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香港人寧愿花20萬請菲傭，也不接受內地保姆，究竟為何？

1996年的一個星期天，香港中環遮打花園鋪滿了野餐墊。“姐妹，今天匯率漲了，快去換港幣吧！”一位身著牛仔外套的菲律賓女傭笑著對同伴說。漫步其間，才知這一抹抹深藍制服撐起了無數港人家庭的日常。可一個讓內地游客驚訝的問題始終存在：同是華語圈，為什么香港雇主舍近求遠，寧可支付一年二十萬港元的綜合開支，也偏愛菲傭而極少雇內地保姆？

追本溯源，得從上世紀說起。1950年代，廣東鄉村少女南下香港當“住家工”，她們一襲白衣黑褲，長辮垂腰，順德阿嫂是響當當的金字招牌。直到70年代，本地輕工業崛起，這些年輕人紛紛進廠拿工資，女傭市場瞬間左支右絀。幾乎同一時期，菲律賓經濟陷入衰退，大量勞動力被迫出國謀生，兩條曲線在香港交匯，成就了菲傭扎根香江的開端。

菲律賓曾有過顯赫身家。20世紀50年代，它的外匯儲備、鋼鐵產量在亞洲名列前茅，首都馬尼拉被譽為“東方小紐約”。然而1975年越南戰爭落幕后，美國逐步收回訂單與援助，依賴型經濟體系迅速塌陷；到90年代，人均GDP跌出世界前列，銀色沙灘旁，多的是等待出國勞務的年輕女性。一張飛往香港的單程機票，往往被當作改變命運的船票。

菲律賓政府順勢而為，將海外勞務輸出寫進國策。家政服務是重頭戲。全國設立家政職業學校，課程從烹飪、急救到家電維修一應俱全。英語與基礎粵語訓練更是硬指標。考試通過后，拿到海外就業管理局發的綠卡，就可以踏上“家政外交”的大船。菲律賓每年靠海外匯款得到約300億美元，其中三成來自菲傭。由此可見，“菲傭”不僅是一份工作，還是支柱產業。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也在1982年開閘，允許外籍家傭合法工作，并且規定最低工資、法定休假、醫療保險一條不少。這樣一來，菲傭既能拿到遠高于本國五倍以上的薪水，又能得到制度保障；對港人而言，每月四千多港幣即可買來一整套“家事代辦服務”，性價比不遜于本地勞動力。一筆看似不小的開銷，卻為白領夫妻省下了寶貴的時間去打拼，換來更高的收入。長遠算賬，這二十萬港幣不算虧本。

那內地保姆緣何難以叩開香港家庭的大門？原因并非單一。首先是資格關。香港對外勞持工作簽證審查嚴格，內地居民若想合法長期從事家政需辦理繁瑣手續，成本高企，許多人干脆在灰色地帶打零工，一旦被查便得遣返，雇主也面臨罰款風險。雇主“買穩妥”，自然傾向證件齊全的菲傭。

再看專業度。菲律賓女性多半在中學階段已完成家政課程訓練，用電器時手法嫻熟，對嬰幼兒急救、老人護理有基本證照。香港家庭大多雙職父母，對家傭的照顧兒童、料理飲食、防風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菲傭配得上“專業”二字，這一點最能擊中雇主需求。

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在接受訪談時曾提起自己與保姆相處的一段往事。起初他雇了位內地姑娘，勤快能干，做菜亦佳。日子久了，卻發現廚房里的進口橄欖油、冰箱里的昂貴奶酪常常悄悄減少。馬未都婉轉提醒，對方卻笑言：“放著不用也是放壞。”小便宜雖小，卻暴露出職業邊界感的缺失。馬未都總結：“服務與依附只一墻之隔，守規矩很重要。”他因此感嘆，寧可高薪聘外籍，也要圖個省心。

有人或許覺得這是刻板印象，然而比對培訓體系，差距的確存在。內地家政行業直到上世紀末才進入工業化培訓階段，課程以短訓班為主，收費模式五花八門，師資水平參差。在市場需求暴增而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不少“月嫂”“保姆”匆匆上崗，講究的是“手把手”經驗，缺乏系統的服務觀念。遇到流水線家庭環境或者跨文化情境，常顯手足無措，更別提與雇主簽訂正規合同、繳社保等程序。

有意思的是，菲傭在香港也并非鐵板一塊。東南亞鄰居泰國、印尼相繼投入家政輸出，有的雇主更喜歡講粵語的“泰傭”，溝通更順暢；緬甸、越南女傭也憑低價搶灘。為了保住市場份額，菲律賓當局近年加大培訓投入，新增老年護理、智能家居操作等課程，競爭內卷可見一斑。

從宏觀上看，菲傭在外的榮景背后是菲律賓經濟結構單一、制造業薄弱的現實；而香港的依賴則折射出高房價、雙職家庭普遍、托幼體系薄弱等問題。人力流動帶來的交換是一種互補，也是一面鏡子——它照見各地社會發展的短板。

至于內地保姆的處境，正在悄然變化。隨著職業技能鑒定、持證上崗制度推廣，越來越多的專業家政人員走出北上廣深，月薪早已觸碰萬元大關。政策層面，《家政三年行動計劃》自2019年實施后，全國家政培訓人次破千萬，信用平臺逐步完善。待制度與培訓雙輪驅動成型，香港家庭或許也會重新評估“本土＋內地”與“外籍”之間的利弊。

在歷史的縱深里觀察，每一次跨國勞務潮，都折射著經濟板塊的位移。上世紀的菲律賓女傭是“東方小紐約”跌落后的注腳，而今她們的故事提醒人們：職業教育、制度保障與契約精神，才是贏得他國雇主青睞的底氣。或許多年后，當香港孩子再問母親“為什么請的是哪國阿姨”，回答也會隨時代而變。畢竟，勞動的價值只認專業和信用，從不在乎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