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季度報告（2026年第一季度）發布，高培勇 王一鳴 楊瑞龍 毛振華 黃益平 繆延亮 閆衍 于澤共論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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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季度論壇（2026年第一季度）在京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副主席，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閆衍聯合主持，聚焦“務實奮進的中國宏觀經濟”，來自國內政界、學界、企業界著名經濟學家高培勇、王一鳴、毛振華、黃益平、繆延亮、于澤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聯合解讀。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于澤代表論壇發布題為《務實奮進的中國宏觀經濟》的CMF季度報告。

報告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一、一季度宏觀經濟運行新特點與未來展望

二、打破經濟循環堵點的突破口——現代化產業體系與分配體系

三、政策建議

本報告核心觀點如下：

第一，一季度經濟全面向好，實現開門紅。主要動力來自于外需和政策推動下基建投資回暖。即使考慮到外部沖擊加大的情況，全年經濟可以保持平穩運行。

第二，當前中國經濟周期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全新特征，表面是經濟循環中存在堵點，例如總需求傳導不暢。深層次看，是資產化發展模式走到了極限，導致的資源錯配、存量債務等問題限制了各類主體支出和未來預期。縱觀各種可能轉型道路，最為合理的是以創新為動力，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分配體系。

第三，未來要緊緊圍繞這條主線，適應新舊動能轉換的新特征和國際不確定性新情況，建設好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新思路實施好宏觀政策。短期內保持宏觀政策力度，進一步提升穩定房地產市場的政策優先級；中長期需順應從“做大資產”模式向資產運營模式轉型的大趨勢，以營商環境為核心，以全國性資產交易市場建設為突破點，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升存量資產運營效率，為“十五五”宏觀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一、一季度宏觀經濟運行新特點與未來展望

維度1：外需和政策推動基建支撐開門紅

盡管3月份數據尚未完全公布，但結合1-2月份數據綜合判斷，一季度經濟實現“開門紅”。該結論的兩大判斷依據如下：首先，據測算，一季度經濟增速預計可達5%以上，若3月份表現理想，一季度增速有望達到5.3%；其次，價格作為核心的經濟景氣指標，1-2月份以來呈現平穩回升態勢。

在價格層面，以2月份為例，多項價格指標創近年新高。盡管存在錯月因素，但背后也反映出價格運行的新機制。2026年2月份，全國CPI漲幅環比由上月的0.2%擴大至1.0%，為近兩年來最高。服務價格上漲1.1%，漲幅比上月擴大0.9個百分點，漲幅高于季節性水平，影響CPI環比上漲約0.54個百分點。同時，外部沖擊對價格影響有所顯現，受國際金價上行影響，國內黃金飾品價格上漲6.2%；國際地緣政治沖突對能源價格影響傳導作用顯現，國內汽油價格上漲3.1%，兩項合計影響CPI環比上漲約0.12個百分點。從同比來看，春節錯月疊加消費需求恢復影響，全國CPI漲幅由上月的0.2%擴大至1.3%，為近三年來最高。服務價格上漲1.6%，漲幅比上月擴大1.5個百分點，影響CPI同比上漲約0.75個百分點。

2月份，核心CPI同比增長1.8%，創下了2023年以來新高。1-2月份CPI累計同比增長0.8%，創下了近兩年新高。與此同時，全國PPI環比上漲0.4%，漲幅與上月相同，連續5個月上漲。國際有色金屬、原油價格上行拉動國內相關行業價格上漲；算力增長帶動部分行業需求增加，進而推動價格上行。從同比來看，全國PPI下降0.9%，降幅比上月收窄0.5個百分點，已連續3個月降幅收窄。新質生產力發展持續釋放新動力，市場競爭秩序不斷優化，助力部分行業價格同比企穩回升。

“開門紅”的核心邏輯需聚焦總需求端。第一，當前需求端的主要支撐因素仍然是出口。盡管存在錯月效應，但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8.3%，增速比上年全年大幅加快。其中，出口增長19.2%；進口增長17.1%。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增長20.0%。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22.8%。

