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伊朗伊斯蘭革命：圍繞伊斯蘭化之爭，伊朗內部斗爭有多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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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革命政府深知霍梅尼及這個總是與自己作對的類國家組織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巴札爾甘的副總理恩特扎姆早在1979年7月就告訴美國大使館，“霍梅尼、自治委員會和革命衛隊正在從事反政府活動”。

美國大使館比恩特扎姆更進一步，認為這些輔助機構凌駕于臨時革命政府之上：

“巴札爾甘被烏里瑪組織所遮蔽，這些組織正在將權力擴展到新的領域，它正在對臨時革命政府所屬的有名無實的部長發號施令。”

正因為如此，巴札爾甘稱臨時革命政府是一把“無刃之刀”，伊朗是一個“有成千上萬個長官”的國家，抱怨他的“朋友”比左派帶來的麻煩更多，這顯然是指原教旨主義者。

這個原教旨主義者的獨立王國并不是削弱臨時革命政府的唯一力量，左派也是這一進程的合伙人，只是它未能從中獲利。從伊斯蘭革命一開始，左派就一直在批評、削弱臨時革命政府。人民敢死隊與人民黨一樣，都稱臨時革命政府是“依賴性的資本主義、大地主、帝國武裝力量和美國軍事顧問的代言人”，甚至到專家會議選舉時，他們仍然為了“展示臨時革命政府的反動本性”而攻擊臨時政府。從總體上來看，左派扮演了為原教旨主義者崛起清理道路的推土機角色。

1、國有化進程

臨時革命政府所面臨的種種障礙與牽制主要來自原教旨主義者，反映了新時期伊始溫和派與原教旨主義者的權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競爭也是巴札爾甘與霍梅尼之間的個人較量。無疑，在這種對抗中，巴札爾甘既不具備足夠的群眾基礎，也缺乏應有的膽識與勇氣。正是在巴札爾甘執政時期，溫和派遭到嚴重挫折，原教旨主義者奠定了神權政治的基礎。

在權力爭奪的同時，在巴札爾甘時期，革命陣營開始了初步的經濟和社會伊斯蘭化。

1979年2月12日臨時政府成立時，伊朗面臨著極大的經濟困難：

國家在中央銀行的7億美元存款被前政府花得精光，臨時政府不得不加印鈔票，以彌補財政赤字，結果導致通貨膨脹；從1978年9月到1979年1月的5個月中，儲戶提走40億美元存款，接受銀行貸款的王室成員、項目承包人、企業家大量逃亡國外，貸款無法歸還，銀行瀕于破產；外國專家離伊歸國，幾十個政府投資的大項目半途而廢，項目承包人無法從政府那里得到資金，無法購置原料和設備，無法支付工人工資；工廠的白領和藍領工人在左派及激進派教士的支持下組成“職員和工人委員會”，要求提高工資福利和接管工廠，工廠主和經理受到圍攻，很多企業家逃走；1979年春夏，工廠僅能發揮58%的生產能力；失業工人達300萬，占勞動力總數的30%。在農村，地主、無地農民、農場工人爭奪土地，形勢混亂，農業減產。

為了扭轉這一形勢，1979年3月1日，霍梅尼發布命令，以“被壓迫的伊朗人民”的名義，授權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沒收巴列維王室及與王室有關的財產，成立“被剝奪者基金會”來進行管理。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接管了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氣企業。1979年6月7日，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將27家私人銀行收歸國有；6月25日，又將15家私人保險公司收歸國有。

夏末，36家國有銀行和國有化的銀行重新整合，組成10家大銀行：1家中央銀行、1家工礦業銀行、1家住房和建設銀行、1家農業銀行6家商業銀行。1979年7月5日，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通過《伊朗保護和發展工業法》，將3類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一是鋼鐵、化學、造船、飛機制造、礦產等戰略性企業；二是因與前王朝有特殊關系而發財的53家企業；三是破產企業。第一類企業國有化時得到補償，后兩類則無償國有。革命委員會建立了伊朗國營工業公司對這3類企業進行管理，總共接管了580家私營工礦公司，其中由伊朗國營工業公司托管的有450家。

