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提交了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其中對華定位發生重大調整——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被降級為“重要鄰國”。
分析人士指出,這意味著高市早苗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模糊空間已徹底消失,所謂的“戰略互惠”外衣被正式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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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公然聲稱,“臺H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這句話直接踩踏了中國在TW問題上的核心紅線。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首相如此公開地將中國內政與本國安全直接掛鉤,堪稱罕見挑釁。
中方隨即展開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加強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發布赴日旅游安全提示、在外交場合多次提出嚴正交涉。東京將這些反制措施悉數列入藍皮書,作為“中國單方面脅迫”的證據。
藍皮書中,日本還翻出了兩筆“舊賬”向國際社會“告狀”。
第一筆是“雷達照射事件”。據日方稱,2025年12月,中國海軍遼寧艦編隊在公海訓練期間,殲-15戰斗機對抵近偵察的日本F-15J軍機實施了雷達鎖定。日方稱之為“危險行為”。但軍事專家指出,公海訓練中的防御性雷達鎖定,在國際法框架內屬于正常應對措施,日方軍機抵近偵察本身才是事態升級的起點。
第二筆是“兩用物項出口管制”。2026年1月,中國商務部宣布加強對兩用物項對日出口管制,禁止對日本軍事用戶和軍事用途出口。日方在藍皮書中稱此舉“與國際慣例有顯著差異,對此絕不容許,深感遺憾”,并要求中方撤回。
將這兩件事寫入國家外交藍皮書,日本的目的很清楚:構建一套“中國脅迫日本”的敘事,將自己塑造成地區秩序下的“受害者”,而非臺海問題的“挑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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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藍皮書在降級對華關系的同時,強調日本“就對話持開放態度,未采取關上大門的做法”。這一表態在外交觀察家看來充滿矛盾。如果日方真心愿意對話,為何不先撤回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如果真想改善關系,為何在藍皮書中將責任全部推給中方,自己卻扮演“無辜受害者”?
這種一邊升級批評、一邊聲稱“愿意談”的做法,透露出高市政府的兩面策略:對內通過對華強硬鞏固保守派支持,對外則試圖以“開放姿態”搶占道德高地,將“不對話”的責任推給對方。
導火索在誰手中?
高市早苗辯稱其涉臺言論符合日本安保法框架。但問題的核心不是法律解釋,而是政治底線。臺灣問題對中日關系的敏感性,日方并非不清楚。將一個中國內政問題拿到國會公開炒作,并直接與日本的“存亡危機”掛鉤,這在中日關系正常化以來的歷史上極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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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在藍皮書中的邏輯鏈條是:中國對高市言論“反應過度”,采取了“脅迫性舉措”,因此日本被迫降級對華關系。但這個邏輯經不起推敲——是誰先踩了紅線?是誰先拿臺海問題在國會做文章?
正如北京外交部所言,中日關系當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謬論,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公憤。
從目前態勢看,中國的對日反制措施短期內不會松動。東京希望用“降級”來施壓北京讓步,同時以“愿意談”的姿態爭取國際輿論同情。但問題的核心始終沒有變:日方需要就其涉臺言論作出明確交代。
如果日本真心想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撤回錯誤涉臺言論是繞不開的第一步。藍皮書的“降級”操作,不過是高市政府為自己的挑釁行為找的一個臺階。而這道臺階通向的,未必是東京所期待的對話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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