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俊飛：追憶似水年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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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放這輩子最擅長的本事，就是在最不該走神的時候，把自己放空成一片白茫茫的瓷磚。

高中的晚自習是他一天中最期待的時刻。不是因為放學，不是因為能見到暗戀的人，而是因為九點零五分那聲鈴響過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跟著江晚拐進走廊盡頭的廁所。那間廁所堪稱整棟教學樓里最民主的空間——管你成績好不好，管你家里有沒有錢，進了這扇門，所有人都得低頭解皮帶。白熾燈管嗡嗡地哼著電流的詠嘆調，瓷磚上凝結著不知是水還是尿的液珠，隔間里飄出樟腦丸那種假裝清潔的氣味。沈放靠在冰涼的瓷磚上，覺得渾身的關節終于松了。

江晚站在小便池前，一邊解手一邊說話。他的嘴永遠閑不住，像一臺不用投幣就能運轉的收音機。

“你說班主任是不是有病？今天班會課，我就跟林詩語說了句話，她把我拎起來站了半節課。關鍵是林詩語回頭看我的時候，全班都看見了，多丟人啊。”

沈放盯著墻上的一塊水漬。那塊水漬的形狀像一只側臥的貓。

“你能不能吭個聲？”江晚系好褲子轉過身來，“咱倆認識兩年了，你跟我說過的話加一塊兒有沒有二十句？”

“有吧。”沈放說。他其實不確定。

江晚走過來，叉著腰，居高臨下地打量他。“每次咱倆來廁所，你都站那兒不動。既不撒尿，也不洗手。你就站那兒，盯著那面墻。你到底在看啥？”

沈放張了張嘴。他想說，我沒有在看什么，我就是站在這兒的時候腦子里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想著怎么接話，不用想著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奇怪，不用時刻揣測自己剛才那句話是不是又說錯了。站在廁所里，盯著瓷磚，他的大腦就可以像關機一樣徹底靜音。

但他沒說出來。因為他忽然意識到，如果把這些話說出來，聽上去會更奇怪。

江晚等著他笑罵一句“滾蛋”，等著男生之間那種粗糲而自然的互動——你推我一把，我踹你一腳，所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就在這些肢體接觸中煙消云散。但沈放只是垂下眼睛，盯著自己的鞋尖。那雙白色的回力鞋，左腳鞋帶系了兩個死結，右腳鞋帶松了。

江晚嘆了口氣，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

后來沈放才明白，廁所之所以讓他感到安全，恰恰因為它是一個禁止凝視的空間。按照不成文的男性行為準則，進入這個空間后，你的目光只能落在三個地方：面前的瓷磚、自己的鞋尖、天花板上的水管。任何超出這個范圍的視線移動，都會觸發警報。這是一種精密的規訓機制，比任何法律條文都有效——每個男人都是自己的獄警，自動將目光囚禁在允許的范圍內。

而沈放的問題在于，他總是在放空的時候，忘記扮演獄警這個角色。

他不知道的是，這種遺忘，本身就是一種反抗。

畢業后沈放去了很多地方，見過很多廁所。上海商場的隔板從地面直頂天花板，每一間都是密室。他關上門，世界消失了。沒有隔壁的咳嗽聲，沒有門縫下溜進來的影子，只有他自己。那一刻他幾乎感動得要哭出來——原來“不被打擾”是可以被工業化生產的。但他緊接著想到：你花多少錢，就能買到多大面積的“不被看見”。窮人用半截隔板，富人用一堵墻。

大連的廁所則呈現出另一種意識形態。某個老式澡堂改造的衛生間里，小便池被設計成足球場的形狀——綠色釉面，白色線條，中間畫著一個黑色足球。男人們站上去的時候，身體會不自覺地微微前傾，收腹，提臀，像在罰點球。一個中年男人沖完水后，居然做了一個無聲的慶祝動作——右手握拳，輕輕揮了一下。沈放想，這也是一種規訓——把最私密的行為變成公開競技，把廁所變成球場，把男人變成永遠在證明自己“夠格”的運動員。

武漢的廁所最讓他困惑。磨砂玻璃隔板，朦朦朧朧。你低下頭，是自己的影子；抬起頭，是別人的輪廓。每一次左顧右盼，最終看到的都是自己。沈放想起一個哲學系的學長說過的話：“我們以為自己看到了別人，其實只是看到了自己投射在他人身上的鏡像。”那個學長后來出家了。沈放不確定這兩件事之間有沒有因果關系。

