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共振下的中國：三大經濟長波疊加如何影響普通人生活

從2020年起，我國經濟遭遇了近20年來最為嚴峻的深度沖擊，到今年已經是這一輪經濟寒冬的第六個年頭。越來越多人不禁疑惑：為什么這一輪經濟波動會來得如此猛烈？

事實上，我們面對的并非一次簡單的短期波動，而是一場罕見的周期共振。更直白地說，我們正同時處在康波周期、庫茲涅茨周期、朱格拉周期三大歷史性長周期的下行階段，經濟增長潛力被大幅削弱。

縱觀世界經濟史，主要經濟體里承受過同等強度周期壓力的，只有1990年的日本，而日本后來的結局大家都很清楚。本期視頻就來聊聊，這三大周期究竟如何影響經濟，以及當下的我們到底能不能挺過這一關。

康波周期是人類目前發現的最長經濟周期，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個。這個由“周期天王”周金濤引入國內的概念，經過十幾年傳播，早已廣為人知。

康波周期本質上是技術周期，核心驅動力就是技術革命。從工業革命至今，人類已經走完五輪康波。最近兩輪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開啟的半導體周期，以及90年代啟動的互聯網周期，大致以40年為一個大周期，每10年為一個小階段。

聽到這里你應該明白，我們今天看到的增長放緩、發展乏力，正是因為處在第五輪康波的尾聲，也是整個40年大周期里最艱難的一段。原因很簡單：上一輪技術革命的紅利已經吃完，新一輪技術革命還沒有真正到來。

康波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每一輪康波切換，都是全球產業的一次大洗牌。哪怕是上一輪周期最成功的經濟體，一旦踩不中下一輪康波，也會被市場無情淘汰。

這一點在日本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上世紀50年代全球進入第四輪康波，日本憑借頂尖的半導體制造能力成為贏家，一度壓制美國產業，造就了黃金80年代。但轉折點在1990年：全球正式進入第五輪康波，由互聯網信息革命主導，增量空前巨大。

而日本，徹底錯過了互聯網革命。90年代日本產業嚴重衰退，松下、東芝等品牌快速衰落，核心固然有泡沫破裂的影響，但錯失周期同樣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中國過去20年能快速崛起，正是因為我們是第五輪康波的核心參與者。全球主要經濟體早在2010年前后增長基本停滯，如果不是我國在這一輪大周期里占據優勢、持續支撐，這一輪經濟寒冬會來得更早。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第六輪康波的上升期會在2028—2030年出現，和周金濤2015年判斷的“2030年是全球經濟重要拐點”基本吻合。

中國能趕上第六輪康波，成功橫跨兩個大周期嗎？

回顧人類五輪康波，每一輪大周期通常只會誕生兩到三個主導型經濟體，比如1920年的德國、1950年的蘇聯、1980年的日本。但歷史上，只有英美兩國成功橫跨過兩個大周期，并最終成為全球級霸主。

跨越周期之所以極難，是因為上一輪周期的強者，往往也代表最龐大的存量利益，而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從來是一個國家最難的事。蘇聯靠電器工業成為兩極之一，卻因內部工業集團阻礙了半導體發展；日本在互聯網革命爆發時，同樣陷入保守。

這一點，我放到視頻最后再講。

講完康波長周期，再看第二個對當下中國影響巨大的周期：庫茲涅茨周期。它是長度僅次于康波的第二大周期。

如果說康波反映技術對經濟的影響，庫茲涅茨周期反映的就是建筑與基建投資對經濟的作用，因此它還有一個更熟悉的名字：房地產周期。它也被視作觀察資產價格變化的重要指標。

但要強調：庫茲涅茨周期不只是地產周期，同時也是人口周期。勞動力結構、城鎮化進程，都會大幅放大周期力度。

中國房地產過去20年飛速發展，正是同時踩中了人口紅利+城鎮化紅利。

中國上一輪庫茲涅茨周期起點是1998年。那一年啟動商品房房改，正式進入庫茲涅茨第一階段：需求拉動期。與此同時，60后、70后在1999年前后全部成年，人口紅利達到頂峰，結婚生子催生巨量住房需求。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25—35歲適婚人口達到歷史最高的2.45億，住房需求迎來爆發。2001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8億平米，到2007年暴漲到7.1億平米，幾乎每三年翻一番，被稱為第一次剛需洪峰。

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地產，疊加80后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人口峰值回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25—35歲適婚人口已降至1.98億，比上一次減少4700萬，人口紅利對地產的支撐開始減弱。

但隨后的4萬億刺激，讓城鎮化率快速提升，替代人口紅利成為新引擎，庫茲涅茨周期進入第二階段：交易繁榮期。海量農村人口進城，進一步推高房產交易，這也是2009—2016年房價大幅上漲的核心原因。

所有紅利都有上限。一般城鎮化率超過60%，城市進入成熟階段，人口流入放緩，建筑行業高增長難以為繼。中國在2017年實際城鎮化率已突破60%，房價繼續大漲的空間基本消失，庫茲涅茨周期進入第三階段：泡沫期。

