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爾看中國電影，沒想到受歡迎的竟是它 | 周倩雯

伊斯坦布爾。新華社概念圖

當中國電影在伊斯坦布爾拉開帷幕時，我們可以從異國觀眾的臉上觀察到中國影像最真實的“熱度”與“溫差”，也可以在現場感知到“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真切場景。

土耳其作為全球第二的影視劇出口大國，有著實力強勁的影視制片產業，在影視出海賽道，土耳其和韓國均屬個中高手，值得我們學習。而伊斯坦布爾作為橫跨歐亞的國際大都市，文化藝術氛圍濃厚，觀眾頗具欣賞品位。城市里隨處可見的商業廣告中，影視劇集海報占了六七成。當中國面孔和中國故事出現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岸邊時，不妨借此為中國電影的“出圈”探尋一條出路。

一

去年5月，《哪吒之魔童鬧海》在伊斯坦布爾的上映，多少有些“草草收場”的遺憾。由于缺乏長周期的專業發行策略，影片上映得像是一場“突然襲擊”。消息大多只在華人圈層內傳播，當地媒體的宣傳也沒跟上，片方似乎忽視了當地觀眾對《哪吒》第一部缺乏認知的現狀，既沒組織前作重映，也沒提供必要的背景回顧。尤其是四川方言梗在銀幕上如連珠炮發時，對“元神”“天劫”等概念一臉懵懂的土耳其觀眾陷入了一種“文化超載”。這讓我們意識到，海內外華人觀眾帶著振興民族文化的熱情走入影院，而國外觀眾并沒有這樣的專屬“寵愛”。如果不做“補課式”的宣發和扎實的市場調研，再華麗的視覺特效也終究難以跨越文化的鴻溝。

面對全然陌生的異國院線，國產商業電影似乎并未真正做好落地準備，有時難以觸及當地觀眾。不過，由官方媒體推動的影片往往能另辟蹊徑。去年底，由中國國際電視臺主辦、北京電視臺選送的紀錄電影《您的聲音》在伊斯坦布爾上映，這部電影以北京“12345”熱線接入的市民電話為線索，通過紀實拍攝手法，呈現了北京這座超大型城市里市民生活的鮮活故事。主辦方展現出極高的宣發熱情：他們定向邀請伊斯坦布爾市政府官員和各界華人代表觀影，在獨立大街市政府所屬的公益影院放映，還走進多所大學組織展映。這種“精準營銷”把治理大都市的中國經驗，直接遞到專業的城市管理者和高校學生面前。

事實證明，城市治理、鄰里協商這種話題并非枯燥的教條，而是跨越國界的社會議題。影片大膽保留了那些“不完美”卻“活人感”十足的段落：為了加裝電梯，鄰里之間吵得面紅耳赤；年輕的接線員面對一通通群眾投訴電話，承受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師傅耐心寬慰疏導，熱心支招……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亂中有序的生活場景，讓影院里的觀眾時時歡笑；影片所展現出的中國政府職能部門的治理能力，又讓觀眾佩服。影院中坐著的伊斯坦布爾市政務官員了解到大都市治理的中國方案，日后說不定可以借鑒；其他觀眾則對北京的城市景觀和人情世態產生了濃厚的探究熱情，期待實地一游。

二

去年12月18日至21日，由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與伊斯坦布爾現代藝術博物館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電影展亮相，主題為“故事發生在中國”。中方給出推薦片單，但最終選片權被大方地交給了現代藝術館專業的電影策展團隊。這意味著，選片邏輯從“我想給你看什么”變成了“專業機構認為當地觀眾想看什么”。身處異域，不妨坦率地先承認“他者視角”的存在，再激發“他者”的主觀能動性。

土耳其電影觀眾同樣在學習如何轉變“他者視角”。在觀影前的交流中，一位有人文專業背景的當地觀眾曾告訴我，她頭腦中對中國電影的記憶就停留在戛納或柏林電影節的獲獎名單里。這種有趣的錯位，像極了中國藝術影迷對土耳其的認知往往寄寓在錫蘭導演的《冬眠》里——那是一片被安納托利亞高原的蒼涼鄉間生活所占據的銀幕世界。

為了打破這種“認知差”，本屆電影展挑選了五部不同類型風格、不同地域特色且涵蓋虛構與非虛構體裁的中國電影佳作：入圍柏林國際電影節、描繪北京幽微情感的《白塔之光》，展現20世紀90年代藝術青年叛逆靈魂的動畫《藝術學院1994》，引發女性共鳴的金雞獎獲獎影片《好東西》，講述香港灣仔碼頭創始人傳奇創業史的《水餃皇后》，反法西斯紀錄電影《里斯本丸沉沒》。這五部作品像五面鏡子，映照出中國文化多元的當代面貌。中國電影不僅僅擁有紅高粱與黃土地，也會展現上海弄堂里腳踩平衡車輕快穿行的女性身影，講述小人物拼出大事業的都市創業傳奇。

整個電影展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現場發生在《里斯本丸沉沒》的映后。影片一個精妙、高級的地方在于“敘事后撤”：主創者并沒有急著表現“自己人”，而是用了近80%的篇幅，帶著巨大的悲憫和敬意，去尋找那些二戰中失蹤英軍士兵的后裔與幸存者，展現跨越半個世紀的思念與戰士高貴的靈魂。直到最后，才以冷靜、不著痕跡的手法帶出中國沿海漁民劃著小舢板營救的情節。

這種敘事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講好中國故事”的范疇，展現了中國電影人作為“世界公民”的遼闊視野。當我們在關心全人類的亡魂與傷痛時，全世界才會真正停下腳步，愿意傾聽中國人的心聲。

三

不過，電影展上有些不足之處仍有待改進。例如，為了照顧當地觀眾，《您的聲音》采用了土耳其語配音，雖然這種“貼心”降低了觀看門檻，但對于紀錄片而言，原本充滿地道京腔的市井韻味與環境融為一體，配音則消解了一部分寫實感。現場有曾旅居北京的觀眾對此深表遺憾，因為這種聲音的真實性本身就是紀錄片靈魂的一部分。

更深層的挑戰在于，如何從“政府組織”的文化活動轉型為“市場驅動”的商業行為。在伊斯坦布爾的街頭，隨處可見的是土耳其本土劇集和好萊塢重映大片的商業海報，而中國電影的身影則大多出現在公益電影院、孔子學院或官辦電影周中。我們目前更多是在“請客看電影”，而不是讓對方“買票看電影”。如果不能在當地建立起成熟的商業發行網絡，不能像《里斯本丸沉沒》那樣在敘事上真正實現“中國人講世界故事”的去標簽化，我們的出海嘗試或許難以產生可持續的、造血式的商業反饋。

電影出海，遠遠不只是熱鬧的煙花秀，而是一場曠日持久、需時刻校準方向的深耕細作。

原標題：《在伊斯坦布爾看中國電影，沒想到受歡迎的竟是它 | 周倩雯》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周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