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為和平而生

——專訪世界能源理事會秘書長兼首席執行官安吉拉·威爾金森

能源轉型要以系統思維、多方協同與對話合作來平衡能源安全，可負擔性與可持續性。

文/石杏茹 齊鐵健

3月，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席卷全球，能源化工產業鏈全線承壓。地緣已不再是屏障，能源供應的不穩定性愈發凸顯，世界能源格局正迎來深刻而劇烈的重構。

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重塑能源決策環境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能源的安全、可負擔與可持續?在北京的春日，世界能源理事會秘書長兼首席執行官安吉拉·威爾金森女士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圍繞全球能源治理、行業轉型、中國角色等核心議題，分享權威觀點，破解能源發展困局。

01

和平穩定是轉型核心前提

中國石油石化：安吉拉女士，您好!據悉，世界能源理事會即將發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議題調查》，將“和平與穩定”列為全球能源轉型最主要的不確定性因素。您認為應如何應對這一挑戰?

安吉拉·威爾金森：隨著沖突升級波及中東及海灣國家乃至更廣泛地區的民生與能源體系，和平與穩定已成為影響2026年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關鍵不確定性。能源體系處于現代社會的核心位置，支撐著國家安全、經濟繁榮與環境治理。當前，能源體系在轉型的同時仍在持續擴張，能源需求不斷增長，基礎設施承壓，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正在重塑能源決策所需環境。

在氣候更趨炎熱、市場更具波動、前景更難預測的背景下，決策者需要在推進系統整體轉型的同時，確保能源供應可靠、高效、可負擔且可及。這一治理挑戰具有系統性，既涉及社會與政治層面，也關乎技術與金融層面。對能源體系進行有效管理，需要持續關注能源安全、可負擔性與可持續性三個維度，并在實踐中實現動態平衡。

中國石油石化：能源供應可靠、高效、可負擔且可及，實現難度很高，這也是世界能源理事會提出的“世界能源三難困境”。該框架已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參考，2026年，這一框架在實踐應用中是否有新內涵與調整?對各國能源政策制定的指導價值體現在哪些新維度?

安吉拉·威爾金森：理事會提出的“世界能源三難困境”框架，在實踐中持續演進，被賦予新內涵與調整，其對各國能源政策制定的指導價值延伸出新維度。核心體現在定位轉變：它已不再是單純用于診斷能源發展困境的工具，而是逐漸成為面向實踐的對話載體。其核心功能也從單純的理論指引，轉向更側重幫助各國決策者平衡能源發展各項優先事項，精準應對能源轉型中的各類現實權衡，助力各方通過對話凝聚共識、協同推進落地。

與此同時，我們計劃推出的“能源羅盤(Compass)”框架，作為“世界能源三難困境”框架的補充，進一步豐富了其指導維度——它嵌入三難困境的核心內涵，同時新增導航賦能功能，能夠為各國能源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更具操作性的指引。這種“三難困境+羅盤”的協同框架，并非單一主體能夠完成，需要各國、各利益相關方協同共創，才能充分發揮價值。

在當前更加碎片化、多重博弈并存的世界中，各國正重新定位自身在“世界能源三難困境”中的位置，這一平衡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權衡取舍不斷加深，容錯空間持續縮小。關于轉型速度、推進順序以及投資方向的決策，如今都具有更明確的政治、經濟和生態影響。“世界能源三難困境”框架的新內涵聚焦實踐導向與對話協同，其對各國能源政策制定的新指導價值，體現在引導各國跳出單一政策維度，在平衡能源發展優先事項、應對現實權衡的基礎上，借助協同共創的框架體系，制定更具系統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能源政策，為2030年目標實現和全球能源轉型提供有力支撐。

02

用系統思維破解多重不確定性

中國石油石化：除當前中東局勢外，2025年以來全球經歷了美國啟動退出《巴黎協定》、OPEC+調整產量、歐洲電網故障等一系列沖擊。能源轉型過程中，應如何應對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

