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2026年人工智能戰略解析及應對策略

2026年1月9日，美國國防部正式發布《加速美國在軍事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Accelerating America's Military AI Dominance）的戰略文件，以特朗普總統《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行政令為根本遵循，系統性勾勒出美軍向“人工智能優先”作戰力量轉型的藍圖。該文件并非單純的技術應用規劃，而是融合地緣政治博弈、軍事效能升級、經濟生態協同與美國國內政治訴求的綜合性國家戰略工具，核心目標直指鞏固并強化美國在全球軍事人工智能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構建對競爭對手的非對稱技術優勢。深入解析該文件核心內容、研判其多維挑戰并制定針對性應對策略，對把握國際安全格局、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美國國防部2026年人工智能戰略文件核心內容梳理

該文件以“搶占全球軍事人工智能主導權”為核心目標，構建起涵蓋戰略定位、實施路徑、重點項目、基礎支撐與執行準則的全域部署框架，標志著人工智能被提升至美軍戰略整合的最高層級，成為驅動軍事體系全方位變革的核心引擎。

（一）戰略定位與核心愿景

該文件其核心愿景是打造“人工智能優先”的全域作戰力量體系，推動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入從前沿作戰到后方保障的所有軍事環節。其戰略定位明確錨定三大方向：增進人類福祉、提升經濟競爭力、保障國家安全，其中軍事領域的人工智能賦能轉型被界定為未來十年重塑軍事行動形態的關鍵性變革。文件將特朗普政府《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中“維持全球人工智能主導地位”的頂層政策具象化，依托第一任期奠定的技術優勢，致力于擴大對競爭對手的非對稱差距，提升作戰人員實戰效能與作戰效率，最終構建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軍事人工智能主導格局。

（二）核心實施路徑

為實現戰略目標，該文件明確四大推進路徑：一是技術試點與理念重塑，在全軍推廣頂尖人工智能模型實戰化試驗，倡導“人工智能優先”思維重構傳統軍事工作模式并建立創新激勵機制；二是制度壁壘破除，針對性破解源于傳統信息技術體系與作戰模式的官僚機制障礙，掃清人工智能深度整合的制度梗阻；三是優勢領域聚焦投資，集中資源強化人工智能算力、模型創新、創業生態、資本市場及實戰數據積累五大核心領域的非對稱優勢，其中美軍二十年軍事與情報行動積累的實戰化數據被界定為“其他軍隊無法復刻”的獨特資產；四是標桿項目牽引，通過實施“領先示范項目”（Pace-Setting Projects，PSPs）打造落地樣本，同步完善基礎設施、數據資源、模型體系等基礎支撐條件。

（三）關鍵落地舉措

在具體落地層面，該文件推出覆蓋作戰、情報、后勤保障三大核心領域的七大標桿項目，均明確單一責任主體、激進時間表、可量化成果與快速迭代機制，凸顯“以試錯促突破”的加速邏輯。作戰領域的“蜂群攻堅”“智能決策網絡”“安德實訓基地”聚焦人工智能協同作戰、全流程決策支撐與仿真能力升級；情報領域的“開放情報工坊”“格蘭特計劃”旨在縮短情報轉化周期、創新威懾模式；后勤保障領域的“軍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企業級智能保障主體”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規模化應用與后勤流程數字化轉型。同時，構建算力、數據、人才三位一體的基礎支撐體系，通過整合私營部門算力、推行數據強制共享、啟用特殊人才招錄政策提供全方位保障，并確立速度制勝、模型同步迭代等六大執行準則，強化“戰時思維”與“速度優先”導向。

二、美國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造成的多維挑戰

美國此次推進的體系化軍事人工智能戰略，以維持非對稱優勢為明確導向，構成技術、安全、規則、生態、人才等多維度復合型挑戰，既直接威脅國防安全，又長期制約科技產業發展空間與國際話語權。

（一）技術代差與軍事威懾的直接挑戰

美軍通過整合私營部門頂尖技術、二十年實戰數據與巨額研發投入，在軍事人工智能核心領域形成顯著優勢，七大標桿項目聚焦實戰化應用將快速轉化為戰斗力。其中“蜂群攻堅”的人工智能協同作戰模式、“開放情報工坊”的快速情報轉化能力，可能顯著提升美軍精確打擊與快速反應能力，直接威脅特定國家國防安全。更值得警惕的是，該文件中將“模型同步更新”“30天部署周期”列為硬性要求，確保始終掌握技術代差優勢。若不能加快軍事人工智能實戰化轉型，可能陷入技術追趕乏力、應用落地滯后的被動局面，而美軍模塊化開放架構保障的技術快速迭代，將進一步加劇技術差距固化風險。

