一倍的超額部分。一場公益性質的醫院，就這樣被高額租金逼到了生死邊緣。

房租這把利刃同樣刺向了其他城市。在重慶，康盾醫院的4000平方米場地租金從早年的七八萬元暴漲至14萬元，加之人力成本翻倍，導致醫院連續數月發不出工資。

該院負責人孫某無奈地表示：“很多民營醫院都是租房開醫院，房租占了利潤的很大一部分，房租的逐年增長，給醫院帶來了很大的負擔。”

另一家民營醫院負責人唐某也坦言：“在公立、民營醫院之間的雙重競爭下，業務量不增加，而人力成本和房租不斷上漲，醫院很難生存下去。”

西南地區同樣傳來哀鳴。2025年12月，仁懷濟福緣綜合門診部因“房租過高、經濟壓力大”向當地衛健局申請停業。在貴州仁懷這樣的小城市，房租已然成為壓垮一家門診部的直接原因，可見問題之普遍。

放眼全國，數據觸目驚心。截至2025年6月，全國已有1247家民營醫院關閉，較2023年同期暴增163%；2020年以來，累計已有2000多家民營醫院破產關閉。

在這些數字背后，有多少是被連年上漲的房租逼入絕境的，恐怕只有醫院經營者自己最清楚。

民營醫院的困境，房租只是冰山一角

房租上漲固然是直接誘因，但深入剖析便會發現，房租只是壓垮駱駝的諸多稻草中較為顯眼的一根。民營醫院面臨的，是一場由多重成本擠壓構成的系統性生存危機。

從成本結構來看，大多數民營醫院采用租房形式，對民房、學校、商業寫字樓等進行改建，配套設施及水電費用均按商業用地計算，使得醫院從一開始就背負了沉重的運營成本。

行業數據顯示，租金成本占民營醫院營收的比重普遍超過15%，部分高端專科機構甚至達到22%，遠超行業警戒線。

以成都一家倒閉的民營婦科醫院為例，1000平方米的底商租金從2019年的80萬元飆升至2024年的120萬元，房租竟占到了總運營成本的30%。

人力成本的飆升同樣令人窒息。同樣是成都這家醫院，主治醫生年薪從30萬元漲到45萬元，而藥品耗材進價居高不下，毛利率從40%暴跌至20%。民營醫院為爭奪醫療人才不惜砸下重金，但高級職稱人員占比仍不足公立醫院的三分之一，人才流失率卻高達公立醫院的2.5倍。雪上加霜的是，民營醫院議價能力薄弱，耗材成本占比高達運營成本的30%至50%，卻無法獲得廠商的價格折讓。

醫保政策的變化則構成了另一重壓力。2024年DRG/DIP付費改革擴至全國，民營醫院收治的常見病種報銷比例下降15%，曾經盈利的手術項目如今可能倒貼。

與此同時，醫保監管趨嚴。2024年國家醫保局飛行檢查追回違規醫保資金275億元，罰款金額動輒數百萬元起步。大多數民營醫院對醫保的依賴程度驚人，據《2019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統計，2018年醫保收入占非公立醫療機構收入的比重超過70%。一旦失去醫保定點資格或面臨大額罰款，民營醫院的資金鏈極易斷裂。

將所有這些成本疊加起來：房租連年遞增，人力成本持續攀升，藥品耗材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醫保控費和監管日趨嚴格，而患者數量和客單價卻未必同步增長。

當“營收增長跑不贏成本漲幅”成為常態，民營醫院便陷入了“越干越虧”的惡性循環。正如業內人士所指出的，“房租漲得比營收快”是許多民營醫院的共同痛點。

何以解憂？

面對房租高企和多重成本擠壓的嚴峻形勢，民營醫院正在困境中尋找突圍的方向。是繼續硬撐，還是主動求變？答案似乎越來越清晰。

西安曲江婦產醫院的教訓尤為深刻。這家曾被冠以“西北最貴產房”稱號的高端婦產醫院，因長期拖欠房租被房東西北有色地質研究院起訴并申請破產清算，院方拖欠員工薪資長達三至七個月，消費者預付款無法退還。

這些曾以高端服務聞名的明星醫院，在擴張時期豪擲資金投入新院區建設、簽訂長期租賃和設備融資租賃協議，當不可控因素沖擊導致營收腰斬時，擴張性投入便演變為債務絞索，逐步絞殺經營現金流。

南京華世佳寶婦產醫院的案例則揭示了盲目多元化的危險。該院將觸角伸向醫美、產后休養、嬰童攝影等14個衍生領域，2000平方米的普拉提中心和孕婦學校每天消耗著巨額租金，醫護人員被分散到非醫療崗位，最終因經營困難欠付大額房租，難逃注銷命運。

那么，民營醫院究竟該如何破局？行業觀察者和實踐者給出了幾條可供參考的路徑。

其一，重新審視選址與租賃策略。 與其擠在寸土寸金的商業中心，不如評估下沉至租金壓力較小的區域，或主動尋求購買自有物業的可能性，以規避租約到期后租金暴漲的風險。部分醫院也在探索與政府部門合作，爭取將醫療用房納入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從而降低用地成本。

其二，差異化定位與錯位發展。 在公立醫院覆蓋廣泛的常見病、多發病領域，民營醫院很難與之競爭。相反，康復護理、臨終關懷、精神心理等公立醫院覆蓋不足的領域，正成為民營醫院的藍海。

深圳某民營康復醫院專注卒中后護理，2024年床位利用率提升至85%，利潤率達到12%。浙江已有民營口腔連鎖機構通過商業保險直付實現轉型，種植牙項目商業保險覆蓋率達40%。

其三，通過聯合采購與數字化轉型控制成本。某上市健康集團整合旗下29家民營醫院需求，通過第三方配送平臺使單體醫院獲得集團級采購價，成本直降10%至20%。重慶某二甲醫院引入供應鏈管理系統后，有效降低庫存，削減了40%的人力成本。在利潤空間被不斷壓縮的當下，向管理要效益已成為必然選擇。

其四，爭取政策支持。 廣州市衛健委已明確提出“協助民營醫療機構解決用地用房保障、子女就學、醫保定點準入、稅收優惠等問題”。民營醫院應主動與地方政府溝通，爭取將自身發展納入區域醫療衛生規劃，獲得政策和資源層面的支持。

房租這把高懸的利劍何時落下，取決于每一家民營醫院的經營智慧與應變能力。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些能夠主動調整戰略、控制成本、找準差異化定位的機構，才有可能在這場殘酷的淘汰賽中存活下來。

而那些仍固守“重資產、廣覆蓋、靠醫保”舊模式、對房租和人力成本上漲無動于衷的醫院，注定將成為下一批關停名單上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