值得關注的是，過去兩年間，進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始終保持良好貢獻。那么，面對未來可能的石油沖擊等因素，今年的進出口表現能否持續向好？為解答這一問題，需梳理過去2-3年進出口持續高位運行的成因。經梳理，其背后機制呈現多元化特征，具體可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是與指標特性相關，進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當前出口表現強于進口。二是存在轉出口等現象。三是對新興出口目的地的拓展成效顯著，一季度以來，對非洲、拉美等地區出口表現突出，尤其非洲地區——近兩年來非洲經濟比較活躍，且中非合作關系融洽，對非貿易已成為外貿新增長點。四是出口具備強勁的產業鏈支撐，核心得益于國內全產業鏈優勢，呈現“東方不亮西方亮”的特征，例如近期受美伊沖突及歐洲“電荒”等因素影響，我國家庭儲能設備在歐洲市場熱銷，儲能產業出口表現優異。此外，全球AI產業“海嘯”級爆發，為半導體、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等產品出口提供了有力支撐，但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面臨一定沖擊，進而對就業產生一定壓力，導致出現整體出口增速向好與部分行業出口受阻并存的局面。五是跨境電商商業模式的推動，跨境電商的優勢一方面在于商品售價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是物流效率大幅度提升，這一模式的成功不僅得益于海外倉布局及國內數字化發展帶來的大數據預判能力，也顯著受益于航空物流支撐，所以，跨境電商的發展直接利好航空物流產業。

綜上，進出口高位運行的成因多元化，意味著其調節機制具有多樣性。當前石油價格上漲主要體現為成本輸入性沖擊，對上述五大調節機制的影響有限。據此判斷，今年外貿對中國經濟增長仍將保持良好支撐態勢。

第二，實現“開門紅”的重要支撐同樣來自投資，其中關鍵因素是基建投資的大幅回暖。1—2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長1.8%，相比2025年全年下降3.8%大幅回暖，特別是如果扣除房地產開發投資，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2%。回暖最為明顯的是基礎設施投資，隨著“兩重”項目建設加快推進，實物工作量加速形成，1—2月份，基礎設施（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投資同比增長11.4%，增速比2025年全年加快10.8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高9.6個百分點；拉動全部投資增長3.0個百分點。但房地產市場目前仍處于深度調整階段。

第三，需求端的支撐還包括消費的回暖，主要呈現三大明顯趨勢。首先，消費下沉特征顯著，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8%，比2025年12月份加快1.9個百分點。其中，城鎮消費品零售額增長2.7%;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長3.2%，鄉村市場銷售成為消費新動力。

其次，服務消費處于全線回暖進程中。1—2月份，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5.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1個百分點，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額3.1個百分點。餐飲收入增長4.8%。

最后，“以舊換新”等政策推動是消費的重要動力。1—2月份，限額以上單位通訊器材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7.8%;文化辦公用品類零售額增長5.8%;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零售額增長3.3%，其中高能效等級家電銷售延續2025年快速增長態勢，增速超過兩位數。

出口及基建的增長，帶動供給端工業增速進一步回升。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增速較上年12月份加快1.1個百分點。在生產加快、產品價格回暖等因素拉動下，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5.3%，較上年全年加快4.2個百分點；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5.2%，增速較2025年加快14.6個百分點。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出口交貨值同比增長6.3%，較上年12月份加快3.1個百分點，為上年4月份以來最高增速。

總體而言，本次經濟回暖的核心邏輯一方面是出口的持續上行，另一方面是政策推動下內需，特別是基建的持續回暖。

維度2：財政、金融政策持續發力

一季度宏觀政策支撐力度充分，主要體現為四方面。一是財政支出，1-2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3.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同比增長4.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3.5%。與此同時，民生領域是2025年財政支出的重點發力方向。但是要注意的是，債務付息支出當月同比增速在22%的高位。

二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大幅回升，支出節奏較上月明顯改善。1-2月，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增長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支出同比增長8%；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增長16.3%。

三是政府債融資規模，2026年前兩個月政府債融資規模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財政前置發力特征延續。

四是財政性存款，2月減少3500億元，同比多減1.6萬億元，同樣反映出財政支出靠前發力、穩增長“開門紅”的政策導向。

維度3：新動能持續向上

第一，工業升級持續加速。1—2月份，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3%，較上年12月份加快1.3個百分點；增加值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33.5%，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7.4%，拉動非常明顯。1—2月份，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8.9%，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6個百分點。營業收入快速增長，帶動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利潤同比增長23.5%，較2025年加快15.8個百分點。1—2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1%，對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長貢獻率達31.5%。同時，工業數智化轉型穩步推進，綠色產品增勢強勁。

第二，現代服務業展現蓬勃動力。1—2月份，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2月份，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49.7%，比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服務業業務活動預期指數為55.8%。其中，住宿、餐飲、文化體育娛樂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氣區間。人工智能發展對于信息服務需求的拉動比較明顯，1—2月份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0.1%，近2年信息技術行業一直保持高速增長。