（二）規則主導與標準壟斷的隱性鉗制

美國意圖通過主導全球人工智能軍事應用規則制定，其提出的“務實型負責任人工智能”標準，本質是推動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去意識形態化，為美軍無約束使用人工智能武器掃清障礙，同時可能以倫理、安全為借口擠壓一些國家發展空間。若被排除在核心規則制定體系之外，未來軍事人工智能的研發、測試、應用將面臨合規性困境，國際合作與技術交流受嚴重制約，陷入被動遵守規則的不利地位，長期發展空間被持續壓縮。

（三）技術封鎖與生態孤立的系統性壓力

近年來美國已持續強化人工智能技術封鎖，將芯片、算力、算法等核心領域列為管控重點。該文件進一步強調“依托美國核心非對稱優勢”，可能推動封鎖升級。一方面通過盟友體系強化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設備出口管制，切斷一些國家軍事人工智能核心硬件供給鏈。另一方面限制美企與特定國家技術合作，阻撓其參與國際人工智能軍事應用核心生態，試圖將一些國家排除在全球軍事人工智能創新網絡之外。而美軍與私營部門形成的軍民融合閉環生態，將使特定國家“卡脖子”困境加劇，難以形成體系化創新能力，陷入技術與生態雙重孤立。

（四）人才短板與作戰理念的長期桎梏

美國憑借較為完善的人才政策、優厚待遇與廣闊應用場景，對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形成強大虹吸效應。該文件明確提出“啟用特殊招聘與薪酬授權”“吸納美國頂尖人工智能人才”，通過軍商協同為人才提供多元化發展空間。一些國家雖在人工智能人才培養上取得進展，但高端人才流失風險仍存，尤其軍事人工智能領域既懂技術又通軍事的復合型人才缺口較大。同時，美軍已將人工智能全面融入軍事規劃、戰術研發與演練流程，作戰體系將發生根本性變革，而一些國家軍事體系雖推進智能化轉型，但傳統作戰理念、指揮模式的慣性較大，短實現“人工智能優先”深度整合有挑戰，未來可能面臨作戰模式代差，應對人工智能賦能新型戰爭時陷入被動。

三、應對美國軍事人工智能戰略的策略建議

面對美國軍事人工智能戰略帶來的多重挑戰，應堅持“自主可控、體系賦能、攻防兼備、合作共治”的核心邏輯，從技術突破、體系構建、規則博弈、生態培育、人才建設五大維度系統性推進應對工作，實現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塑造的轉變。

（一）強化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瓶頸

一是聚焦人工智能芯片、高端算力、核心算法等關鍵領域，加大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投入，支持自主技術成果產業化，構建自主可控的技術體系。二是針對性研發反制技術裝備，重點發展無人艇、隱身無人機等無人化裝備，提升“蜂群作戰”協同防御能力。三是建立軍事人工智能技術“全生命周期”安全評估機制，強化算法可解釋性與風險研判能力，防范“算法黑箱”帶來的作戰風險。

（二）主動參與全球規則博弈，爭奪話語主導權

一是遵循聯合國《特定常規武器公約》（CCW）框架，牽頭制定“軍事人工智能倫理原則”，明確人類主導、技術輔助、禁止無差別攻擊等核心準則，樹立“智能向善”的國際形象，對沖美國“務實型負責任人工智能”標準的主導權。二是依托上合組織、“一帶一路”等多邊機制，推動建立區域人工智能軍事應用安全治理框架，開展網絡反恐聯合演習等務實合作，凝聚多邊共識。三是通過二軌對話等渠道，與美國及其盟友開展人工智能軍事風險管控溝通，推動建立“人工智能軍事應用紅線清單”，避免智能軍備競賽失控。

（三）深化軍民融合賦能，培育自主創新生態

一是推動民營企業深度參與軍事智能化建設，在確保保密安全的情況下，開放軍事應用場景與數據資源，利用民企在人工智能、大數據領域的技術積累提升裝備智能化水平。二是構建“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臺，依托高校與科研院所設立軍事人工智能專項研究課題，重點培養既懂技術又通軍事的復合型人才；實施高端人才回流計劃，通過政策激勵與平臺保障吸引海外人工智能人才歸國發展。三是強化國內人工智能產業供應鏈韌性，建立芯片、算力設備等關鍵零部件的戰略儲備體系，推動上下游企業協同攻關，破解外部封鎖帶來的生態孤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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