安吉拉·威爾金森：我認為，幾乎所有國家在能源轉型過程中，都會面臨新舊能源體系碰撞帶來的各類沖擊，這是轉型進程中難以回避的共性問題。

正如你剛才提到的歐洲部分地區出現大面積斷電、能源停供現象，這正是能源轉型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問題。當新能源體系逐步建立、新能源持續接入，電力系統本身不可避免會出現不穩定性。需要明確的是，這種不穩定性并非源于外部沖擊，核心原因在于新能源體系自身韌性不足，這也是能源轉型過程中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之一。

能源可負擔性問題同樣值得高度關注。它絕非單純的技術問題，更多關聯整個能源系統的綜合成本，同時與財稅制度、能源定價機制等諸多方面緊密相關，是需要多維度統籌考量的系統性問題。

能源轉型中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沖擊維度：人們往往過度關注碳排放這一核心指標，卻忽略能源轉型對水資源、土地資源的影響，比如能源生產過程中的用水量、土地占用等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整體可持續發展為視角，全面考量能源轉型成效，不能僅用單一指標評判轉型價值。

總結來說，新舊能源體系的核心考量重點存在明顯差異：在傳統能源體系中，我們更注重能源戰略儲備的充足性，以此保障能源安全;而在新能源體系中，除要強化系統自身韌性、確保能源供應穩定外，更要兼顧能源可負擔性，同時統籌公平公正、資源影響等多方面因素，才能推動能源轉型穩步、可持續推進。

中國石油石化：《2026年世界能源議題調查》識別出諸多能源轉型的“盲點”，比如能源形態轉換的隱性成本、社會信任與合法性的“隱形基礎設施”作用等。這些盲點為何容易被忽視?能源企業在日常運營和轉型布局中，應如何規避這些潛在風險?

安吉拉·威爾金森：很多能源討論的起點存在偏差，常陷入“取舍對立”的思維定式，且多局限于單一維度，忽視系統兼容、需求側管理等關鍵問題，需跳出固有思維，以平衡視角審視能源問題。

中國在能源可負擔性和可及性上表現突出，而全球多數國家易因保障能源安全或推動可持續發展，忽視能源可負擔性這一系統性綜合成本問題。在部分國家，政府受選民訴求限制，難以對能源問題做出長遠系統決策，導致能源討論偏向供給側，忽略用戶需求與社會和諧。

很多能源企業CEO雖深耕專業領域，但對社會層面綜合影響認知不足。在此我想強調，當前的能源轉型與能源系統，是一個“活的生命體”——它貫穿于人們日常生活和經濟發展方方面面，不能用一種靜態的業務模式、單一的技術路線，去解決動態發展的“活體”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石油石化：調查也展現了全球不同區域能源轉型的“亮點”，不同地區的轉型經驗是否具備可復制性?

安吉拉·威爾金森：我一直強調，能源轉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方案。每個國家國力不同、國情各異，對應的能源轉型路徑和解決方案自然有所區別。在全球能源治理話語體系下，我們特別倡導各國之間相互學習、彼此借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正如我剛才提到的，中國在能源可負擔性方面的實踐，就值得很多國家參考。

在此，我還想重點提及中國能源轉型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始終將能源轉型與工業現代化發展、國家整體競爭優勢提升統籌考量、協同推進，從未將轉型局限于“為了轉型而轉型”的單一維度，而是立足長遠發展，實現多目標協同。同時，中國在石化領域的轉型成效十分突出：一方面著力提升產品附加值，培育新興產業、研發新型材料，推動產業向高端化、綠色化轉型;另一方面，石化行業也深度參與零碳園區建設，依托自身產業優勢，為零碳園區落地見效提供有力支撐。

正是這種全方位、系統性布局，讓中國整個能源及相關產業的供應鏈展現出極強的一體化協同效應。這也是中國能源轉型能夠穩步推進、成效顯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03

全行業“眾籌式”協同聚力

中國石油石化：同時兼顧三項目標，對于石油石化這類傳統能源企業，在推進低碳轉型過程中，應如何平衡能源安全、可負擔性和可持續性三者關系，避免單一目標主導發展?