由于對銀行業、保險業和一些關鍵性工業都實行了國有化，這樣便建立了強大的國營經濟部門。至20世紀80年代末，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比為4：1。這些國有化舉措和經濟措施，使得霍梅尼等原教旨主義者通過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為戰勝反對派奠定了物質基礎。

1979年3月7日，霍梅尼針對婦女衣著發表講話：“在伊斯蘭各部內婦女不應裸露羞體。婦女可以在那兒工作，但她們必須要帶面紗”，“按伊斯蘭標準著裝”。3月8日國際婦女節，德黑蘭15000名婦女集會示威，反對戴面紗，被革命衛隊鳴槍驅散。隨后，不戴面紗的婦女在各地受到恫嚇、侮辱和攻擊。根據傳統，9歲以上的女性外出要戴面紗，并穿寬松的、能罩住體形的服裝，最好穿黑色長袍。

哈梅內伊曾說：“反對這次革命的人已把他們的反革命活動集中于發展婦女的放縱和頹廢”，因此，伊斯蘭政府認為拒戴面紗不僅是墮落，而且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行為。從7月起，所有婦女在公開場合都必須戴面紗。

霍梅尼還下令中止實行前政權頒布的反對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保護法，禁止男女合班上學，要求改革被稱作“淫亂中心”的學校。根據這項命令，伊朗開始實行嚴格的兩性隔離：男性和女性不得混集；婦女不得給男士理發，男士也不得給女士理發；中小學男女生不得同校；男女混合進行的體育比賽項目被取消，男女在一起游泳當然更不能允許；未婚男女不得手拉手，也不得一起在街道上行走；男女不得親吻面頰；女子舉行體育比賽，男子不得觀看；連防空洞也要用厚簾子將男女分開。

2、國名之爭

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發表講話，宣稱“毒害我們青年的東西之一就是音樂。…音樂與鴉片之間沒有區別。…演奏音樂就是對國家和青年的背叛行為。因此，要全面禁止演奏音樂。”“如果我們想有一個獨立的國家，那么我們的收音機和電視就都應該成為教育性的，同時必須取消音樂”。

第二天，根據伊瑪目的命令，禁止廣播音樂，唯有伊斯蘭音樂和革命軍樂允許播放。后來，雖然允許播送古典音樂，但禁止刺激性的爵士音樂、通俗音樂和搖滾音樂。當局始終禁止女子唱歌。這種政策也涉及電影、戲劇、舞蹈、繪畫、雕刻、攝影等藝術領域。

隨著伊斯蘭化的展開，隨著革命的不斷深入，反國王聯盟內部意識形態的對立逐漸暴露，引發了聯盟的瓦解和各派間的激烈斗爭。

引起分裂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新國家命名。

這場革命是有廣大社會階層和政治團體參加的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是各個群體的共同呼聲，顛覆王權以后，肯定不會再建立君主制，哪怕是君主立憲制的政府，因為革命的浪潮早已把任何保留君主的主張拋到一邊。

但是，究竟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非君主制國家呢？這在參加反國王運動的各種社會力量中存在著不同的答案。像人民敢死隊這樣的一些左派贊成“人民民主共和國”，溫和派如自由運動則提出要建立“民主伊斯蘭共和國”。霍梅尼既不贊成前者，也不贊成后者，他認為這些都是源自西方的思想，是對伊斯蘭的詆毀，在伊斯蘭共和國的前面加上民主或進步之類的形容詞，就是暗示伊斯蘭既不民主，也不進步。他主張“純粹伊斯蘭”的政治體制，堅持建立“伊斯蘭共和國”。

這絕不是單純名稱語義或修飾符號的爭論，而是反映了各個集團的意識形態主張，涉及各種政治力量、各個社會階層在新國家中的地位以及與這種地位相適應的基本政治體制，因而是一個需要經過各種政治力量進行較量才能解決的問題。