但沈放沒想到，廁所也會成為他的劫難。

師范大學第三年。某個下午，他走進公共衛生間，迎面撞上幾個同班男生。他們站在洗手池邊，沒有解手也沒有洗手，只是站著，像一堵人肉做的墻。

“又是你啊。”為首的叫張野，籃球隊的，胳膊比沈放的大腿還粗。

沈放想繞過去。另一個男生往前邁了一步，精準地堵住去路。這個走位顯然是排練過的。

“有人反映，”那個男生推了推眼鏡，語氣像在念會議紀要，“你上廁所的時候喜歡盯著別人看。你是不是脖子不舒服？”

沈放愣住了。他想解釋，想說他只是習慣性地放空，想說他已經努力在改了。但他的喉嚨又堵住了——那種熟悉的、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掐住的感覺。

“變態吧。”角落里最沉默的那個男生小聲說。

這個詞像一根針，扎進沈放的耳膜。

后來的事情他記得不太清了。只記得被人推搡著撞在隔板上，腰椎傳來鈍痛。記得手機被搶走，蘇晚——那個平時笑瞇瞇的生活委員，扎著馬尾辮，笑起來有兩個酒窩——翻著他的相冊和微信記錄。

“約炮軟件？”她舉起手機，屏幕朝向大家，像一個檢察官向陪審團展示證物。

沈放想說那是一個文學論壇。他下載了六個文學論壇，每個注冊時間都在凌晨兩點以后，因為那是他唯一不用跟任何人說話的時間段。他想說他從來沒有約過任何人。他想說他的取向是什么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都不犯法。

他說不出來。

輔導員找他談話，語氣溫和得像一床冬天的被子。“小沈啊，我們知道你是個好學生，成績一直排在前面。但是要注意影響。有同學反映你在廁所里的行為不太合適。以后盡量少去那個衛生間，或者找人陪著，好不好？”

沈放點點頭。他注意到輔導員用了“行為不太合適”這個表述——邊界無限模糊，可以解釋任何東西，也可以解釋什么都沒有。就像一個沒有刻度的溫度計，你說它壞了可以，說它在正常工作也可以。

更讓他困惑的是，那個試圖幫他澄清的年輕老師，姓周，教比較文學的——沒過多久就調走了。周老師走之前，在他的一篇課程論文上寫了一句話，紅色圓珠筆，字跡潦草但用力：“保護好自己。”四個字。沈放把那頁紙裁下來，夾在枕頭底下。

江望是唯一還愿意和他走在一起的人。這個北方來的壯漢有著與體格子完全不符的天真——他相信所有的誤會都可以用一頓酒解決，所有的隔閡都可以用一頓肉填平。

“今天我請客，隨便點！”江望把菜單拍在桌上，震得醋瓶子和辣椒罐跳了起來。

沈放看了一眼菜單，小聲說：“這里……有豬肉。”

“豬肉怎么了？”江望瞪大眼睛，那表情不像是在問問題，更像是在表達一種哲學上的震驚。

“我……我是回族。”

江望愣住了。他撓了撓頭，然后笑了，笑得很大聲。“那正好，帶你嘗嘗正宗的紅燒肉！老板，來份紅燒肉！”

紅燒肉上來了。紅亮亮的，肥瘦相間，燈光打在油脂上，反射出一種近乎神圣的光澤。沈放盯著那盤肉，想起奶奶說過的話：“回民的肚子里，住著一只清白的羊。吃了不該吃的東西，羊就會生氣。”

“吃啊！”江望夾了一塊放到沈放碗里。

沈放沒有動。

“你這人真沒勁。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沈放拿起了筷子。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拿起筷子。也許是因為江望那種不容置疑的熱情，像一臺推土機碾過所有猶豫。也許是因為他太想證明自己也是“正常人”——可以和別人一樣吃肉，一樣笑，一樣融進這個喧囂的世界。也許是因為，在那個瞬間，他忽然厭倦了做一只清白的羊。

他把那塊肉放進嘴里。咀嚼。吞咽。

那天晚上，沈放拉了一夜的肚子。他蜷縮在床上，每隔二十分鐘就要爬起來跑一趟廁所。他蹲在隔間里，聽著自己的腸子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想起奶奶說過的羊。他的羊生氣了。但沈放不確定，生氣的到底是羊，還是他自己。

大四那年，有人匿名舉報他在圖書館衛生間偷拍。舉報信細節翔實，時間精確到分鐘，附著一張模糊的監控截圖。保衛處來了，警察也來了。問話的警察很年輕，戴著眼鏡。

“同學，你不用緊張。有同學反映你在衛生間里行為異常，經常盯著別人看。你有什么想說的嗎？”

沈放張了張嘴。他想說那個時間段他根本沒去圖書館，他在宿舍趕論文。他想說那張截圖里的模糊人影不是他，他那天的衣服是灰色的，截圖上的人穿的是白色。他想說“經常盯著別人看”這個描述本身就有問題——多長時間算“經常”？什么角度算“盯著”？這些詞看起來客觀，實際上每一個都是判斷。

