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旭的攀巖人類學：從巖壁到鄉村的對話

孫旭為我打開門，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昏暗的門廊。他走著與TED演講視頻中一樣的步態，聲音也更低沉，似乎能夠充滿房間的每個角落。

這個家并不大：二間臥室、一間衛生間、幾乎不用的開放式廚房，以及與工作室和書房整合在一起的客廳。床邊的飄窗上擺著八九個沉甸甸的文檔夾，存放著黎明攀巖社區的田野調查資料，涵蓋文化、歷史、自然環境、政策和法律等方面。

孫旭是重慶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也是一名資深巖友。他常年奔走于陽朔、白河、黎明的巖壁與村落之間，與不同身份的人交朋友，關心并記錄他們的生活。他試圖探討，快速發展的中國攀巖能否與土地、文化和人群建立起更深刻、更負責任的聯系。

在學術與攀巖之間，隔著一道多數人難以逾越的墻。對于這看似矛盾的身份，我很好奇：他為什么要學習人類學？他為什么喜歡上攀巖？他為何用人類學的視角研究攀巖？

撰文｜文森

編輯｜趙景宜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我這兒比較隨便，你換不換拖鞋都行。”隨即，孫旭走進廚房，為我倒了一杯水。來家里采訪是孫旭主動提出的，此前我還從未遇到哪位采訪對象會主動將見面地點約在自己家中。

孫旭真的很愛看書，進了家門之后沒幾句，便已經拿出了兩本書推薦給我，一本是喬·塔斯克（Joe Tasker）的自傳《野蠻競技場》，另一本是我一直沒舍得花錢買的《自由的技藝》，我轉頭看到他的書柜上還有一整排與登山和攀巖有關的文學書籍，還有從日本等地淘回來的戶外雜志。

大飄窗能看到江面的兩岸，雖然重慶天氣陰沉，但站在房屋中感覺十分敞亮。窗前掛著指力板，屋子的正中央是辦公桌，座位對面墻壁上的白板寫著訓練和工作的備忘錄，背對著的墻壁是兩大柜子書籍。

幾個小時前，我正坐在前往重慶的高鐵上，我聽著孫旭與老聶的對談播客，試圖從中發現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讓這次采訪更加豐滿，但一個多小時過去，我的列表上僅僅增加了一兩個問題。高鐵開進山間，我說不清窗外是霧還是霾，能見度逐漸降低，我抵擋不住早起的困意，睡了過去。

在2019年，我剛開始接觸攀巖時，就已經看過孫旭關于攀巖的TED演講。那是我剛剛開始對攀巖走火入魔的時期，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感受始終抓著我的思緒不放。孫旭的攀巖三重身心之論，我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部分還不太理解，但我很認同關于人與自己的論點。

那時我上大三，不住校，每周有兩三天的下午只有一節課，我去上課的時候包里幾乎不帶任何上課有關的物品，只有攀巖鞋和安全帶，下課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巖館，爬四五個小時直到閉館，隨便吃點晚飯，回家睡覺。

那時我還不會頂繩保護，也還沒去過自然巖壁，巖時西大望路是北京當時幾乎唯一的綜合性巖館，離我家只有不到2公里，我辦了年卡，認識了幾個朋友。不過攀巖的時候并不總是能約上朋友，約不上的時候，我就自己一個人去巖館爬四五個小時。

我的攀巖始終是個人主義的，與他人、社群、環境之間的聯系在我的腦海中僅有微弱的存在感。但隨著攀巖的年頭逐漸增加，我開始意識到，僅與自己交流的攀巖，是局限的攀巖。

這時，孫旭點的外賣送到了，隨后他幾口就吃完了一份餃子，收拾好了桌面，我們開始進行采訪。我原以為這是一次兩個小時的常規采訪，沒想到那天我們圍繞著三個問題，聊了接近4個小時。

幾乎是在上大學的同一時間，孫旭接觸到了攀巖。

那是大一新生的軍訓，軍訓的場地旁，是中山大學的校內人工巖壁。每天軍訓，他們都會經過那面巖壁，他們在附近踢正步，巖壁上卻掛著幾個蜘蛛俠。

人總是對與自己的經驗有極致反差的事物極度好奇，在接觸攀巖之前，孫旭是一個在講求紀律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

