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四駕馬車”慣例，越南強人能否改變國家命運？

　　本文作者：中書右丞（媒體人、公號“中書省”主理人）

　　4月6日起，越南第十六屆國會將舉行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將選舉產生越南新一屆四套班子等領導人、因而備受各界關注。

　　在兩個多月前的越共十四大上，此次國會選舉的結果已經浮出水面。現任國家元首梁強和總理范明政都沒有進入新一屆越共中央委員會，軍方代表國防部長潘文江在政治局排名靠后，預示著蘇林將打破越南長期以來“四駕馬車”權力格局，實現黨政軍最高領導職位“三位一體”的新局面。

　　在過去的兩年中，這位出身公安系統，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勝出的領導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改造越南，提升越南的國際競爭力。

　　他想改變越南，但他能成功嗎？

　　蘇林

　　
蘇林式改革的“破”與“立”

　　相比較阮富仲時期如火如荼的自我革命和凈化，蘇林對越南改造更傾向于體制革命和行政重塑。

　　最典型的就是對越南行政版圖的“大手術”。在2025年啟動的機構改革中，蘇林推行了8個月快速實施計劃，將全國63個省級行政單位通過合并縮減至34個。

　　在調整行政區劃的同時，蘇林也借機對越南權力結構進行重新洗牌。

　　伴隨著省份合并，中央部委被大規模裁撤重組，超過10萬名公職人員面臨編制調整，一批出身公安部和蘇林老家興安省等派系特征明顯的干部也借此走向前臺，占據中央和地方省份權力中心位置。蘇林認為，臃腫的機構是發展的寄生蟲，必須通過機構“瘦身”來實現政令的“健身”。

　　蘇林繼承了“熔爐運動”反腐遺產，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反浪費”口號。

　　他將決策遲緩、項目停滯、官僚主義定義為“比貪腐更嚴重的罪惡”，強調選拔“敢想、敢做、敢負責”的干部，打破了以往部分官員因畏懼反腐而產生的“不作為”僵局。

　　他還有意識地平衡反腐與經濟的關系，強調在查處案件時要保護合法的財產權，避免對市場信心造成二次傷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越南對貪腐高官的處理經常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倒也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

　　蘇林上臺后，迅速拍板推動醞釀多年、總投資超過670億美元的南北高鐵項目。

　　越南政府要求確保項目在2025年開始可行性研究，力爭2035年基本完工。這不僅是一項交通工程，更是越南凝聚民族自豪感、打通南北經濟大動脈的政治圖騰。蘇林還提出“數字化轉型”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主張利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大數據改造傳統產業，實現“越南制造”的轉型升級。

　　在外交方面，蘇林也動作頻頻。

　　越南繼續奉行平衡的“竹子外交”政策，但在主動性和務實性上更進一步。一方面，與北方大國進一步密切聯系，戰略合作關系不斷深化。另一方面，又積極向美國靠攏，特別今年2月赴美為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站臺捧場，在中美間尋求平衡的兩面性非常明顯。

　　蘇林與美國官員握手

　　為什么要發動“體制革命”？

　　越南正處于國家發展的關鍵節點。

　　在過去十多年，越南“摸著北方大國過河”，國力得以快速發展。目前，越南人均GDP已經達到4000-5000美元，與印尼等周邊地區大國接近。

　　歷史證明，如果不能在此時實現產業升級，極易陷入東南亞鄰國曾經歷過的長期停滯。蘇林很清楚，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紅利時代已經過去，越南必須在半導體、數字化、綠色能源上實現“彎道超車”。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極化，越南的“竹子外交”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蘇林認為，只有內部體制足夠高效、在科技核心產業上具備不可替代性，越南才能在美、中、俄的夾縫中保持真正的獨立自主。蘇林要構建的，正是通過多方運籌，抵御大國博弈沖擊的防波堤。

　　尋找合法性的新來源。

　　在“后阮富仲時代”，單純的反腐已難以維持長期的民意支持。蘇林需要通過顯著的經濟增長、更優質的公共服務來證明其權力的正當性。

　　他提出的“新紀元”理論，本質上是想將越共的合法性根基從“革命傳統”轉移到“現代化奇跡”上。為此，越共十四大提出“2026-2030年要實現經濟兩位數增長”的戰略措施，也更為引人矚目。

　　改革能否一帆風順？

　　隨著權力的集中，蘇林對越南的掌控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新紀元”之路注定面臨重重挑戰。

　　首先，合并省份、裁撤公職人員，觸動的是整個官僚階層的核心利益。

　　數十萬受波及的公職人員及其背后的裙帶關系，構成了龐大的隱性抵抗網絡。蘇林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官僚體系感到生存威脅時，他們可能通過更有技巧的“軟抵制”讓國家機器陷入癱瘓。

　　其次，打破中央原油權力機構面臨極大風險。

　　在過去幾年，蘇林先是用“五駕馬車”，打破了維持多年的“四駕馬車”架構，又通過“三位一體”實現“黨政合一”，企圖效仿先進模式，通過權力的集中來掃平行政障礙，解決越南長期存在的“多頭領導、議而不決”問題。

　　然而，越南政治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四駕馬車”的集體領導與制衡機制。

　　蘇林強行打破這一平衡，雖然短期內提高了效率，但在政治上的風險也更為突出。

　　同時，軍隊長期在越南政治中占據重要位置，在“四駕馬車”中也有一席之地。越共十四大后，越南軍隊、地方和公安派系的權力格局將進行重新劃分，可能產生的經濟政治影響也值得關注。

　　第三，是外部環境的劇烈變動。這兩年的國際經貿環境都極不穩定。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的貿易壁壘，以及針對越南轉口貿易的打擊，可能直接重創越南的出口支柱。

　　美國、以色列和伊朗的中東大戰已經直接影響越南能源供給。越南的原油進口高度單一化，80%上來自中東，科威特是最大單一供應國。隨著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爆發，越南受到直接沖擊，不僅面臨國際油價飆升至120美元/桶的經濟壓力，更面臨物理斷供的威脅。一旦中東航道受阻，越南的煉油廠將因“斷糧”而停產，這比單純的高油價更致命。

　　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打擊后，越南政府迅速發布法令，取消燃油及部分石化原料關稅。這雖能暫時平抑物價，卻大幅削減了財政收入。越南未來5年實現GDP兩位數增長的雄心壯志，從一開始就注定困難重重。

　　的確，蘇林無疑開啟了越南政治的新紀元。

　　他試圖用出身公安系統的紀律性和集中統一，重塑老舊的黨政機器，推進南北融合，徹底改變越南政治的邏輯。

　　他的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成為帶領越南實現第二次“革新開放”的偉人，要么成為因過度用力而引發系統性疲勞的悲情改革者。

　　蘇林有機會成功，但遠非一路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