第三，高技術產業投資為產業升級奠定基礎。1—2月份，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5.1%，增速比全部投資高3.3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2.9%。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長10.0%。其中，研發與設計服務業投資增長20.6%，專業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19.4%，信息服務業投資增長16.5%。“兩新”政策帶動效應持續顯現。1—2月份，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同比增長11.5%，增速比全部投資高9.7個百分點；拉動全部投資增長1.9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17.8%，比上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

第四，貿易結構持續優化。首先，多元化成效繼續顯現。前2個月，我國對于東盟、歐盟進出口總額分別增長20.3%、19.9%，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進出口增長20%。其次，新增長點不斷壯大。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提升，機電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較快，對外貿出口帶動增強。1—2月份，機電產品出口增長24.3%，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24.2%。集成電路、船舶等技術含量較高的產品出口增勢良好。同時，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發展向好，也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長點。最后，發展活力持續釋放。1—2月份，民營企業進出口同比增長22.8%，快于全部進出口；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增長15.3%，保持較快增長。

綜合上述分析，一季度經濟實現“開門紅”。在此背景下，核心問題在于一季度的“開門紅”能夠延續嗎？對此，需放寬視野，將一季度經濟表現置于本輪經濟大周期中審視，明確其中的變與不變。這一分析思路既有助于判斷一季度數據的延續性，也能為梳理本輪周期未來變化提供支撐。鑒于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明晰周期變化特征，也可為后續宏觀政策設計提供依據。因此，判斷一季度“開門紅”的延續性，需以整輪經濟周期為參考基準。

經初步梳理，本輪周期與歷次周期存在顯著差異，其新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供給與需求在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系統性錯配，供給強需求弱，其中需求弱是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累計同比增速和GDP平減指數累計同比增速只有數量上差異，但是運行方向一直保持一致，其中，1990到1999年相關系數為0.78，2000到2009年為0.67，2010到2019年為0.75，2020到2022年為0.53。但是，從2023年以來，兩者運行方向截然相反，相關系數為-0.23。

第二，供給強背后有市場型因素，更有政策擾動下的產量累積，這也促使我們對前一輪去產能的思路進行反思。

第三，需求端從外需擾動全面進入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不足階段。

第四，行業運行的周期性特征和聯動性特征發生明顯變異，具體表現為行業上行期顯著縮短、下行期明顯拉長。

第五，經濟主體行為日趨保守化和短期化，預期顯著變弱。

第六，宏觀政策效果呈現脈沖性。

整體來看，無論是供給端、需求端、產業端、主體端還是宏觀政策端，本輪周期均呈現出鮮明的獨特性。當前本輪經濟周期無法簡單套用以往經驗，核心原因在于經濟運行規律已發生深層次變化，進而造就了本輪周期的全新特征。

根據本輪周期呈現的新特征，進一步探究可以發現本輪經濟周期運行過程中存在諸多堵點，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供給端“內卷”加劇。二是微觀降本增效收縮性循環，中國上市公司盈利數據顯示，2025年三季報中上市公司利潤增速顯著高于營業收入增速。利潤由營業收入扣除成本形成，利潤增速顯著高于營業收入增速，主要源于企業降本增效。對單個企業而言，控制成本、提升收益屬于合理經營選擇。但從宏觀經濟層面看，一個企業的支出即為另一個企業的需求。若市場主體普遍采取降本增效策略，將導致社會總需求進一步收縮；社會總需求走低又會促使企業進一步強化降本增效行為，進而形成并加劇經濟收縮循環。當前微觀層面的降本增效邏輯，其宏觀層面的負面沖擊正持續顯現。近期團隊在上海、江蘇、浙江等地開展的調研顯示，國內多個重點行業2026年降本趨勢較2025年更為顯著，該趨勢對下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沖擊將明顯強于2025年。三是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四是地方政府收支壓力加大。五是居民就業壓力和預期疲弱。六是總需求傳導機制失靈，這也是最為關鍵的。傳統經濟周期傳導機制，即刺激政策的乘數效應帶來需求和價格上升，進而帶動利潤和工資增加——資產負債表穩步修復——信貸擴張——拉動投資——推動經濟上行的鏈條失靈，財政和貨幣政策資金難以有效進入經濟循環。