好在，他在初中遇到了一個特別的語文老師，引導他閱讀尼采和叔本華。高中時，孫旭理科成績優異，他的夢想是發明時間機器，對太空歌劇式的科幻小說近乎癡迷，以至于沒人想過他會轉去學文科。當他決定要轉學文科的時候，從家長到學校，各級都約他談話，問他是否談戀愛了。

不過他自己心里清楚，轉去學文科并不是自己腦子一熱的決定。他對于小說中那些異星的設定、文化、歷史的著迷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他覺得自己還是想要去學習文化相關的學科，而非自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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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巖，給了孫旭類似的獨特體驗。他們在做一些隨心所欲的事情、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其中一個女生甚至留著光頭，穿著隨意的運動裝，看起來反叛且無所畏懼。此后，這個女孩成為了孫旭的妻子。

最開始，攀巖對于孫旭來說非常困難。他自覺多年運動，自己的運動基礎還不錯，可第一次攀巖就遭遇了重大挫折，手臂強烈的酸脹、無力，讓人難以堅持，他連最簡單的線路都完不成。攀巖協會“完成小仰角巖壁”的門檻，孫旭遲遲達不到，他前前后后爬了接近一個月，在同期加入的同學中幾乎是最后一個達到門檻的。

但是他又對這項運動極其上頭，他在學校幾乎每天午飯過后，都會準時出現在巖壁下，有時到場直接開始爬，有時還要等其他同學下了課過來，太陽逐漸西沉時，他吃了晚飯，然后立刻出現在操場上，和探險協會的同學們一起跑步。

在接觸攀巖后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孫旭都覺得攀巖是完美的個人主義運動，沒有絕殺球投不進之后的推諉責任，沒有與對手之間的勾心斗角，沒有絕對的勝利與失敗，沒有失敗的借口。在這個世界里，只有他，和巖壁。

可攀巖真的是一項孤獨的運動嗎？繩索的另一段連接著搭檔，抱石墊的周圍有保護的伙伴，只有當周圍的人們聚在一起，形成同頻共振的氛圍。

孫旭回憶起幾年前在陽朔，他和朋友在白山巖場遇到了在爬辣米粉的謝衛成，這條線路是他爬過的5.14線路里花得時間最長的，斷斷續續多年也沒有爬完，這次趁著狀態好，下決心要完成它，而因為工作忙碌，距離他上一次完成5.14級別的線路也已經過去挺久了，他也想要通過完成辣米粉，來確認自己的攀巖水平。

那是一個十一月陽光燦爛的傍晚，阿成此前的攀爬已經可以輕松通過難點，只差一次紅點，為了擁有清晰的視野，他需要在日落前開始攀爬。

十一月初的夕陽是閃亮的赤金色，照在白里泛黃的巖壁上，更增添了一分金色。阿成在腰間打好繩結，脫下衣服，開始攀爬。巖壁下的幾個人出奇的安靜，只有到難點的時候才齊聲發出吶喊；他的激情體現在肢體上，從充血肌肉的紋理間迸發。他爬的很沉默，只有粗重的呼吸聲。

那一刻，孫旭意識到在這個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鏈接并不需要語言，而是通過某種共識和微妙的默契無聲地在每個人心中傳遞。那一刻，沒有人在彼此交談，但每個人的精神都緊緊連接在一起。

攀巖，不是一個人的運動。

在TEDx 演講中，孫旭說攀巖有“身心三重”，與自己、與他人、與自然。他慢慢覺得那種個人、自由和心流敘事，在持續弱化攀巖的豐富意義，攀巖，也是一個關注外界、關心外界的過程。

在黎明從山谷前往巖壁的路上，能夠看到許多不是十分起眼的小石柱，通常靠著一棵樹，前面插上三根香，那是祭山神的小石碑。黎明當地的居民為傈僳族，是一個狩獵采集民族，上山的時候祭山神是當地傳統，孫旭問起當地人，“有山神是不是不能攀巖？”