當局最后決定舉行公民投票來確定國名，但臨時革命政府準備的選票遭到了強烈質疑和指責。“你贊成伊斯蘭共和國還是君主制？”，這樣的選票措詞實際上沒有給予選民任何選擇余地，因為伊斯蘭革命已經打倒了君主制，選民在這樣的選票上只能選擇伊斯蘭共和國，很多人要求在決定未來政體問題上，應給予選民更多體制選擇。也有人認為，有關國名的公民投票應該在憲法起草之后進行，以便讓選民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投票。

盡管遭到這些批評，公民投票仍按預定計劃于1979年3月底舉行。在公民投票前，霍梅尼傲慢地向全國宣布：“不是‘伊朗共和國’，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國’，也不是‘伊朗民主伊斯蘭共和國’，只能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不能多一個字，也不能少一個字”。民主民族陣線、人民敢死隊以及一些少數民族團體對投票進行了抵制，但大部分團體還是參加了。

按照政府公布的投票結果，在超過1570萬選民中有98.2%的人贊成伊斯蘭共和國。4月1日，霍梅尼宣布安拉的政府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現：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誕生了，同時宣布4月1日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日。

5月底，霍梅尼重申伊朗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任何希望伊朗成為一個共和國、民主共和國或民主伊斯蘭共和國的人都是伊斯蘭和真主的敵人。

在6月5日紀念“六月起義”的講話中，霍梅尼將“六月起義”看作伊斯蘭運動的開端，他強硬警告知識分子，不要反對由真主授予權力統治國家的烏里瑪：

“那些沒有參加這一運動的人無權提出任何要求…誰在希望我們的伊斯蘭運動偏離伊斯蘭？…是清真寺開創了這一革命，是清真寺將這一運動領導到現在這樣…因此，哦，人民，保衛你們的清真寺吧。知識分子們，不要做西方化的、引進的知識分子，你們也來保衛清真寺吧。”

3、立憲之爭

在國名確定以后，為了澄清伊斯蘭共和國的確切含義，有必要制定一部新憲法來明確界定后國王時代的新秩序，而新憲法的起草引起了激烈爭論。一開始，因國內形勢不穩定，霍梅尼及其助手們在王權垮臺后沒有把這一問題立即攤開，以避免反國王力量的分裂。

1979年3月31日曾提出第一個憲法草案，該案考慮到一些政治力量（如一些烏里瑪和少數民族政黨領導人)的反對立場，并未將霍梅尼關于法基赫監護的政治思想包括在內。7月中旬，臨時革命政府公布了由革命事務部長薩哈比及其5名助手起草的第二個憲法草案，也沒有體現法基赫監護精神。

這部151條的憲法草案與1906年憲法極其相似，只是去掉了君主制內容，沒有給予烏里瑪或其他團體任何特殊領導地位。然而，它確實對烏里瑪做了妥協，計劃建立一個由5名教士、7名世俗律師組成的12人監護委員會，以確保所有立法符合伊斯蘭原則。

對這部憲法草案的反對之聲主要來自左派。人民敢死隊批評它沒有針對伊朗的“依賴性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似乎憲法是一個政黨方案；民主民族陣線譴責它忽視了自由和工人的罷工權力；人民圣戰者誹謗它沒有提出解散武裝部隊、廢除所有“帝國主義條約”、建立一個基于工人與農民委員會基礎上的體制。

伊斯蘭革命委員會、沙里亞特馬達里、民族陣線和自由運動都支持這一草案。霍梅尼也支持這一草案，只是要求收回給予婦女擔任法官和總統資格的內容。他建議草案可以直接提交全民公決，無需尚未建立的制憲會議審查，這可能是由于他擔心右翼力量能否取得對左派和溫和派的決定性勝利。

但溫和派比霍梅尼更擔心公民投票的結果，他們堅持應該成立一個200~600人的大制憲會議來審查并通過憲法草案，他們假定制憲會議的規模越大，被原教旨主義者控制的可能性越小。原教旨主義者敏銳地覺察到溫和派的意圖，因此拉夫桑賈尼警告溫和派正在自掘墳墓，因為一旦舉行選舉，狂熱的烏里瑪將贏得大多數并徹底修改憲法草案，“你們將會后悔自己的選擇”。6月底，霍梅尼在與沙里亞特馬達里會晤之后，宣布將組建一個73人的專家會議而非制憲大會來審議憲法草案。

