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跟身邊好幾個在體制內工作的朋友們聊天,大家都在聊一件事,這幾年,工資能按時發就不錯了,很多地方績效、年終獎都拖了快兩三年了,連平時的補貼都時有時無。
很多人,都會納悶兒,一個縣,管著幾十萬人口,怎么會連公職人員的工資都兜不住?
這些年,“縣域財政緊張” 不再是什么遙遠的新聞,而是變成了很多人身邊的真實感受:教師績效緩發、項目停擺、基建放緩,強硬化債。那么,一個縣的錢到底去哪了,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
有人說,政府怎么可能沒錢啊?銀行,不就是政府開的嗎?沒錢可以印,還可以找銀行借,又不用還。但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政府,除了現實中的確有一定的行政權和公信力,實際上,它的運作方式,也像一家大型企業。
從某個角度看,縣政府,其實,就是一個超大號 “公司”,縣委書記是董事長,縣長是總經理,也要想辦法找錢、要花錢、還要還債。經營不好,照樣會出現資金鏈緊張的情況,工資發不出來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現在法治社會、市場經濟、合規管理,政府的財政,也是需要財政收入、財政預算、財政支出,一分一厘都有規矩,不能亂來。
首先,要糾正幾個很常見的誤區。
第一,銀行不是政府的“私人錢柜”。不管是國有大行還是地方銀行,都是市場化經營的企業,政府不能隨便命令銀行給錢、免債。
第二,地方政府沒有印鈔權。印錢是央行的專屬權力,亂印錢會引發通貨膨脹,錢變毛了,最后吃虧的還是老百姓,縣級政府根本碰不到這個權力。
第三,政府借錢一樣要還,還要付利息,不存在“借了不用還”的好事,借多了還不上,照樣會陷入財政危機。
下面,我就以某個縣財政為例,說一說為什么會出現,地方政府拖欠公務員、教師工資?說的不對的,請大家在評論區討論。
一、縣政府的錢從哪來?主要就這幾筆
一個縣的財政收入,大體就三類,而且中國大多縣城都不算寬裕:
1. 本地稅收
企業增值稅、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這是最核心的收入。但很多縣域產業薄弱,沒有像樣的工業和服務業,稅收盤子本身就很小,靠自己收的稅,往往連基本運轉都撐不住。
2. 上級轉移支付
這是很多欠發達縣的“救命錢”。中央和省級把發達地區的稅收統籌一部分,補貼給財力弱的縣,用來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不少西部縣、貧困縣,財政支出里一大半都靠上級補助。
3. 土地出讓收入(賣地錢)
前十幾年,縣城發展很大程度靠賣地。但最近幾年房地產下行,縣城房子不好賣,地也賣不動、賣不上價,這塊收入直接腰斬甚至暴跌,對縣財政打擊非常大。
除此之外,國企分紅、罰款、非稅收入等,往往金額都很小,撐不起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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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政府的錢花在哪?大多是剛性支出
錢進來不容易,花出去的地方卻一點不少,而且很多是“必須花、不能拖”的剛性支出:
人員工資:公務員、教師、醫護、公安等在編人員的基本工資、績效、社保,人力方面的各種培訓等,都是最剛性的一筆開銷;
民生保障:教育、醫療、養老、低保、鄉村建設、公共設施維護,都要持續投入;
日常運轉:機關單位水電、辦公、車輛、會議等公用經費,還有各種其他開支;
債務本息:以前搞建設借的錢,每年一樣都要給銀行還利息,甚至要還本金,壓力只會越來越大。不是有新聞報道,有的銀行,起訴當地政府的。
收入增長慢,甚至在下降,支出卻只增不減,時間一長,缺口自然就出來了。
三、為什么會有隱性債務?城投公司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疑惑,明明財政緊張,為什么還會冒出大量隱性債務?
核心原因很現實,縣里要修路、建橋、搞園區、修廣場,要發展、要考核,可財政沒錢,國家又不允許地方政府直接向銀行貸款、違規擔保。
于是,就有了我們大家熟知的政府平臺公司——城投公司。
政府成立一家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名義上是獨立的國企,實際上由政府主導,項目也是政府的基建項目。銀行也明白,城投背后是政府信用兜底,相當于政府用自身信譽做背書,讓城投出面從銀行貸款。
這筆錢,名義上是企業債務,不進入預算,實際上也是政府要負責到底的債務,這就是隱性債務。
這些貸款投下去的基建,很多短期內沒有收益,沒法自己造血還債,最后還是要靠財政、靠賣地來填坑。一旦賣地不行、稅收不行,連付息都困難,財政就更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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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什么會出現拖欠工資、績效?
回到開頭我的那些朋友們的情況——績效兩年沒發,不是政府故意拖欠,實在是收支繃不住了。
工資和績效屬于剛性人員支出,原本是優先保障的。但當一個縣稅收下滑、賣地暴跌、上級轉移支付又不能無限增加,同時還要還債務利息、保基本民生底線時,財政現金流就會斷裂。
在“保民生、保運轉、保重點”的排序下,一些地方只能先緩發績效、補貼,甚至出現基本工資延遲發放的情況。而且國家有嚴格規定,融資錢、專項債不能用來發工資,等于堵死了“借錢發工資”的路,沒錢就真的發不出來。
說到底,縣級財政的困境,其實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一場深刻的自我糾偏。
它連著縣城里每一個教師的講臺,每一個醫生的診室,每一條公路的養護,甚至是每一個普通家庭對公共服務的期待。
當我們討論 “縣財政為什么沒錢” 時,其實是在探討一個地方發展的底線。縣委書記和縣長,作為這個縣的 “董事長” 和 “總經理”,肩上扛的不僅是經濟指標,更是一方百姓的安居樂業。
過去幾十年,我們習慣了靠土地、靠投資、靠規模紅利來 “跑馬圈地”。但如今,房地產退燒、產業結構換擋,舊的模式玩不轉了,新的模式還沒完全建立起來,這就出現了眼前的尷尬。
這種尷尬,不是某一個縣的失敗,而是整個縣域經濟在轉型期必須承受的 “陣痛”。它提醒我們,地方發展不能再盲目鋪攤子、搞形象工程,必須要回歸到實事求是、量入為出的軌道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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