“這是山神又不是神山。只是山神不喜歡喧鬧，只要你們別喧嘩，就可以攀巖?！?/p>

如何與土地連接，是人類學的重要命題。孫旭提到了老家甘肅，他很少回去，始終沒有好好了解過自己的故鄉。爺爺過世后，他想看一看家鄉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孫旭在親戚的帶領下走進了家鄉附近的寺廟中。寺院的管理者看孫旭四處拍照，神情緊張的看著他，示意他廟內不可以拍照。

但是孫旭不會說家鄉話，兩人之間語言不通。孫旭連說帶比劃，告訴對方自己是哪家的兒孫，對方在聽聞孫旭爺爺的名字后，卻立馬一改之前的態度，熱情的邀請他進屋坐坐，吃的喝的都擺上了桌。

孫旭的爺爺是皮影戲表演者，在村子里演了30年的皮影戲，也是當地演社火的核心人物。社火，即社與火，是民間祭祀土地與火的儀式。二十世紀初的甘肅依然是一個自然環境十分艱苦的地區，在大旱和大澇之間，沒有過渡地帶，祈求神明不要降下災害，在當地有著悠久的歷史。

祭祀儀式不是商業表演，演社火并不會帶來財富，可孫旭的爺爺三十年如一日，無論風雨冰霜地推著自行車，帶著兩大箱皮影去完成社火的儀式，祈求神明對一方土地的保佑，因此獲得了當地居民的尊敬。

他憑借這個研究完成了自己的大學本科學業。似乎這個事情能夠提醒他，他是誰，他從哪里來，他為什么要研究人類學。

攀巖也一樣，孫旭和朋友一起設計了“攀巖人類學”的LOGO。圖案是即將握住的兩只手，一只代表鄉村，一只代表攀巖者。這個Logo的原材料是兩根輔繩，他說原本應該是一根。那是他成立的“攀巖人類學”小組，專門研究攀巖與在地文化之間的關系。

孫旭在黎明老君山調研

孫旭在白河調研

他將陽朔形容為一個戶外運動的迪斯尼樂園，它背靠著陽朔和桂林這個一流的旅游城市，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服務體系為大眾攀巖提供了便利；將白河形容為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這里有和而不同的各類圍繞攀巖發展起來的群體，他們各安其位又相互配合，共同為白河謀劃著一片攀巖穩定發展的藍圖；而黎明則是攀巖者與紅石街村民的命運共同體。

他通過調研得知，白山前新的廁所方便了不少人，但攀巖者還是會把廁所地面弄得太臟，開車到巖壁下固然方便，但卻壓壞了村民們的土地；他看到離巖場不遠處漓江邊的堵頭村里佇立著一座已經荒廢的電影院，安靜地宣告著碼頭曾經的熙攘和喧鬧，這些歷史正在被淹沒；他看見白河的平衡脆弱而微妙，也看到越來越多的新居民為白河構建了一個攀巖生態。

從白河回程的時候，他在德來的家門口看到了照片墻，那里記載著白河攀巖的歷史，而德來是這歷史的見證者。他第一次感受到德來像講自己的家人一樣介紹巖友們的情況，誰家買車、誰家搬走了、誰家女兒現在要讀書來的少了，那是攀巖者與鄉村和諧共生的最好例證。

在孫旭的眼中，攀巖者一直在接受鄉村的善意和饋贈，攀巖者們也應該回饋些什么，不僅僅是以經濟來衡量，而是多一些關心。

黎明村，是孫旭以人類學視角研究攀巖社區的第一個課題。

在我造訪他的這段時間，黎明正在經歷著曾經白河的動蕩——黎明老君山國家公園管理局根據地質保護的整改要求，拆除了許多線路上的掛片，這使得對于大部分攀巖者來說，這些線路永遠地消失了。這在攀巖者間引發了許多討論，就在見面的當天早上，孫旭與黎明當地的人通了很久的電話，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試著幫助黎明度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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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孫旭來說，黎明有著重要的意義，這與妻子有關。他如此描述妻子Keledoll（簡稱K）：古靈精怪。家中有一道十分粗獷的斷墻，就在書柜的側面，斷墻保留著被外力折斷后的粗糙斷面，邊緣還有墻皮脫落的痕跡，但如此原始粗獷的一個角落卻與這間富含文化氣息的房間完美融合，他說這就是他妻子的作品。