根據本輪經濟周期的新特征，可以看出2026年一季度經濟運行的變與不變。不變之處在于，一季度經濟運行邏輯與本輪周期整體運行邏輯保持一致，經濟運行仍處于本輪周期框架內，未實現突破性轉變，出口對經濟的強支撐作用仍在持續；同時，本輪周期存在的各類堵點在一季度雖有局部緩和，但總體仍未消除。據此判斷，2026年全年經濟運行仍將延續本輪周期的整體特征。

變化之處在于，本輪周期中基建投資增速回落幅度較大，其成因較多，包括地方政府財力約束等因素。而2026年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重大工程項目提前布局實施，疊加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有力支持以及預算內資金的保障，重大項目對基建投資的支撐力度顯著增強，推動基建投資增速大幅回升。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經濟整體運行邏輯未發生改變，疊加基建投資增速回暖，將支撐2026年全年經濟增速延續2025年總體平穩向好的態勢；另一方面，市場對石油價格沖擊以及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可能引發的全球供應鏈與運輸鏈沖擊存在擔憂，綜合判斷此類沖擊主要表現為輸入性成本沖擊，對中下游企業影響大，但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運行邏輯，反而由于國內完整的產業體系，為出口提供更多選擇。經測算，即便全年國際油價維持在100—140美元區間，其對我國全年經濟的影響總體可控。據此，一季度“開門紅”具備延續性，預計全年經濟增速維持在4.8%左右。

結合2026年為“十五五”開局之年的背景，需進一步回應核心問題：在“十五五”規劃總體框架下，能否打通現有經濟循環堵點，推動中國經濟在“十五五”時期步入新一輪發展周期。要解答這一問題，需進一步剖析當前中國經濟新特征及經濟循環堵點的深層成因，在此基礎上才能在“十五五”時期制定針對性政策舉措并加以優化。

二、打破經濟循環堵點的突破口——現代化產業體系與分配體系

面對經濟運行出現新特征，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經濟發生了新沖擊。我國經濟在近年確實面對一系列新挑戰。首先，2022年以來，伴隨著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持續負增長，房地產投資持續下行，房地產行業成為經濟變化最顯性的推動因素。其次，隨著2021年之后土地成交金額陷入負增長，同時財政支出壓力加大，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不斷凸顯。最后，居民資產負債表縮水，財富效應拖累支出。三大沖擊交織之下，國內需求增速不斷放緩。

但是，前述三大沖擊無論是在沖擊發生的時間點、名義與實際變量背離、消費強弱和行業運行特征等方面均不能很好解釋經濟運行新特征。我國經濟運行新特征在2023年之后全面顯現，但是苗頭在2017年左右已經出現。首先，2017年名義價格上升沒有帶來實際GDP的復蘇，意味著傳統的宏觀傳導途徑受阻，名義變量與實際變量的正相關性開始變弱。其次，2017年后中國經濟就表現出更廣范圍和更多層面上的分化特征。其中包括：各類價格指數及價格指數內部構成走勢分化；行業復蘇和利潤增長分化；行業內企業盈利分化；景氣運行分化；地區增長持續分化。再次，價格水平向產出總量傳導不暢，國內PPI和CPI與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脫鉤，起不到拉高利潤，促進投資的作用，使得投資乘數等調節機制失效。最后，也是要特別關注的，從2018到2019年經濟運行壓力陡然增大，主要壓力來自于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下滑。

因此，2023年以來的資產負債表沖擊等更多是一種周期性表現和結構放大器。本輪經濟運行新特征是中國進入發展模式深度轉型期，經濟發生了結構性和機制性變化。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過程中原有交易關系破裂、交易模式失靈，新的交易關系和交易模式還在形成中，導致市場需求不足。

社會各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討論常提及招商引資、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地方債務等關鍵詞，但上述內容僅為發展過程中的手段與外在特征，并非模式本質。發展模式的核心在于解釋房地產、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規模地方政府債務等現象同步出現的內在邏輯，不應將現象本身等同于發展模式。綜合各類現象可以發現，其背后存在一條核心主線，即地方政府資源的資產化模式，該模式主要包含兩個維度。一方面是提升收益類，一是將地方政府的資源轉化為資產，通過資產集聚生產要素，例如核心資源包括土地，土地資產化形成土地財政，并進一步發展為土地金融；二是將財政資源資產化，形成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后續逐步發展為產業基金。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類，地方政府掌握的行政裁量權等資源，可通過相關方式實現降低和分散經濟發展成本，例如農民工保障、社保繳費、各類限制性政策執行等等，同時也伴隨部分經濟運行非規范化現象。綜合資產化發展模式的兩個主要途徑，政府主要作用是通過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交易空間，從而有更多企業尋找到了盈利機會，推動了經濟增長。

