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聽相聲從不笑出聲，侯寶林卻編了4句歪詩，逗得他哈哈大笑

1949年初春的一個晚上，北平剛剛解放，東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機關禮堂內燈火通明。北平市主要領導為中央領導人組織了一場文藝晚會，當毛澤東得知晚會節目里有侯寶林的相聲時，當即表示：“好，我去！侯寶林是個人才，我很想聽聽他的相聲！”

當天晚上的壓軸節目是侯寶林與搭檔郭啟儒合說的新段子《婚姻與迷信》，段子講的是舊社會婚喪嫁娶的繁文縟節，言語間充滿了對新舊社會的對比。毛澤東聽了侯寶林的相聲后，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侯寶林是個天才，是個語言研究家。侯寶林對相聲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學問，將來可以成為一個語言專家。”

侯寶林（右）

這次演出開啟了侯寶林與毛澤東之間長達數十年的藝術交往。新中國成立后，侯寶林經常到中南海為中央領導表演相聲，毛澤東了大約看了他150段相聲。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后來感慨道：“哪一個人能使我們的主席這樣高興？只有侯寶林，侯寶林是我們的國寶！”

毛澤東聽相聲時有個特點：通常努力克制自己，不讓自己笑出聲來，他的臉常常憋得通紅。但有一次例外——侯寶林在表演時念了一首自己編的“歪詩”：“膽大包天不可欺，張飛喝斷當陽橋。雖然不是好買賣，一日夫妻百日恩。”這四句前言不搭后語的詩，讓毛澤東終于忍不住張開嘴縱情大笑，笑得喘不過氣來。這是工作人員記憶中，毛澤東聽相聲時唯一一次如此開懷。

在中南海演出，規矩其實很細，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特意叮囑過侯寶林：“演出的距離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不能讓毛主席仰著頭看，那樣頸椎會疲勞。”

毛澤東會見曲藝界人士，左三為侯寶林

更大的規矩在于“握手”，每次演出結束后，毛澤東按慣例是要和侯寶林握手的。為了讓毛澤東不必起身，工作人員教給了侯寶林一個訣竅：“看準時機，在毛主席欲起未起之際，搶先一步上前握手道別。”這個分寸極難拿捏，但侯寶林每次都做得極其圓滿。這不僅僅是技巧，更是一種深植于那個時代的樸素情感。

1966年“運動”爆發后，侯寶林被迫停止演出。1968年，侯寶林受到了批斗。毛澤東聽說這個消息后大驚，秘書謝靜宜連忙解釋說：“沒事，沒斗成，聽說侯寶林當時一點兒也不緊張，還像說相聲時那樣，逗得紅衛兵直樂。”

原來當紅衛兵闖進侯寶林家時，看見他們一家人站成一排，每人背上都背著一個小包袱。紅衛兵問這是干什么，侯寶林回答說：“準備掃地出門。”

紅衛兵本想讓侯寶林戴高帽子，他馬上從自己背包里拉出一個活動式帽子，竟比紅衛兵的還長，逗得所有人捧腹大笑，批斗會最終沒開成。

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好不容易才停下來，他問謝靜宜：“斗侯寶林什么呀？”

毛澤東和謝靜宜

謝靜宜回答說：“有人說他演的都是封、資、修的東西。”

毛澤東突然嚴肅了起來：“什么封、資、修？他不就是一個演員嗎？他演得很好嘛，每個人都喜歡聽他的相聲，我也多次聽過。侯寶林是個好人啊，他沒什么問題！”

毛澤東發話以后，侯寶林得到了保護。1974年，毛澤東又親自將侯寶林選為四屆人大代表候選人。

1975年1月，侯寶林接到了一個特殊的任務：為病中的毛澤東錄制相聲。當時侯寶林已經將近10年沒有正式登臺演出了，當他從單位的服裝箱里翻出那件灰色大褂時，發現上面全是蟲蛀的小窟窿眼兒，他只能湊合著穿。

侯寶林（左）

更讓人唏噓的是，由于太久沒說相聲，侯寶林擔心忘詞，只好讓人把臺詞寫成大字報，掛在攝像機旁邊提詞。為了配合現場效果，錄制組臨時調來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充當觀眾，但這些小戰士大多是農村兵，很多人根本聽不懂傳統相聲的“哏”在哪里，場面一度很尷尬。最后工作人員想出了一個“土辦法”：找個懂行的明白人，手里舉著一面小旗，鏡頭切到哪兒，需要笑聲的時候，旗子一舉，大家就跟著笑。

就這樣，在“人工指揮笑聲”的奇特氛圍中，侯寶林錄制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十幾段影像資料。如今我們在電視上經常看到的那幾段侯寶林、郭全寶的錄像——《賣布頭》《戲劇雜談》，正是當年他們專門為病榻上的毛澤東錄制的。

1993年，為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有關部門舉辦了一次“毛澤東與我”的大型征文活動，侯寶林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毛主席聽我說相聲》，該文后來獲得了一等獎。只可惜舉辦頒獎儀式時，侯寶林已經去世了，女兒侯錱替他去領取了獎品和證書。獎品是一塊有8個角的長方形鍍金手表，表盤上繪有毛澤東的頭像和“毛澤東與我征文紀念”的銘文，據說此表只做了100塊，十分珍貴。

晚年的侯寶林

從1949年初見時的“語言學家”，到1975年病榻前的影像，毛澤東與侯寶林的交往，折射出的是一代文藝工作者與領袖之間那種亦師亦友、既嚴肅又松弛的關系。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電視綜藝的年代，正是這些笑聲，陪伴一位老人度過了無數個為國操勞的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