K和孫旭是大學校友，因攀巖結緣，K學的是心理學，在15年曾參與創辦了一家心理學科普和教育公司。然而，創業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一方面要處理創業本身的壓力，另一方面定位心理健康輕科普的團隊，卻隔三差五要面對各種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客戶的需求。

這讓K的心理負擔也日益增加。在這段時間，孫旭坦然，經常都會接到妻子的長途電話，表達了無法排解的壓力和情緒。與此同時，孫旭也遇到了一些生活中重大的變故，兩人狀態都不算太好，于是孫旭決定計劃一次攀巖旅行，去云南一起散散心。

那是一次公路與攀巖的旅行，他們一路從昆明到麗江再到黎明，走到哪里爬到哪里。同行的幾個朋友都或多或少面臨著生活的不如意，攀巖成為了他們尋找自我救贖的途徑。他們白天攀巖，晚上就坐在一起烤火，討論人生的挫折與攀巖之間的關系。

黎明有一條線路叫做靈魂覺醒，他們兩人去完成了那條線路，K一邊哭一邊爬：“怎么這么痛，我的手、我的腳都好痛，怎么這么難！”，伴著哭喊，卻也爬到了頂。 這個充滿疼痛感的攀爬經歷，竟讓她從負面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了。在此之后，她決定暫停她的事業，把生活重心轉移到重慶，和孫旭共同孕育了新生命，她的精神狀態也日益好轉。

孫旭在學校里教兩類課程，一類是人類學的，另一類是文學的。他家在重慶大學的旁邊，中間隔著一條僻靜的小路，走在小路上，就能看到重慶大學的招牌頂在最高的建筑上。

出校門的路上，經過學校的體育場時，孫旭踩了一腳剎車，指著體育場外圍的幾扇落滿灰塵的窗戶，說那就是他以前經營的巖館。他說仔細看還能看到攀巖館招牌留下的字印，但我盯著看了半天，實在是沒看出來。

這間巖館是孫旭接手經營的，是一家非常小、非常Old School的抱石館，巖館內還有一個小酒吧，十幾年前在重慶只有很少的攀巖愛好者，大都聚集在這里，孫旭初到重慶，借著巖與酒融入了這個地方。

如今，他在嘗試融入更多的地方。黎明的研究仍然在推進，同步推進的還有陽朔和白河的研究。

研究攀巖，使得孫旭很少有時間去攀巖。他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去這些地方進行實地調研，短則三四天，長則數星期。然而這些日子里他整日奔波于實地觀察、參與活動和訪談，時間非常緊迫，可謂三過巖壁而不爬。

全家人一起野外抱石

今天的攀巖處在一個大發展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個大封閉的時代。參與這項運動的人越來越多，但面臨的阻力也前所未有的大。如今的攀巖文化高度競技化，攀巖曾經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對自身與他人、與自然的深度體認和思考，正在逐漸消失，他不希望以后的攀巖者去自然中攀巖，是在與鄉村居民的疏離和冷淡中進行的。

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總結白河、陽朔、黎明這些社區發展的經驗，并且能夠為其它地方的攀巖社區發展提供參考：如何與村民相處、如何與政府相處、如何與自然相處。而不是像那個懵懂的少年一樣，永遠個人主義地進行孤獨的攀登。

2025年，他和妻子在多年后又一同去了黎明，又去爬了靈魂覺醒，K依舊一邊喊痛一邊掙扎著繼續攀爬，但她落地之后，沒有哭，很平淡，甚至有點樂呵呵的。

她說“我以為隔了這么久，這個線路就不難了，上去才發現，原來線路依舊困難，但是我已經變了。”

哪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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