在此進程中，從供給和需求兩端來看，資源資產化發展模式潛力都會逐漸耗盡。在供給端方面，資產化過程會伴隨著收益率下行和債務率上行，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不斷下降。從需求端看，資產化模式不適合消費轉型升級。資產化發展模式下，主要以商品生產為主，尤其是針對短缺型經濟的快速積累期適用。隨著需求端調整速度顯著加快，服務消費多樣性需求遠遠快于供給端調整速度，導致服務業發展不充分、放大總需求不足、供需錯配問題更加嚴重。

綜上，本輪周期呈現的諸多新特征，背后反映出經濟循環存在新堵點，而新堵點根源在于原有發展模式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破解此類結構性問題，需在“十五五”時期明確政策方向與發展路徑。針對資產化模式帶來的問題，可供選擇的路徑包括：一是企業和政府違約，該路徑不具備可行性；二是削減企業和政府支出，該路徑同樣不可行；三是大幅度增加政府稅收，該路徑也不具備現實條件；四是赤字貨幣化（央行資產增速快于非金融部門債務增速），該路徑存在諸多約束；五是盤活存量國有資產（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該路徑在現階段具備實施條件，但其本質仍是原有資產化模式的延伸。

綜合來看，最為合理的路徑是以創新驅動產業升級，宏觀層面從傳統資產化發展模式轉向產業升級驅動模式，微觀層面從做大資產模式轉向資產運營模式。

基于上述發展路徑，需進一步探討的是：在向現代化產業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我國當前所具備的基礎條件與面臨的堵點。

首先，中國產業轉型的內在邏輯與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可從理論與實證兩方面展開探討。在理論層面，產業結構背后的市場內生力量可以分為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需求端力量通過收入效應發生影響。經濟發展帶來人均收入提高降低了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促進產業升級。供給角度的力量通過相對價格效應發生影響。產品相對價格發生變化之后，消費者的預算約束線發生旋轉，導致了消費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相對價格變化背后是不同產業間的技術進步差異與全社會資本深化。

在實證層面，利用社會最終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定義產業結構，結果顯示，只有收入效應起作用比只有相對價格效應起作用時對數據的擬合更好。這意味著在最終消費支出的定義下，收入效應的貢獻更大，是各部門最終消費支出比重變化的主要動力。這表明，傳統中國產業升級的核心驅動力源于居民收入提高，即國民收入水平上升推動產業結構從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轉型。

若進一步利用增加值的比重定義產業結構，結果表明，在中國1992年以來的結構升級過程中，收入效應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相對價格效應的貢獻較小；在2002年之后相對價格效應對整體趨勢的貢獻更大。上述結果意味著，整體來看收入效應仍發揮主導作用，但2002年之后價格效應逐步增強，這意味著2002年以來技術進步對中國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持續加大。

綜合上述兩項結論可以發現，產業轉型前期的核心動力為收入驅動，而這一驅動力的背后是經濟高增長階段的支撐；當前，產業轉型動力更多依賴技術進步帶來的相對價格優勢。因此，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路徑，必然是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以下結合中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融合機制，梳理當前具備的基礎條件與潛在堵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創新經歷過兩個大階段。一是“山寨”階段，即“吸收——引進——再開發”階段。在這一階段，創新的核心是反向式設計。企業通過更改產品設計來削減成本，權衡產品替代方案，使產品功能遵循特定的成本結構。有時候，這個過程會犧牲質量和性能，在性能與成本中尋找一種動態平衡。反向式設計過程產生的產品類似于原型產品，但是通過簡化組件、更便宜的材料以及更好的可制造性設計，以低成本和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進行大規模生產。反向式設計保留了逆向工程的核心特征，產品開發過程基于現有產品或產品設計。但是，企業不是嘗試復制原始模板，而是創建具有鮮明特征的新產品。我國成本優勢并非主要源于較低的要素成本，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知識密集型變更產品設計的結果。反向設計加速迭代和跨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激烈競爭的市場之一。產業鏈的精細化分工讓創業成為可能，專注產業鏈上很小的環節，不需要很多的資產，企業邊界大大縮小，專業化企業形成新的商業信譽，信任合作形成行規，產業鏈得以高效運作，降低整個產業的運營成本，構成了難以匹敵的創新生態系統。一輪接一輪的轉型衰退，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創新企業，孕育了一波波新興產業。因此，中國的這一模式并非如外界所言會將產業鎖定在低端領域，反向設計與組合式創新能夠持續推動產業向新的方向演進。