在專家會議代表選舉期間，迄今尚未被原教旨主義者強調的法基赫監護原則成為一個全國性爭論話題。烏里瑪此時強調法基赫統治的原則，是對知識分子反對政府憲法草案的一種防海反應，是出于對烏里瑪可能再次被推到歷史角落的恐懼。這一爭論更加堅定了霍梅尼的原則立場—一“伊斯蘭革命是百分百伊斯蘭的，所以它的憲法也應該是伊斯蘭的”。現在，伊斯蘭共和黨將全力動員自己的力量為這一目標奮斗。

包括人民黨領袖塔巴尼在內的數百人參加了競爭。雖然民族陣線、穆斯林人民共和黨以及那些抵制3月公民投票的人拒絕參加專家會議選舉，但沒有人蓄意破壞這次選舉。

選舉結果令溫和派感到震驚，讓原教旨主義者備受鼓舞。在73席中，教職人員贏得45席，而在其余世俗專家中，有11人是伊斯蘭共和黨成員或其同情者。這一結果再次證明了伊斯蘭共和黨無與倫比的民眾動員能力。

8月中旬，臨時革命政府通過了新的新聞法，結束了6個月左右的新聞自由。新法律禁止那些在1963-1978年間與前政權合作者擁有或出版報紙，規定任何侮辱烏里瑪和伊斯蘭革命原則的人要受6個月到兩年監禁的處罰。一份重要的報紙《阿楊德甘》成為新的審查制度的第一個犧牲品，它被指控得到薩瓦克和以色列的大量財政資助。真主黨洗劫了該報編輯部，同時也攻擊民主民族陣線的總部，迫使人民敢死隊、人民圣戰者和人民黨從德黑蘭遷出總部。共有40多家報紙被封閉。

8月22日，也就是1953年政變后國王返回伊朗26周年那天，烏里瑪所控制的專家會議開幕。在開幕式的講話中，霍梅尼告訴他一手挑選的毛拉們，希望他們締造“一部百分之百伊斯蘭的憲法”。

8月25日，霍梅尼發表講話，不僅斥責庫爾德民主陣線，而且斥責民族陣線、世俗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為“西方的走狗”，不允許記者“以自由的名義陷人民于腐敗和淫亂之中”。在霍梅尼講話之后，伊斯蘭革命法庭檢察長阿亞圖拉庫米宣布將法庭審判“反革命活動”的范圍擴展到商業和工業領域。

霍梅尼還抓住1979年9月阿亞圖拉塔勒喀尼去世這一時機，宣傳建立烏里瑪統治的福音：“人們親吻塔勒喀尼的手是因為他是一名民主分子，或者是因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嗎？不！人們親吻他是因為他是神圣伊瑪目的代表，是先知的代表。”

專家會議本來受托在30天內審查臨時革命政府提交的憲法草案，結果卻于9月初通過了有關法基赫統治的條款，最終歷時兩個多月制訂出了一部與原先草案根本不同的憲法。

這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含12章（這可能象征著十二伊瑪目)，175條。它廢除了君主制，確立了一種獨特的法基赫監護制和總統共和制。憲法規定“伊朗政權的形式是伊斯蘭共和國”，這種制度的基礎是伊斯蘭信仰。

憲法特別強調，“一切主權和立法權屬于真主”，真主為人類立法，“所有…法律和法規都必須基于伊斯蘭準則”，“伊朗國教是伊斯蘭什葉派中的十二伊瑪目派”，“教士依據古蘭經和安拉的傳統發揮永恒的領導作用”。憲法同時稱，“正是真主使人類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人類的這種神圣權利無人能夠剝奪，也不附屬于特定個人或集團的既得利益”，人民通過伊斯蘭共和制“行使這種神圣的權利”。

根據憲法，人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和集會等自由，但不得違背“伊斯蘭的基本原則”和危害“伊斯蘭共和國的基礎”。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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