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5歲才知道我原來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

1976年12月24日深夜，臺北看守所里燈火慘白，一名囚犯被叫去提審。看守低聲嘟囔：“這次怕是過不了圣誕。”那人抬頭，冷冷回了一句：“早把生死想透了。”他就是陳明忠，時年四十七歲。

把時鐘撥回到1929年6月，高雄岡山，一戶地主人家添了男丁。彼時的臺灣已被日本統治三十四年，新生嬰兒在戶籍簿上登記了日式姓名，長輩盼他能穿帝國軍裝、騎白馬封將軍。幼年的陳明忠自然也信了這種“光榮夢想”。

殖民課堂不厭其煩地告訴孩子們：臺灣人=皇民。課堂外卻是另一套秩序——日本師生張口就是“清國奴”，拳腳隨時招呼。少年陳明忠憤得睡不著，卻搞不懂為何同為“皇民”待遇天差地別。

1944年春，他考進州立高雄中學。班里四十五人，日本學生占了大半。有一次他在操場上把一個頑劣的日籍同學打趴，對方回頭糾集十幾人群毆，并撂下一句：“可以動手，但你不許贏。”那股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讓他滿腔怒火卻抓不到源頭。

轉折來自一本小冊子——《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日文譯本被藏在圖書角，沒人在意。15歲的陳明忠翻到“民族自決”一節，恍然大悟：自己原來是中國人，而不是教科書里隨口拼貼的“臺灣皇民”。他合上書，自言自語：“原來如此。”

抗戰進入尾聲，日本急于補充炮灰，1945年1月開始在臺實施征兵。陳明忠被拉進軍中，穿上灰褪色的日軍制服。8月15日，日本天皇廣播終戰，他在營房后院聽到收音機里含糊的“停戰詔書”，心頭一輕：那件白馬將軍的幻影瞬間破滅。

1947年2月，一樁查煙私案引爆島內民變，史稱二二八。血腥鎮壓使許多青年認清國民黨并非想象中的“救星”。陳明忠趕回高雄，參加學生糾察隊，第一次把民族與階級問題連在一起。半年后，他秘密加入地下黨，誓言另辟出路。

風聲很快變冷。1950年初，臺北軍法處宣布破獲“大規模匪諜案”，上千名地下黨員被捕。陳明忠堅稱自己“僅是學生”，死咬口供，仍被判十年。熟人勸他：“簽了吧，留得青山在。”他只回一句：“青山不在，我也不想活。”

綠島、嚴峻、泰源……十年間他換了三處監獄。只能用破香煙紙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夜半傳閱。墻外浪潮如何誰也不清楚，墻里倒分出“極左”“修正”兩派為辯一句馬列原文吵得臉紅脖粗。缺書缺訊，卻激起拼命求知的狂熱。

1970年代，美日對華政策轉變，島內學生街頭運動抬頭。陳明忠獲釋三年便卷入黨外雜志、保釣座談，被情治單位盯上。1976年二次被捕，檢方指控他“籌劃經東南亞偷運武器”。槍決日期定在圣誕節前夜。就在那天，《紐約時報》整版出現“救援陳明忠”廣告，落款是一串旅美保釣學人姓名，蔣經國只得把死刑改成十五年。

刑求階段，他被吊在水管上十七小時，昏迷前聽到審訊官惱怒的質問：“你到底怕不怕死？”他咬破嘴唇擠出一句：“早決定死在這里，就不怕了。”后來同囚回憶，最讓人驚訝的不是他能撐住疼痛，而是他始終沒有供出任何名字。

1987年7月，臺灣宣布解嚴，尚在服刑的陳明忠獲準保外就醫。1990年終被允許出境，他直飛東京、紐約，登門感謝當年那份整版廣告的署名者。有意思的是，這些人里不少已淡出政治，他卻依舊在公開場合主張兩岸盡速統一，口吻斬釘截鐵。

如果說陳明忠的民族覺醒來得稍遲，他的妻子馮守娥則從小就被父親教育“咱是中國人”。1945年聽到日本投降，她與同學跑到街口敲鑼打鼓。她回憶說：“那天覺得天都亮了。”戰后，她在省立高雄女中任教，閱讀左翼期刊，常帶學生討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舊海報，為此吃過警備總部好幾次傳票。

二人相識于1950年代臺中的一場書會。馮守娥后來寫道：“他話不多，卻眼神倔，像一塊頑石。”此后漫長的牢獄生涯，他們靠每月一次的探監喊話維系感情。“明忠，家里都好！”——短短七個字，她一次不落喊了二百多回。

21年黑牢生活在身體里留下裂縫。老友探望時，發現他手背里植著十二顆鋼釘，是刑訊時軍棍敲碎的。可一提起讀書、談起祖國，他依舊沒完沒了：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出新版《資本論》，他請朋友跨海寄來，對照日文舊譯逐段勘訂，常通宵打燈。

2014年，八十五歲的陳明忠在臺北完成《革命進行到底》口述史，全書以時間為軸，細節瑣碎卻戒尺分明。有人問他這一生是否后悔，他擺擺手：“我認定的路，坎坷也要走完。”隨后又補一句，“只是怕時間不夠，看不到合龍那一天。”

2019年11月28日清晨，陳明忠病逝，終年九十歲。家里墻上掛著一幅對聯：上聯“丹心未泯萬山紅遍”，下聯“碧血已灑兩岸歸同”，橫批寫著“望斷天涯”。朋友去吊唁，看見桌上攤著泛黃的《三民主義》譯本，書脊處仍可辨認當年少年寫下的四個字——“我是中國人”。