上述為中國創新體系1.0階段的主要特征，結合“十五五”規劃相關部署，未來將逐步邁向2.0階段。這一階段的核心依托包括：一是完整制造業產業鏈；二是與制造業高耦合度的研發；三是新型舉國體制。未來實現轉型突破的關鍵，在于打造中國創新體系2.0，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

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需同步關注配套的分配體系。宏觀經濟學原理表明，宏觀經濟循環主要依靠收入分配調節，而非單純依賴價格機制。從分配模式來看，主要存在兩類需求驅動機制：一是利潤推動型需求模式，即隨著經濟增長，利潤占比提高推動國內需求；二是工資推動型需求模式，即隨著經濟增長，工資占比提高推動國內總需求。在地方資源資產化發展模式下，我國的總需求模式是利潤驅動性。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工業用地、公共資源等的價格偏低，我國利潤份額持續提升，勞動收入增速偏低。然而，隨著資本邊際報酬下降，投資動力將會逐漸下降，利潤拉動的需求模式就成為了潛在增長率提高的限制，我國需要從利潤拉動型模式走向工資推動型模式。基于這一結論，本次提出“雙轉型”方向：一是從資產化發展模式轉向現代化產業體系模式；二是在需求端從傳統利潤推動型模式轉向工資推動型模式。這意味著需構建全社會工資良性上漲機制，實現“十五五”時期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同步的目標。

三、政策建議

（一）短期：創新逆周期政策思路

第一，財政政策可以階段性實施“以支定收”模式，保持足夠力度。當前轉型過程中，微觀主體普遍呈現降本增效的收縮型運行邏輯，需通過政策對沖這一趨勢。從當前現實來看，政府仍是對沖該收縮邏輯的核心主體，因此財政政策需保持穩定性，甚至可進一步加大實施力度。

第二，貨幣政策以降低金融機構融資成本為核心方向，進一步全面降準置換MLF，穩定流動性的同時降低金融機構負債成本。當前金融成本雖處于相對低位，但需維持社會融資成本的平穩運行，更關鍵的是穩定銀行息差，因此建議貨幣政策將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融資成本作為主要方向。

第三，疏通政策傳導機制，加強政策協調，擴大政策空間。短期內的核心政策取向是進一步疏通政策傳導渠道，提高政策傳導效率，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房地產政策、地方政府債務和資本市場綜合修復社會資產負債表，從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第四，提升高品質服務供給，特別要以60后和95后為對象，提升居民服務消費。我國消費占GDP比重相對較低，但從“量”與“價”的拆分來看，并非消費“量”不足，而是消費“價”偏低。具體而言：一是食品等剛性消費的“量”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大宗耐用消費品消費“量”同樣領先全球；三是基礎性服務消費“量”也處于世界前列。核心短板在于高品質服務消費（即發展型服務消費）供給不足。圍繞這一方向，建議重點關注兩類人群：60后與95后。從60后群體來看，未來五年將集中退休，作為中國財富積累較為豐厚的一代，其背后的銀發經濟具有廣闊發展空間。當前社會對銀發經濟的認知多局限于養老服務，而銀發經濟的核心是“活”，即助力退休群體實現精彩的“第二人生”。例如，當前中國文旅訂單中55%來自60-65歲群體，這表明相關產業的邏輯已發生轉變，核心在于如何滿足60后群體更高質量的生活需求。

從95后群體來看，“體驗經濟”“情緒經濟”已成為重要消費趨勢，消費邏輯正從功能性需求向情緒性需求轉變。培育相關產業，既是推動經濟轉型、突破原有周期的重要路徑，也是適應Z世代消費需求的必然選擇。

（二）中長期：突出重點深化改革

第一，以營商環境和全國性資產交易市場建設為突破點，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未來邁向現代化產業體系，產業發展將更多依賴經營資產，而非傳統模式下的做大資產規模。經營資產具有契約密集型特征，對營商環境提出了全新要求。建議進一步推進全國性資產交易，若僅依托區域性市場進行地方資產交易，將面臨“缺乏交易對手方”的悖論，難以實現資產高效配置。因此，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應聚焦存量資產交易的全國統一市場構建。

第二，盤活存量資產，推動“反內卷”。行業內橫向、縱向整合，有助于快速優化資源配置，消除冗余產能，高效率實現“反內卷”。通過跨界并購進入新領域的跨行業整合，企業可以構建高質量的生態閉環。為此，要分類實施、探索多元路徑。