安吉拉·威爾金森：當前能源轉型已從“承諾驅動”轉向“經三難困境檢驗的落實階段”。中國的五年發展規劃，就是這方面非常好的范例——中國制定長期系統的規劃，明確清晰的發展目標，為能源轉型提供堅實的方向指引。

在實施層面，中國并非依賴單一路徑、單一產業或單一行業推進轉型，而是強調全行業、全產業協同作戰。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產業或行業能夠獨自承擔能源轉型重任，唯有凝聚各領域力量，形成協同合力，才能推動轉型目標落地見效。

關于能源轉型中的“三難”問題，我們可以從多個層次理解。以中國的零碳園區為例，它的建設就是系統思維的生動實踐：必須推動能源行業、融資行業、產業主體等不同領域、不同主體聚集聯動、協同發力，才能真正實現零碳園區建設目標，這絕非某一家公司、某一個企業能夠單獨完成，而是多方合力的成果。

這個例子恰恰體現了“眾籌”的維度——一旦探索出可行新模式，就會吸引更多行業、更多主體加入，形成良性循環。對我們而言，能源轉型正是在這種“眾籌式”協同推動下，才能最終達成預期效果。

中國石油石化：理事會提出的“5D”框架中“顛覆”成為當前理解能源轉型的重要視角，石油石化行業應如何抓住“顛覆”帶來的機遇，推動自身數字化轉型和低碳技術突破?

安吉拉·威爾金森：我們正生活在邊界不斷被打破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要么是別人打破你的邊界，要么是你主動打破自身邊界，唯有主動適應變化，才能在變革中立足。

我注意到，中國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已經廣泛運用人工智能相關技術，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人工智能的應用會帶來額外能源需求。這一點尤為重要，既看到技術賦能的價值，又不忽視其可能帶來的新挑戰，正是理性推進能源轉型的體現。

我還想提醒，在時代突變浪潮中，必然會涌現出新的行業領跑者，同時也會出現新的落后者。其間，我們必須從就業和工作維度加以考量，關注變革對就業市場、職業形態帶來的影響，兼顧轉型與社會穩定。

舉例來說，綠色甲醇作為一種新型產品和技術，能夠有效提升行業效率、推動產業發展，但它也會對現有能源系統帶來新的沖擊，這是任何新技術、新產品推廣過程中都難以回避的問題。

在全球能源轉型宏大進程中，石油石化行業無疑是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一員，肩負不可替代的責任，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導者，也不再是發號施令的核心角色，而是承擔雙重角色：一是自身脫碳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全球“雙碳”目標;二是需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提供必需產品與服務。

傳統石化行業與新能源并非對立，而是需協同發展。目前新能源產業規模相對較小，傳統石化行業可為其規模化發展提供支撐。石油石化行業同樣面臨新機遇。比如，當前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勢頭良好，對相關材料需求大幅增加，石油石化行業就可以從材料領域切入，深入挖掘自身優勢，探尋發展機遇。

04

理事會使命：能源為和平而來

中國石油石化：當前中東局勢已事實上引發能源市場動蕩，將對全球能源行業造成多大影響?

安吉拉·威爾金森：目前正處于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段，我們由衷希望當前沖突能夠盡快平息、降級，而非持續升級。在這樣的局勢下，大家關注焦點往往集中在沖突對能源供給、基礎設施可能造成的影響上。

這種影響絕非僅限于當下，其深遠影響更值得警惕——一旦能源與基礎設施受損、留下創傷，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數十年。要知道，能源與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數十年深耕細作才能完成，而一旦遭到破壞，同樣需要數十年時間才能逐步恢復。我一直強調一個觀點：能源是整個經濟的物理基礎，更是經濟運行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當前局勢整體視角來看，我們不僅要關注沖突對基礎設施和能源設施的硬性影響，更要重視其對人類生命的傷害，以及留給后代的歷史記憶。無論是硬性的物質損失，還是軟性的精神與歷史影響，都需要我們全面考量。這也是我認為當前局勢極具危險性的核心原因。

中國石油石化：在這方面，世界能源理事會要發揮什么作用?

