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乾隆為什么能寫四萬首詩？

康熙、雍正、乾隆這3個皇帝支撐住了整個18世紀的中國。中國在18世紀呈現(xiàn)出的繁榮是很難得出現(xiàn)的一種情形，我們知道歷史上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這些類似的狀況，但是都沒有達到持續(xù)性的繁榮。18世紀的持續(xù)性繁榮本可以給中國帶來一個歷史性的大轉變，因為全球背景完全不一樣了，但是繁榮又帶來新的問題。

開國皇帝可以沒有很好的教育經(jīng)歷，但他們都是在非常直接的實際競爭中磨煉出來的。中國的王朝政治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體制，是私有傳承，每一個開國皇帝都像秦始皇一樣，希望一世、二世，以至萬世，永久傳下去。怎么能使皇位永久傳下去？歷代君主有一個共同考慮，那就是培養(yǎng)更多有能力、有正確價值觀、正確認識的接班人。所以我們看中國歷史上，從二代皇帝開始，基本上每個皇帝都接受過良好的知識訓練，他們的老師都是當時帝國內部最好的學者，和他們朝夕相處，培養(yǎng)他們良好的習慣和品質，訓練學術鑒賞力、識別力，包括書法、繪畫這些愛好。康雍乾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皇帝。

乾隆皇帝一個人寫了4萬多首詩，幾乎可以匹敵唐朝的全部詩人，但他的詩沒有一句能像李杜詩篇那樣傳誦甚廣。我覺得這是體制造成的，乾隆皇帝身邊的馬屁精太多了，隨便寫點什么東西都說好。盡管如此，乾隆皇帝在作詩方面的高產(chǎn)量仍然可以反映出他受過很扎實的文化教育。乾隆皇帝還喜歡在書畫作品上題字，有的時候題一次還不過癮，他就反復地題，最后喧賓奪主，他題的東西遠遠超出原來作品的規(guī)模。康雍乾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還有藝術上的訓練熏陶，可以和那些最有學問的大臣進行正常的對話，大臣們講的東西他們能夠聽明白，他們還要負責科舉考試的命題和批卷子。

滿洲人剛入關的時候，漢化程度比較低。順治皇帝是童年繼位，一開始對漢文比較生疏，但是經(jīng)過幾年的學習，等到他親政時，已經(jīng)能讀懂漢大臣寫的奏折。當時輔佐順治皇帝的攝政王多爾袞也是這樣，剛入關的時候也不懂漢文，但是后來也在很短暫的時間內使自己獲得很大的提升。

清朝前期的幾個皇帝都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許他們最初沒想過大清國能延續(xù)200多年，但是他們保持了一種奮發(fā)向上的狀態(tài)。在這之前的明朝、宋朝、唐朝，都沒有連續(xù)出現(xiàn)高素質的皇帝。

我們討論18世紀繁榮和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對原來的歷史觀有一定的調整。過去我們很排斥英雄史觀，既然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就不能講英雄史觀。其實我們仔細研究歷史的實際情況，不論中國史還是世界史，一個偉大的人物或者一個很壞的人物，都可以導致歷史發(fā)生根本性的轉變。最典型的，如果沒有康雍乾這3位皇帝，會不會出現(xiàn)18世紀的繁榮？可能很多朋友說也會出現(xiàn)，但概率完全不一樣。因為等乾隆皇帝去世以后，到了19世紀，不論是嘉慶、道光，還是咸豐，可以看到因為他們的決斷力，在很多問題的處理上失策，使盛世終結。所以個人因素在歷史上也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今天中國疆域其實是以乾隆朝為底本，清朝的規(guī)模達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管理體制很值得注意，對本土也就是18行省的管理漢化程度非常高，和之前的王朝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就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地方的總督、巡撫由中央政府統(tǒng)一委派，而且是隨時調整，任期一般不會太長。一直到晚清的時候，督撫的家基本上都安在北京，出去任職兩三年后就回來。對18行省之外的邊地，最開始是用當?shù)氐墓倭艁砉芾恚髞碛幸粋€改土歸流運動，把土司改成流官。

清朝在18世紀的屬國架構也值得我們注意，大清帝國在當時類似于一個邦聯(lián)體制，周邊的國家可以加盟，成為大清帝國的屬國。這種屬國體制使大清王朝的格局非常不一樣，東邊的屬國是朝鮮，再往大洋里邊延伸是琉球。今天的泰國、老撾、柬埔寨，當時都是大清帝國的屬國。清朝有兩個管理屬國的機構，一個是禮部，一個是理藩院。禮部管理那些沒有和中國山水相連的屬國，比如琉球，和中國本土山水相連的屬國歸理藩院管理。18世紀中國的盛世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在經(jīng)濟上，中國的貿(mào)易順差在持續(xù)性擴大。在之前的幾百年，中國和西方國家一直有長久的貿(mào)易往來。到了十六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這些國家開始向遠東乃至全球拓展，中國和日本都在接納西方的東來。在北部，中國和俄羅斯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接近，慢慢靠攏接壤，中國向北推，俄國向南推、向東推。這表明中國并不是我們原來講的絕對的關閉國門。在《尼布楚條約》簽署前后，中俄之間的交往是兩個帝國之間平等的交往，互相之間沒有心理上的嫉恨。俄國使團住北京，還有俄國的傳教士和學校，清政府沒覺得恐慌。清朝的對外交往，總體上來說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但是不能無限擴大、永遠擴大，總要有一些妥協(xié)。

對于中國18世紀的繁榮，西方因素也非常重要。18世紀中期，英國開啟了工業(yè)革命，給全球經(jīng)濟帶來了震撼性的影響。機械化的投入、蒸汽機的使用，使動力系統(tǒng)發(fā)生根本性變革，勞動效率獲得了空前改進。英國的紡織工業(yè)品向全球釋放，因為成本低，所以勢如破竹，但是并沒有給中國造成很大影響。由于工業(yè)革命導致西方城市生活舒適度提升，市民人口擴大，消費力提升，對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反而有更高更多的需求。沒有外貿(mào)的支撐，不可能有18世紀中國的繁榮。

18世紀中國的繁榮還體現(xiàn)在大型文化工程的出現(xiàn)。圓明園是由政府主導的大型主題公園，歐洲館、大水法都帶有很強的奢侈品性質，是奢靡之風，只有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產(chǎn)品過剩的狀態(tài)下才能出現(xiàn)，在經(jīng)濟貧困產(chǎn)品短缺的狀態(tài)下是不可能有圓明園的。除了圓明園，還有《四庫全書》《康熙字典》以及測量全國土地這樣的大型工程，如果沒有發(fā)達的經(jīng)濟做支撐，這些文化工程、基礎工程都難以展開。

中國在18世紀的繁榮是個事實，但繁榮的同時也有問題。近些年來有研究者認為18世紀的繁榮是畸形的繁榮，是饑餓的盛世，這種觀點的依據(jù)主要來自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記錄。馬戛爾尼來華，看到了中國的繁華，也看到了底層社會的凄涼。繁榮是一方面，貧窮也是一方面。為什么會這樣？這和財富分配有關，中國歷代王朝都沒能很好地解決財富分配問題。中國的對外貿(mào)易一直由朝廷主導，貿(mào)易結余是朝廷的積累，朝廷拿這些錢去做工程，底層社會并沒有因為對外貿(mào)易的繁榮而普遍性地富裕起來。清政府基本上沒有考慮過財富的二次分配和社會的公平救助，底層社會自生自滅，很難分享盛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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