但他什么都沒說出來。任何解釋都會聽起來像辯解，任何辯解都會聽起來像心虛。

“要不你寫下來？”警察遞過紙筆。

沈放接過筆。他的手在抖。他寫了幾個字又劃掉。最后，他抬起頭，看著年輕警察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我……沒有……偷拍。”

年輕警察看著他，沉默了很久。“我相信你。”他說。

但學校的處分還是下來了。記過。理由是“行為不當，影響校園秩序”。沈放沒有申訴。因為他忽然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你永遠無法自證清白。清白的舉證責任在你自己，而“清白”這個東西，本質上是一種不可證明的狀態。你無法證明你沒有盯著別人看，就像你無法證明你沒有在心里罵過領導。

他聽說臺灣有個叫葉永志的男孩，因為“太女性化”被同學霸凌，死在廁所里。那個男孩笑得很靦腆，眼神干凈，有點像他自己。葉永志死的時候，十五歲。沈放想，自己比他幸運。至少還活著。

畢業那年，沈放考上了北方某市的國家安全局。筆試第一，面試第二，總分第一。這個成績讓他感到一種荒謬的安慰——原來在那些盯著成績單看的眼睛面前，他還是一個合格的、甚至優秀的人。至于廁所里的那些事，只要沒有人去翻檔案，它們就等于不存在。

入職培訓第三天。午休，他去衛生間。站在小便池前，他習慣性地放空，目光落在墻上的一塊水漬上。這塊水漬的形狀像一只側臥的貓——和高中的那塊幾乎一模一樣。他覺得命運是一個幽默感很差的編劇，喜歡用這種廉價的呼應提醒你：你從來沒有真正逃出去過。

隔壁站著一個中年人，培訓部的副主任，姓林。沈放沒有注意到他。他的思緒飄得很遠，飄到高中的廁所里，飄到江晚那句“你到底在看啥”的玩笑里。

直到他聽見一聲咳嗽。他轉過頭，對上林主任的目光。那個瞬間，他從林主任的眼神里讀出了一連串復雜的判斷——警覺，審視，最后是一種他已經非常熟悉的、介于憐憫和厭惡之間的東西。

林主任沒有說話。系好褲子，洗手，扯了兩張紙巾，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干凈，揉成團，精準地扔進垃圾桶。行云流水。走了。皮鞋踩在地磚上的聲音，篤，篤，篤，像倒計時。

第二天，沈放被叫去談話。林主任的辦公室不大，辦公桌上擺著小國旗和黨旗，墻上掛著一幅字：“慎獨”。沈放盯著那兩個字看了幾秒，覺得這個場景的諷刺濃度已經超標了。

“有同志反映，你在衛生間里盯著別人看。”林主任說。

沈放張了張嘴。這個場景太熟悉了——高中的江晚，大學的輔導員，現在的林主任。三個不同的人，三個不同的空間，說出來的話驚人地相似。仿佛這個世界有一個專門針對他的模板，只要他在廁所里放空超過三秒，就會有人自動觸發這套臺詞。

“你不用解釋。我查了你的檔案，知道你在大學里有過類似的情況。手機也查了，沒什么問題。但是小沈，我們這個單位對同志的要求比較高。不僅僅是業務能力，還有……形象。”

沈放點點頭。“形象”這個詞和“行為不太合適”一樣，邊界無限模糊。形象的評判權永遠在評判者手里，而被評判者永遠無法反駁。

“這幾天我會觀察一下。”林主任說，“你該干什么干什么，不用有壓力。”

從那天起，沈放每次去衛生間，都覺得身后有一雙眼睛。不是幻覺，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感知——就像你在黑暗中被一束光照著，你看不見光源，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直到有一天，他推開衛生間的門，迎面撞上剛從隔間里出來的林主任。兩人四目相對。那個瞬間，沈放從林主任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種極其復雜的表情——慌亂，尷尬，還有一絲他不太確定的、類似于被當場抓住的心虛。

他終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林主任所謂的“觀察”，就是盯著他看。而盯著他看這件事，和林主任指控他做的那個“盯著別人看”的行為，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區別只在于，林主任有權定義什么叫“盯著別人看”，而他沈放沒有。

林主任匆匆洗了手，走了。皮鞋聲比平時快了一倍。

沈放站在原地，看著鏡子里自己的臉。他被凝視了這么多年，終于有一次，他也凝視了那個凝視他的人。但笑不出來。

事情的轉折來得莫名其妙。某個周末，沈放收到一條陌生人的好友申請。頭像是一個金發碧眼的女人，附加消息寫著：“我是CIA的，想和你聊聊。”他盯著這條消息看了大概十秒鐘，然后做了一件非常不符合國安局工作人員身份的事——他點了“接受”。