第三，激發金融體系活力，建設多層次債券市場。并購重組等存量資產盤活行為需要多元化融資支持，通過構建多層次債券市場，提供組合式融資工具，可為相關業務提供有力金融支撐。

第四，推動長效化解地方債。堅持分稅制改革方向，聚焦地方政府財政運行。在分稅制方向上，轉變政府職能，設立并擴大分類轉移支付。分類研判各地政府債務的形成原因和特點，對于戰略腹地，充分考慮其承擔的國家戰略職能，在政府債務化解上予以差異化考量與政策傾斜，拓寬政府行動空間，增強其融入國內大循環的能力。

第五，進一步構建好社會安全網。我國經濟一直面對著高儲蓄、高就業壓力等結構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主要依靠高速的經濟增長解決相關問題，不斷尋求到投資和大量的新增就業機會。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傳統解決機制失靈，結構性問題變得更為突出。如果沒有足夠的社會穩定機制，結構性失衡很容易導致社會不穩定，信心下滑，進一步拖累經濟。在結構轉型期，相應職能需要更多由國家承擔，降低社會和企業分擔的成本。

（三）房地產政策：加強國家統籌，加快構建房地產市場新型治理體系

房地產市場供求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需要以此為著力點，構建系統性的調整方案，短期加大力度穩地產，中長期妥善引導房地產行業轉型。

第一，加大國家層面房地產統籌收儲力度。國家層面設立統一的房地產收儲資金，各地方申報項目，由國家層面收儲。打破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存在的“雞生蛋、蛋生雞”問題。

第二，加大中央財政支持部分城市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建議在推進城市更新規劃、土地、融資等長期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財政補貼，為項目提供可盈利的運行模式。特別是老舊小區改造要與城市功能升級相結合，不再原址原建，而是用貨幣化模式消化存量住房，原址改作他用，綜合處理好增量與存量的關系。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季度報告，與會嘉賓圍繞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展開聯合研討。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認為，分析2026年及“十五五”時期的中國經濟走勢，需要回答一個重要問題：2026年同樣是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同樣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對于2025年及此前究竟有哪些新的變化。自去年下半年以來，“財政科學管理”一詞不斷出現在黨和政府一系列文件當中，出現頻率日益提升，已成為一個高頻詞匯。“應收盡收、能省則省”成為財政科學管理最重要、最基本的內涵。科學管理，特別是財政的科學管理能夠產生政策效益。政策效益并非僅僅源于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質的改善。因此，“更加積極”既體現在財政政策所涉及的資金規模上，更體現在財政政策所涉及資金的使用效益上。

面對經濟運行中的新變化、新情況，需要關注以下四點。第一，當家要理財。不能只問事不問錢、只論效益不論成本。第二，政府部門“過緊日子”是常態化。不能把政府部門過緊日子當作權宜之計、臨時之策，更不能只說不做。在諸多預算單位中，年終突擊花錢、為花錢而花錢的現象，應高度警惕。第三，預算績效評價不能僅僅局限于投資項目，其他政府項目也應該進行預算績效評價，財政管理要向資金使用的全鏈條、預算單位的全覆蓋拓展。業務流程要持續優化，支出標準體系要更加健全。第四，在“投資于物”轉向“投資于人”的過程中，要特別關注財政科學管理，這是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話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指出，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主要的經濟數據普遍好于預期，經濟運行在各個方面都呈現積極變化，具體表現為：供給端依然延續強勁增長態勢；需求端出口韌性強勁；內需有明顯邊際改善，呈回暖態勢；由于需求端邊際改善好于供給端，原來“供強需弱”的格局有所變化，CPI、價格開始出現溫和回升；由于價格回暖，企業利潤開始回升。但是，當前經濟仍面臨內外挑戰：外部中東局勢推高油價，全球貿易增速放緩，外需擴張放緩將增大內需壓力；內部“供強需弱”格局未改，消費復蘇偏弱、房地產市場尚未止跌回穩、民間投資仍然乏力，擴大內需任務艱巨。