這一階段房價還可能上漲，但市場已明顯泡沫化，這也是2017年開始反復強調“房住不炒”的原因。

周期終究有盡頭。一輪標準地產周期通常持續20—25年，最后5年一般是蕭條期。從1998年房改算起，2019年恰好是這一輪庫茲涅茨周期蕭條期的起點。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這一輪房地產調整如此劇烈：在庫茲涅茨蕭條階段，我國的人口與城鎮化紅利也剛好同步耗盡。

無論是康波還是庫茲涅茨，都屬于超長周期，短期內對普通人的直接感受有限。但朱格拉周期不一樣。

作為世界上最早被發現的周期理論，早在19世紀末，經濟學家就注意到它對社會的影響最直觀、最強烈。朱格拉周期的驅動核心是企業投資。

企業加大投資，就業和收入上升，經濟走向繁榮；反之則收縮下行。因此它也被稱為信心周期，是直接反映全社會預期的關鍵指標。

很多人會覺得，2015年之后國內一度出現過一輪極強的繁榮，原因就在于當時出現了一輪超級朱格拉周期——三大產業同時擴張：

? 棚改全面推進，帶動基建產業鏈上行；

? 移動互聯網到來，服務器、軟件等投資屢創新高；

? 新能源爆發，汽車、鋰電池兩大行業同步起飛。

三大產業周期疊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額在不到7年里直接翻倍，從2012年的30萬億飆升至2018年的64萬億，可見這一輪超級朱格拉的威力。

但超級繁榮的代價是過度投資。

通常一輪朱格拉周期約10年，前6年上升，后4年下行。按理論，我國本該在2021年進入蕭條期，2025年走出蕭條重回上升通道。但現實明顯不符，主要原因就是前期投資過度，市場沒能在周期內完成出清。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即便經過多年供給側改革，房地產、新能源依然是當前產能過剩最突出的領域。從2020年開始，我國持續面臨高庫存壓力，庫存周期長期處于歷史高位。

以房地產為例，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連續60個月上漲，到2024年已突破75億平米，超過2015年去庫存時的71億平米，創下歷史新高。

簡單說：上一輪過度投資，導致產能消化周期被迫拉長，沒能及時走入朱格拉上升周期。

后果就是：2019—2025年本就是庫茲涅茨蕭條期，再疊加朱格拉周期出清不暢、企業投資起不來，就業和收入進一步承壓，形成地產周期+產能周期雙重壓制的困局。

當下房地產交易低迷，房子過剩是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預期走弱帶來的信心不足。

更糟糕的是，第五輪康波的蕭條期恰好也落在2020—2030年。

這就是這幾年普通人感覺格外艱難的根本原因：三大蕭條周期，歷史性地同時疊加。

講完三大周期對中國的影響，回到最核心的問題：我們真的能走出這場困局嗎？

如果這期視頻只是告訴大家現在有多難，那就毫無意義。

事實上，盡管我們正處在三大周期共振向下的最艱難階段，但換個角度看：即便在如此重壓之下，我們的經濟依然保持正增長。

當年日本在1990年遭遇三大周期同時下行時，第三年GDP就正式陷入負增長，隨后進入“失去的30年”。

這不是簡單的數字對比，而是中國經濟在極限壓力下，產業縱深與韌性的最真實體現。我們的經濟韌性，完全有空間應對這場足以讓其他國家陷入衰退的周期風暴。

當然，開局依然最難。2024年，我們已經度過朱格拉蕭條中最艱難的時刻，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結束連續三年下跌，但整個社會仍處在信心偏弱的狀態。

但我認為，去年一個清晰的政策轉向，標志著我們完全有可能走出這場周期共振。

從去年年中開始，圍繞反內卷的政策調整密集出臺，同時萬億級別的重大工程同步落地。背后指向同一個目標：讓中國經濟盡快走出朱格拉周期。

當下經濟的問題看似千頭萬緒，核心其實只有一個：信心。

更準確地說，是過剩產能導致企業利潤持續下滑，大多數企業失去對未來的投資信心，進而收縮規模，引發一連串就業與收入問題。

這也是去年出臺兩套看似矛盾、實則配套的政策：

一邊擴投資，在民間資本信心不足時，由國家層面加大投資，主動擴大就業；

一邊去產能，用反內卷、強監管的方式清理上一輪留下的過剩產能。

只有先解決產能過剩，走出朱格拉蕭條，幫助全社會重建投資信心，我們才有機會從房地產周期中逐步解脫，最終才能把有限資源投向技術產業，順利邁入下一輪康波。

最后我想說，這期視頻的目的并不是渲染絕望。

當所有周期都在向下共振，還能保持正增長的經濟體，往往就是下一輪周期復蘇時彈性最強的那一個。

也許當2030年的人們回望2026年，感受會和今天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