視頻接通。屏幕上出現一個狹小的房間，一張模糊的臉。對方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沈放也沒有說話。他們就這樣對視著。在這個沉默的對視中，沈放忽然意識到：這個所謂的CIA特工，和他高中時的江晚、大學的同學、國安局的林主任，在做同一件事——盯著他看，等他做出“不正常”的反應。區別只在于，前幾個人的凝視是免費的，這個人的凝視是收費的——代價是國家安全。

幾分鐘后，對方掛斷了。沈放按照流程填寫了情況報告并提交，把自己“點了接受”這個違規操作也寫了進去。

三天后，林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那個視頻，是我們安排的。”林主任的語氣罕見地溫和，“我們需要確認一些事情。現在確認了。”

沈放沒有問確認了什么。他忽然明白了：那是一場測試，但測試的不是他的忠誠度，而是他的服從性。他們想看他會不會主動上報、主動坦白自己的“違規行為”。他上報了，坦白了，所以他通過了。在一個規訓系統里，最重要的不是你有沒有犯錯，而是你愿不愿意承認自己犯了錯。

后來沈放去了韓國。不是公派，是自己請了年假。首爾的冬天很冷，酒店樓下有一家汗蒸房。他猶豫了很久，還是去了。

更衣室很大，暖黃色的燈光。男人們赤條條地走來走去，神情坦然。有年輕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人剛蒸完出來，渾身通紅，冒著熱氣。沒有人看他。

沈放坐在長椅上，穿著衣服，像一個誤入了片場的外人。他低下頭，看著自己的身體。瘦，白，肋骨隱約可見。和周圍那些身體比起來，沒什么特別的。但他忽然意識到：在這個所有人都赤誠相見的空間里，他沒有任何反應。不是性意義上的反應。是更深的，某種關于歸屬的反應。

那些男人自然地交談，自然地笑，自然地擦身而過。他們聊昨天的球賽，聊孩子考試成績，聊老婆的嘮叨。他們笑得很大聲，拍著彼此的肩膀，推搡一下。所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就在這些肢體接觸中煙消云散。沈放坐在那里，像一塊被沖上岸的木頭，不屬于這里的任何一片潮汐。

他想起了“白馬非馬”——一個邏輯悖論：白馬是馬，但白馬又不是馬。他想，自己大概就是這樣的人。他是一個男人，但他又不是“男人們”中的一員。他可以和男人一樣上廁所、一樣站在小便池前，但他總是會在這個過程里出一點岔子——多看了兩秒，少說了幾句話，目光落在了不該落的地方。不是“side”，不是“0”，不是“1”，不是任何一種被命名好的身份。他只是一個永恒的“false positive”——一個被錯誤報警的人。警報響了，但房子里沒有火。

沈放現在住在德國。國安局的合同到期后，他沒有續簽。離職手續很順利，林主任簽了字，說了句“祝你好運”。沒有挽留，沒有惋惜。沈放覺得這很公平——他們從來沒有是過朋友。

他申請了洪堡大學的訪問學者項目，研究“公共空間的微觀社會學分析”。其實他想研究的是廁所，但他沒好意思這么寫。

柏林的很多公共廁所是露天的——四面透風，只有一圈齊腰高的矮墻。他第一次使用的時候緊張得尿不出來，但幾次之后，他愛上了這種“敞開”。站在那里，可以看見天空，看見飛鳥，看見遠處教堂的尖頂。沒有人看他。也沒有他需要看的人。真正的自由不是可以關上門，而是可以選擇不關上門。

有一天，他翻到一本福柯的著作，用蹩腳的法語讀了好幾遍才讀懂一句話：“權力不是壓迫性的，而是生產性的。”它生產知識，生產規范，生產出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它生產出“正常人”和“不正常的人”，然后讓這兩類人互相對立、互相恐懼、互相凝視。

而沈放，這個被凝視了半輩子的“不正常的人”，忽然覺得自己其實也沒那么不正常。他只是在一個不允許放空的空間里放了空。他只是在一個要求所有人保持同一目光方向的空間里，把目光落在了別處。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里他又回到了高中的廁所，江晚站在旁邊，叉著腰，居高臨下地看著他。“你到底在看啥？”江晚問。

這一次，沈放張了張嘴，聽見自己的聲音：“不用比。我們不一樣。”

江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個笑容里沒有無奈，沒有不耐煩，只有一種他從未在江晚臉上見過的、類似于釋然的東西。沈放也笑了。在夢里，他笑得很自然，像從來不知道什么叫沉默。

醒來后，窗外是柏林灰藍色的天空。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也許，凝視從來都不是反抗。真正的反抗，是終于可以說出那句話，是終于可以不用再去看別人有沒有在看你。

是終于可以走出廁所，走進陽光里。哪怕那陽光也是灰藍色的。

作者介紹：成俊飛，湖南永州人，永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輔導員，發表文學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