安吉拉·威爾金森：世界能源理事會并非能夠直接解決當前沖突的機構，但始終秉持中立立場，倡導全球能源體系再平衡與重塑。理事會百年前成立之初，就確立了“能源為和平而產生”的核心使命，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

能源既是現代產業發展的物理基礎，更是人類文明運行的核心平臺，絕非單純的產品或商品。若能源供給無法跟上發展需求，一切發展舉措都將面臨失敗風險。能源系統具備可管理性，但它規模宏大、體系復雜，難以由單一國家、單一業務或單一產業獨立管控。

在中國，無論是國資委這樣的政府部門，還是中國企業改革發展研究會這樣的研究機構，都在發揮聚合各類行業資源的重要作用，將不同領域、不同行業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協同推進能源轉型。而在全球范圍內，我們理事會所承擔的，正是類似角色——搭建平臺、匯聚力量，推動全球不同行業、不同主體開展多元合作，共同助力全球能源轉型目標實現。

在能源體系整合方面，我們擁有多元實現路徑：一是布局各類相關項目，夯實實踐基礎;二是依托成員國設置與企業會員體系，凝聚多方力量;三是推出包括議題報告在內的一系列出版物，輸出專業研究成果;此外，我們每兩年舉辦一次世界能源大會，匯聚全球能源領域領導者開展深度對話、凝聚共識，推進能源轉型相關工作。第27屆世界能源大會將于2027年4月在利雅得召開，主題為“激發變革、實現轉型”。

05

雙向賦能，共筑全球能源未來

中國石油石化：理事會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的角色和貢獻?未來計劃如何進一步深化與中國能源產業界的合作?

安吉拉·威爾金森：世界能源理事會高度認可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的關鍵角色與重要貢獻，中國及中國能源企業積極參與理事會工作，為轉型提供支撐。過去二十余年，中國以全方位、系統性路徑推進能源轉型，其統籌能源系統與產業、社會轉型的系統思維，為全球提供了寶貴實踐樣本。能源轉型需雙向學習，中國既能貢獻經驗，也可借鑒國際優秀實踐。未來，理事會將深化與中國能源產業界的合作，搭建溝通平臺，推動中國企業參與議題探討與框架共創，助力中國經驗傳播及雙方優勢互補，共促全球能源系統再平衡與可持續發展。

中國石油石化：在當前動蕩局勢下，您對中國能源企業有哪些建議?

安吉拉·威爾金森：當前，全球能源系統呈現高度割裂態勢，各類參與主體交織其中、訴求各異。我們的重點是待中東局勢趨于平穩后，重新平衡全球能源體系，進而為未來能源領導者搭建框架，助力其探索能源領域的未知與不確定性。

我們誠摯邀請中國能源企業加入理事會，共同參與“重塑能源話題”的圓桌探討。我想強調的是，企業來到這個圓桌，不是為了競爭，而是為了相互學習、彼此借鑒，開展深度交流與探討，凝聚共識、共尋出路。

我們希望中國能源企業能帶著這樣的理念與心態，參與到這場重要的話題探討中，成為全球能源轉型共創旅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攜手重新平衡我們所說的能源“三難困境”，積極融入世界能源體系，為全球可持續能源未來，貢獻中國應有的力量。

我始終認為，世界能從中國的能源實踐中學到很多，世界也需要中國的支持與幫助;與此同時，中國也能從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借鑒到許多有益的經驗與教訓，實現雙向賦能、共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