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賀龍戰友關向應去世，賀龍為滿足其愿望，給兒子取名“鵬飛”

1938年10月的冀中平原，夜風裹著塵土，一份急電被送進一二〇師前指，電臺里沙沙作響。賀龍把耳機遞給政委關向應，兩人幾乎同時讀出電碼，隨后對視一笑：“看來又得并肩硬拼一回。”那一刻，師部參謀才真切感到，這兩位首長的默契幾乎不用言語。

往前追溯十多年，關向應原本是大連碼頭上的學徒。1921年，一個日本工頭惡語辱罵工人，他揮拳相向，憤懣中喊出“咱中國人不是軟骨頭！”就是那股子不服氣，把他推到李震瀛創辦的工人夜校。1924年他被選送莫斯科勞動大學，回國后又在上海、武漢輾轉，成了骨干。彼時的賀龍已在湘鄂西鬧革命，兩人還不相識，卻都在摸索同一條路。

1932年初春，湘鄂西洪湖冰面初融。紅三軍迎來新任政委——個子不高、說話帶著膠東口音的關向應。賀龍打量這位搭檔，心里犯嘀咕：小個子行嗎？沒多久，兩人在石首一戰里并肩抄小路端了國民黨碉堡，賀龍服氣地拍他肩：“行啊，真有兩把刷子！”從此，“司令關起炮，政委找靶子”，成了解放區茶棚里的趣談。

1934年秋，木黃會師，紅二軍團成立。長征路上，大渡河、草地、雪山，槍彈與饑餓輪番壓上來。最難的那晚，兩人分一把炒麥子，賀龍嘟囔：“再苦也要硬挺。”關向應嘆口氣：“革命哪有不挨餓？總得有人先闖過去。”同行者記下這段對話，說像寒夜里的一道火光。

全面抗戰爆發后，一二〇師東渡黃河。寧武、神池七城接連收復，大青山的游擊根據地也被李井泉開辟出來。一年多里，賀龍管行軍打仗，關向應盯民運后勤，兩套齒輪緊咬。有人用湖南話同賀龍通電話，聽不懂，關向應在旁翻譯，“他讓你別守死陣，要機動”。幾句方言轉換，解了前線燃眉之急，可見默契之深。

1940年春，詩人蕭三深入晉西北采訪，他寫下一段筆記：“賀帥言多如鐵錘，關政委語緩似綿針，一急一穩，有趣得很。”其實，外人只看到表面，真正的難處在于日軍“蠶食政策”的壓力。1941年春夏之間，兩人調集地道戰、麻雀戰、分糧戰，硬是在晉西北守住種子和青壯。勝利不算轟轟烈烈，卻撐住了根據地的命脈。

可長期勞累的代價開始顯現。1942年冬，關向應在前線咳血，醫生診斷：雙肺空洞，必須靜養。黨中央拍板讓他去延安。他心有不甘，只留一句“身體垮了幫倒忙”，才踏上去寶塔山的窄道。臨行，兩人沒有長談，握手足足一分鐘。賀龍只說兩個字：“等我。”關向應點頭，轉身咳嗽猛作，背影在風雪里搖晃。

延安的醫療條件有限，每天不過一小碗奶粉補身。薛明常來探望，這位久經風浪的政委卻總念叨賀龍沒兒子。“他該有根獨苗。”一次，他把呼吸機摘下，斷斷續續地說：“岳鵬舉的‘鵬’，岳字的‘飛’，賀家輩份排‘學’，學鵬飛……不對，叫鵬飛！”薛明紅了眼眶，只好答應。關向應長舒一口氣，仿佛完成作戰計劃。

1944年9月28日，延安突降大雨，薛明產下男嬰。老區有“賀龍行水龍”之說，眾人打趣叫“小龍”。賀炳炎闖進產房大嗓門：“雨生，順口！”薛明輕輕搖頭，低聲提醒：“關政委早定了——鵬飛。”一屋子人這才安靜下來，誰也不好再爭。

關向應得知孩子已來人間，臉上浮現微笑。當晚他宣布停喝奶粉：“把這口給小家伙，孩子得長肉。”醫護急了，他擺手：“我熬過槍林彈雨，一點奶算啥？”話雖輕，卻讓在場青年衛生員掉淚。

1946年7月21日，延安傳來噩耗。關向應走得安靜，只留下幾頁病中筆記。賀龍接電報，沉默良久，對薛明講：“鵬飛，正名。”隨后揮筆寫《哭向應》，短短數百字，淚痕浸透。開頭一句“十五年同生死”，在場翻閱者心顫，不敢再讀第二遍。

此后數年，賀龍每遇新兵入伍，總會指著營房說：“那是關政委教我挖的防空洞。”旁人未必懂，但記憶已深埋。鵬飛漸長，家里少談“將來做將軍”的話題，唯獨那張泛黃信箋被放在木匣中央——上面寫著三個端正小楷：鵬飛名之，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