基于此，需要政策發力與改革加力相結合推動經濟回穩向好。一是加大財政政策實施力度，加快實施節奏，把該提前的提前，推進財政支出結構調整。二是增強貨幣政策支持性功能，用好各種公開市場操作手段，保持流動性充裕。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協同配合。三是以深化改革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放寬準入、理順價格、吸引社會資本，提供更多差異化服務，以滿足服務消費需求。四是用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優化政府投資結構，更多投資于民生類項目、投資于人，使投資和消費、人力資本改善形成良性互動。五是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推動物價回歸合理區間，擺脫持續多年的“低物價循環”，為國民經濟營造良好環境。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認為，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壓力主要源于過去對投資與出口的過度依賴，亟需通過“雙循環”實現再平衡。在供給端層面，傳統低附加值、低技術、低成本產業的競爭力已逐漸消失，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十五五”時期的關鍵抓手，也是規避各發展階段潛在停滯風險、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路徑。從這一視角來看，積極信號逐漸顯現，我國專利數量已實現對主要經濟體的顯著趕超，在技術應用與擴散領域具備比較優勢，且消費端創新蓬勃發展，本土快消新銳品牌開辟細分賽道，定價高于國際品牌，標志著脫離低成本競爭模式。展望未來，新增長模式需明確三大支柱：產業層面以新質生產力為引領；需求層面立足居民收入提升與消費信心增強；國際層面通過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推動現有經濟秩序更加契合發展中國家需求。

針對本輪非簡單周期性的經濟下行，政策需構建“宏觀政策+行業支持+改革舉措”的組合拳，核心在于保障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非短期GDP拉升。伴隨經濟轉型，政府功能需相應調整：按照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需讓渡部分資源配置權，重新厘清在創新支持等領域與市場的分工邊界。此外，需將“投資于人”作為重要政策方向，其內涵既包括人力資本提升，也涵蓋居民生活安全感增強，通過這一舉措反哺新質生產力發展，為經濟轉型注入新動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毛振華指出，價格作為本輪經濟周期的標志性指標，微觀反映市場供需均衡，宏觀綜合體現經濟體現狀與預期。美伊戰爭引發的地緣沖突雖推動國際油價短期飆升，引發航運成本與保險費用上漲，但從長期來看，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凈出口國及委內瑞拉產能重啟等因素，決定了油價擾動的短期性。當前我國CPI正逐步企穩，市場期待此次輸入型通脹能成為CPI回升的引擎，推動其向2%的合理區間靠攏，成為經濟企穩的重要標志。

物價的長期合理回升需依托供需兩端協同發力。供給側方面，科技創新已成為核心動能，為產業升級注入動力，改善供給質量和促進經濟增長具備明確潛力。需求側方面，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提升居民收入與消費信心，需通過財富再分配突破分配瓶頸，可考慮實施“三個十萬億”舉措：一是向居民發放補貼，二是解決債務置換，三是解決房地產問題。同時需強化供給側管控，減少政府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型開支，消化住宅、寫字樓等過剩資產，修復居民與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唯有供需兩端精準發力，既發揮技術創新的供給引領作用，又通過收入提升與資產負債表修復激活內需潛力，才能推動價格持續穩定在合理區間，為經濟長期增長奠定基礎。

中金公司資深董事總經理、首席策略師繆延亮認為，盡管我國通脹水平已出現階段性改善，但核心問題并非短期回暖，而在于這一改善態勢能否具備可持續性。據彭博社針對中國CPI的一致預期，2026年通脹有望延續改善，但2027年改善趨勢或將難以持續；PPI走勢同樣呈現類似特征。真正意義上的通脹沖擊是市場形成物價持續上漲的一致預期，進而傳導至勞動力市場引發工資上調，形成物價與工資上漲的螺旋，最終帶動通脹預期持續向好、通脹水平穩步抬升。當前供給端沖擊僅能在短期內對通脹形成正向拉動，中長期來看，我國正處于關鍵窗口期，關鍵在于將短期外部價格沖擊轉化為內生正向動能，把一次性價格水平沖擊，轉化為市場信心持續修復、通脹回升具備可持續性的長效支撐。

破解低通脹難題，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第一，對沖金融周期下行，推進地方債務重組。地方化債不是單一依賴債務置換，更應通過債務重組等方式，切實減輕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助力其輕裝上陣、高效履職。第二，促進就業，加大對服務業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鼓勵和規范新型平臺經濟發展，充分釋放其就業吸納潛力；另一方面，加快發展長期護理保險，適配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填補該領域未來龐大的人才缺口。同時，持續健全失業保障機制，夯實就業民生底線。第三，深化結構性改革，把握AI革命機遇支持創新。企業應作為創新核心主體，通過強化人力資本投入、深化產學研合作，對接高校與科研機構等上游頂尖創新資源；依托政府在法治框架、產權保護、稅收優惠及財政信用擔保等方面的制度供給，筑牢創新發展制度基礎。金融機構與資本市場也需發揮關鍵作用，提供創新資本、分擔創新風險、篩選優質項目并實施全周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